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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对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的事，不仅他的一些部属反对，杨虎城也不赞成。本来，在联合抗日、共同发动西安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他们是观点一致、配合默契、合作得很好的。但在西安事变后，在如何解决西安事变、如何对待蒋介石以及要不要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和究竟送不送蒋等问题上，就有所不同了。有同志在论及此一问题时，曾提到端纳的评述，并作了如下的分析：“和平商谈结束后，达成了六项协议，关于是否让蒋介石在协议上签字，发生了分歧。曾参与解决西安事变的外国人端纳曾有这样一段评述：‘对于签字问题，张、杨之间也有争辩，张认为只要抗日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其它一切问题都是次要的，也不应再影响到主要目的。要迟放蒋只会使事情转到错误方面而背离原定目标。显然，张、杨在争辩时也失去耐心而彼此以尖锐字眼相加。张曾对杨等威胁说：‘如果不能政治解决，张某将独行其是。’”事实确是如此。对于如何处置蒋的问题，张、杨认识不尽相同。张果断，有胆量，对民族利益考虑居多，对自身后果考虑甚少，认为只要蒋答应联共抗日条件，就放他回南京，并且还拥护他当领袖。他以君子度小人，认为自己出以公心，不怕蒋报复，或蒋不会报复。杨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蒋出身流氓，从大革命以来的行动，充分暴露出蒋的阴险狠毒，认为稍有处理不当，必将招致残酷的打击报复，故不能轻易放蒋。纵然不使他丧命也要他失势。所以他有点倾向惩办蒋。但根据以后事态的发展，结果还是依照张学良的意志行事。可见，在关键时刻，在重要问题上，总是取决于张学良。”④至此，问题就很清楚了，张学良不仅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倡导者，也是贯彻实施这一方针的关键人物，那种认为南京送蒋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根本没有考虑到去南京后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的说法，则是缺乏根据的。张学良为了逼蒋抗日，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仅捉蒋、放蒋他均有周密的计划，就是自己亲自送蒋回南京，他也是早有考虑，早就决定了的。在目前看到的档案资料中，至少有两份确凿的资料，是足以对此作出证明的。其一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阎锡山致孔祥熙密电中就宣称：“顷汉卿派人（注：指李金洲）来晋，面称近来每天三次跪求介公采纳其主张，如蒙允准，彼情愿随公负荆请罪。”这里所谓“跪求介公”云云，显系耸人听闻之语，但“彼情愿随介公赴京请罪”则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信息，因为张学良对此事曾有所流露。其二是过去人们一直说，周恩来等同志对此是一无所知的，直到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去了飞机场，他才得悉此事，现在看，不对了，周恩来等不但知道，而且还对张学良进行过劝阻，这正象鱼汲胜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所说的：
２５日，周恩来、博古在联名签发的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宋（注：指宋子文）坚请我们信任他，他愿负全责去进行上述各项（注：指达成的协议），要蒋、宋（注：指宋美龄）今日即走。张亦同意并愿亲身送蒋走。
杨及我们对条件同意。我们只认为在走前还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并不同意蒋今天走、张去。但通知未到，张已亲送蒋、宋、宋飞往洛阳。”
这份电报证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不仅事先知道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宁，而且明确表态：不同意蒋２５日走，也不同意“张去”，“亲身送蒋走”。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等人肯定极力对张学良进行过耐心、善意的说服和劝阻工作。此其一。
证实此问题的第二条根据是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６日，周恩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回忆说：“我那时听说张送蒋走了，赶紧追到飞机场，想再劝阻不要去送，但我刚到飞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了。”这里的一个“再”字，决不会是随意脱口而出的。这个讲话恰好和二十年前的电报内容相吻合。
根据之三是：１９３８年７月２４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了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首席副代表博古。博古亲口说：“周尽了一切努力劝说张不要去南京。张去南京是他自己的决定，行前他未向正住在他家里的周和博古告别。”这一距西安事变仅一年多时间的回忆，应当是可信的。
在得知张学良决定送蒋以后，杨虎城对他进行过反复劝说和阻拦，均未奏效。
１２月２３日晚，应德田对他进行过忠恳的劝阻，可他听不进去。
２４日，孙铭九坚决劝阻他，也没有起作用。…………⑤
但他突然在１２月２５日下午就送蒋回南京，则是仓促决定的，当时他不仅未告诉周恩来，连身边的工作人员，甚至赵四小姐也是在他临走时才得知此事的。
在那种形势下，要亲自送蒋回南京，是令人担心的，也是没有人不反对的。
时任西北“剿总”机要科长的王中立提到这么一件事：
二十五日上午，我在新城联合办公室，隔窗望见张将军和总部办公厅副主任洪钫在杨虎城将军住的洋房外空地立谈，许久才散。过后我才知道谈的就是关于释蒋的事。听说洪当时向张将军陈述了意见，张将军总说：“是功是过，将来自有定评。”洪答：“从古至今，信史是不多见的。”也谈到不要送。张将军说：“我这次不去，南京以后总是要去的，就索性这次去。”⑥
很明显，张学良对于南京送蒋是有他的独特的考虑的，也是光明磊落的，这跟后来杨虎城欧游归国坚信蒋定会不计前嫌、尤其抗日反而蒙难一样，个人利害得失皆置之度外，这其实不正是张学良之所以为张学良，正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吗？但那时人们甚至就连赵四小姐对此并不理解啊！
“什么，今天就送委员长回南京？怎么走得这么急？原先不是说还要过几天才走吗？！”赵四小姐惊异地望着行色匆匆的张学良，这突如其来的决定，使她非常不安。
但张学良却镇静如常：“是的，是走得急了点，人家两夫妇都是基督徒，要回南京过圣诞节，我怎好拒绝呢？”
“啊，是这样，不过，”赵四小姐象突然想到了什么重要的问题似的提醒说：“这是大事，要慎重，这你跟周先生、杨主任他们商量过没有？”
张学良说：“以前商量过，不过提前走还没来及告诉周先生。”
“放他走可以，但你不能送他去南京！”
“啊，这为什么？”
“这太危险了，他会进行报复的。”
“不，霞，你放心，现在还不会。”张学良拉着赵四小姐的手，不无留恋地说。在平时，他对聪明的赵四小姐的意见是乐于倾听的，但现在他认为她显然是由于过分为他的安全担心，才极力阻拦的。实际问题并不是这么严重，既然委员长一再表示理解这一行动，赞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而宋氏姐妹也保证他的安全，用宋美龄的话来说，一到南京就让他返回西安，连一秒钟也不叫他多停呢，看来安全没问题，所以他把上述情况向赵四小姐作了介绍，仍执意要送。“不对，汉卿，这你就想错了。”赵四小姐焦虑不安地说，“你与委员长共事，时间不算短了，他对你究竟怎样？他的关心和信义在哪里？你过去被他利用，替他背黑锅，他用得着你时，把你奉为上宾，用不着你时，就把你一脚踢开，这你难道都忘了吗？你过去吃他的亏还少吗？至于宋氏姐妹的保证，可靠程度有多大，你比我清楚。”
“唔，是的，有这么回事。”张学良若有所思地说，“不过，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他是想帮我点忙的，问题是……唉！”
赵四小姐认为张学良有时过于看重哥们义气那一套，同时在待人接物方面又往往比较天真的这些老毛病又犯了，所以严肃地说：“汉卿，我总觉得，放他回去，是为了合作抗日，这你是做得对的，但送蒋，还要送到南京，就太冒险了。过去，凤至大姐也常说，你有时比我们还天真，这可不好呀。把别人想得太坏，是不好的，但把别人想得太好，也会给自己带来不幸。你不要忘记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别看在这里说得好听，到了南京，那就会是另一副面孔了。再说，南京的亲日派，还有什么十三太保之类，也是惹不起的，到了那里，就算委员长对你不加追究，这些人会放过你吗？”
“嗯，这倒是个问题，是必须留心的。”张学良似乎有点动心了，但他想了想，还是豪迈地把大氅往身上一披，依依不舍地说：“霞，你的好心，我知道，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你的顾虑，你的分析，我觉得也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怕难相从，因这事早先委员长夫妇就跟我谈过，我是答应了的，怎好食言呢！此去南京，是有一定的风险，不过，为了顾全他的面子，为了团结抗日，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利益，我也就顾不了这许多啦。好，再见吧，请多珍重，不要为我担心，我会很快回来的！”
“不，汉卿，你不能去！你不能去！”赵四小姐急得直流眼泪，拉着张学良的大氅不放。张学良是在一种惜别和悲壮的气氛中匆匆下楼登车离开公馆的。
但事有凑巧，张学良的汽车刚驶出大门不远，就碰见了特意前来找他的杨虎城。因为事先张学良曾给他打过电话，因他当时不在家，所以事情也未谈成，现在看到他来了，张学良连忙停车说：“唉，你可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哩！”“是嘛，说曹操曹操就到，不过，我可不是曹孟德啊！”杨虎城风趣地说：“刚才我出去了，回来听说你找我，就急忙赶来了，究竟啥事呀？”
“委员长要走了，走，快到机场去给他送行吧！”“怎么，他要走？！”关于放蒋的事，前几天张学良同他谈过，但什么时候放蒋，却未最后确定，现在听说蒋介石今天就要回南京，十分惊讶：“这是不是太性急了些？不是说还要研究一下吗？”
“是的，原来是这么考虑的。”张学良不无忧虑地说：“可后来情况有变，主要是看他对达成的协议只作口头保证，不肯签字，许多人不放心。有人说，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没有可靠的保证，他休想离开西安；也有些高级将领连夜联名给宋子文写信，提出协议必须签字，中央军必须撤往潼关以东，否则就是你我同意，他们也誓死反对。这你是知道的。蒋委员长被我们扣住以后，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