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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原来如此，要打马回营了！”
“是呀，今天一大早就把我找去，跟我‘磨’了半天呢！”张学良无可奈何地说，“唉，虎城兄，实在对不起，这事来得太仓促，没来得及同你商量。不过，事已至此，也只好来个顺水推舟，放他回南京去过圣诞节了，虔诚的基督教徒嘛，那能留得住，再说，夜长梦多，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也不好交代呀！”
“啊，你是说，有人还想再搞个二次西安事变吗？我看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有些高级将领虽然那么说，可只要有我们俩在，想必他们也不敢乱来。”杨虎城与张学良在联共抗日、果断进行兵谏等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对蒋介石的认识和如何放蒋问题上，则存在分歧。由于他毕竟年岁大一些，经历的艰难险阻要更多一些，所以没有切实可靠的保证，他是不同意放蒋的。他当即劝道：“你刚才说的对，这次我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搞兵谏的，很不容易呀。捉也好，放也好，都要计划周密，既然他还在耍滑头，不签字，我们就不能让他走啊！”“不让他走？”张学良面有难色地说：“这很难办，因为谈判已经结束，协议也已经达成，放蒋是几方都同意了的，你原先不是也赞同放他走吗？怎么又改变主意了呢？”“不，我没有改变主意，”杨虎城马上说，“对放蒋我是赞同的，但如何放法，却必须慎重考虑。”
张学良完全理解杨虎城的顾虑，因为几天来这种对放蒋有异议、甚至坚决反对的意见，他都听到不少，但由于他担心日久多变，想早日体面地放蒋，使事态不再扩大；另方面，任侠好义和一种对蒋和南京势态的比较乐观的估计，致使他在没有与周恩来、杨虎城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就决定放蒋了。现在看到杨虎城心存疑虑，就想尽量说服他，总觉得别人气度小，目光不够远大，而他是站得高，看得远，是有战略眼光的，所以他很自信地说：“虎城兄，你的担心，不无道理。不过我看问题不大吧，他既然接受了我们提出的条件，又一再表示要以人格担保，俗话说，君子一言为定，我认为这就够了。要知道，他不是小孩子，也不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而是堂堂委员长，难道还会言而无信吗？能够签字，有个凭据，当然很好，但他若不讲信义，就是签了字，协议不是照样可以撕毁吗？所以签字不签字不过是个形式，不必过于拘泥。是的，麻痹轻敌是危险的，但把敌情看得过于严重，变得谨小慎微，杞人忧天，也非上策啊！”
“不，我不这样看。”杨虎城对张学良是尊重的，但看他如此大意，还自以为高明，他的担心就更加重了，所以不得不再次诚恳劝告：“如果你认为这是胆小怕事，那就错了。张副司令，我想我们都不要忘记，蒋是在上海滩的交易所里泡过的，为人如何，你不是不了解，我看无妨这么说，中国的军阀，包括我们在内，都对付不了他，这次他虽然吃了点亏，可他不会算完的，有多少比我们力量强大得多的军阀，不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吗？照我看，能够称得上是他的敌手的，恐怕只有共产党。所谓‘人格担保’云云，不过是一句空话，怎么一句‘人格担保’，就能信以为真呢！”
但张学良的主意已定，象一般意志坚强、很有魄力的人所常有的那种一往无前的精神一样，凡是他认准了的事，总是不顾一切要干到底的，所以不管别人怎么劝，他都很难再听进去，反而象满有把握地说：“不，虎城兄，委员长不是那种言必信、行必果的人，这我知道，现在放他，并且还由我亲自送他回南京，这有一定的危险性，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但从目前短时期内看，他还不会这么快就进行报复。这次，我们虽然有点胆大妄为，对他多有冒犯，可还是把他作为领袖看待，并始终注意他的人身安全呀！现在放他走，并由我陪送他回南京，这一方面表明好汉作事好汉当，我们是光明正大的，用不着躲躲藏藏；另方面，也是为他撑面子，为了以后更好地合作共事，这也有利于团结抗日嘛。当然，不送也是可以的，但我想我们既然敢捉，也就敢放，既然敢放，也就敢送，既然南京总是要去的，那么，迟去就不如早去，你说我考虑的有没有道理呢？”
“你的考虑，也许是有道理的，不过……”
“没关系，你放心，”张学良神态自若地说：“想要我为他挽回点面子，这是他们早就提出，我也同意了的。他们一再表示，送到南京，就让我回西安，决不留难，所以我想过不了几天我就能够回来。在我离陕期间，你多偏劳一下。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
“难道一天也不能缓了，今天非走不可吗？”
“是的，不能缓了。”张学良虽然面有难色，依然坚持他的意见，“不瞒你说，现在不走不行啦，硬把他留在这里，一方是死活不肯签字，一方是不签字就不放行，形成顶牛，对立情绪严重，发展下去，不知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到那时反而不好收拾。所以，我决心让他早走。我们不要小家子气，要拿得起，放得下，我们以后还要同他打交道，还要拥护他作领袖，所以不能再为难他，这不是软弱，这是留有余地，是讲究策略！”说到这里，他看了看表，不等杨虎城答话，又紧忙地说：“啊，时间不早了，他们可能正等着我们陪他们去机场呢，我们该去了。”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杨虎城对放蒋和送蒋仍然有很大的保留，因为他过去同蒋就有些矛盾，又搞了这次事变，蒋是不会放过他的。但既然多数人主张放蒋，他为顾全大局，不坚持己见；特别是张学良对他的信任和真诚，使他深受感动，他还能再说什么呢？他叹了口气，让司机掉转车头，紧跟着张学良的汽车疾驶而去。
这是一个阴沉沉的午后，虽然没有雨雪，但阳光早被铅块般的云层遮住了，不消说，这绝不是个理想的飞行天气。但在半月前被别人打了个人仰马翻的蒋介石，这时已顾不了这许多，只要放他走，别说阴天下雨，就是下刀子，他也要照飞不误呀！
委员长一行来到之前，机场上早有几千学生和市民在等候。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认为是为送蒋而特地组织的，实际不是，他们是来欢迎预定来西安的抗日将领傅作义将军的，与送蒋无关，而且他们也不知道蒋今天就回南京；张学良也将陪同前往南京，更是料想不到的，所以都沉默无语，深为少帅的安全担心。
不一会，蒋介石一行抵达机场。车门开处，一个头戴呢帽、身穿深色长袍的瘦高个子的五十多岁的人在人们的搀扶下，从汽车里颠颠巍巍地钻了出来，这就是蒋介石。他原来是想悄悄地走，不让外人知道，甚至陕西军政官员的送行，他也主张全免了。现在看到机场上聚集了这么多的人，不禁大惊，以为是，西安的各界群众看他不肯在商定的协议上签字，特来机场示威，阻止他返回南京的，所以顷刻间脸色大变，心也咚咚地乱跳。但他仔细看了看，群众秩序井然，也没有发表演说或呼口号的，虽然表情冷漠，却不象示威，也没有什么非礼的行动，这才稍稍平静了些，心想，既然不是反对我，那大概是来欢送我回南京的吧，所以在他那瘦削的脸庞上，竟露出一丝尴尬的微笑。他缓缓前行，向站在靠近飞机的一小批官员点头，同他们握手。他还特地走到杨虎城跟前，握着他的手，显得极其诚挚地说：“虎城，你们提的那些条件，我全答应，全答应，并以‘领袖的人格’来保证实现，请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余个人负责。”说着，他还悲天悯人地把已达成的六项协议又结结巴巴地重述了一遍，仿佛生怕杨虎城一声令下，机场上几千群众就会象潮水般向他冲过来，他要回南京过圣诞节的美梦就会烟灭灰飞似的。
英武豪爽、神态自若、身披大氅、内着将校服的少帅过来了，他与杨虎城等亲密同僚匆匆话别，将一纸亲笔手书交到杨虎城手里，那上面写的是：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即于学忠）指挥。
此致
何、王、缪
董各军
各师长
张学良
廿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即日
蒋介石由宋美龄等搀扶着，匆忙登上飞机，腾空而去。张学良从容不迫地环顾四周，带着显然有些依恋之情，向站在远处不免为他的安全捏着一把冷汗的群众挥了挥手，即转身紧走几步登上了自己的座机，也向东飞去。两架飞机将首先飞往洛阳。这时，在云层背后的太阳已经西斜，大约是下午四点多钟。
对于很快就要放蒋和张学良可能要送蒋回南京，周恩来是察觉了的，并曾向党中央作了报告，但情况如此急转直下，张学良甚至没有同他说一声，就匆匆忙忙陪送蒋介石回南京了，这是使他很感意外的。本来“周恩来二十四日半夜接到中共中央关于放蒋条件的指示复电，内容是：一、国民党政府宣布国内和平，与民更始，蒋介石也发表同样内容的宣言。二、全部中央军分别向豫绥两省撤退。三、部分释放爱国分子与共产党员。其中第一项是关键，只要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作了公开正面表示，就是承认西安三方面的合法地位，蒋介石也不好轻易反悔。周恩来接到电报，还没来得及与张学良商量，张学良已经陪蒋介石回南京”⑦了，实在遗憾得很。
那天，张学良离开金家巷不久，孙铭九就得知张、杨二将军去机场送蒋的消息，他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这个紧急情况。张学良对周恩来是敬重的，他对他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艰苦卓绝的工作，是怀着由衷的敬佩和感激之情的。但他也总认为，他们此次举事虽带有一定的军事阴谋的性质，可却完全是为了抗日，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最高准则的，也关系着国民党的兴亡绝续，而绝非出于私利，或欲与谁去争一日之短长，因而觉得踏实，心安理得。而对于蒋介石会背信弃义，对他们进行报复这一点，却估计不足。周恩来曾对他多次相劝，让他不要对蒋介石抱很大的希望，特别是对他的阴险多加提防。可是，他有点忠言逆耳，未加重视，加之蒋的回宁提前了，事出仓卒，所以未与周恩来再作协商，现在周恩来得知此事，也不禁一惊，不无责备地说：“这么重要的事，为什么不早点报告？”孙说：“我以为他同你们商量过的，他走也没有告诉我啊！”另据张学良的副官张沛汉谈，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５日下午，当蒋介石回南京去机场时，“周恩来来到了张公馆，只有我在家值班。他进屋后，十分着急地说：‘张将军要送蒋先生回南京，我马上到机场去，劝阻张先生不要去南京。’我们来到车库，要了一台车，就驶向机场。
“周恩来几次让司机快点开，车子几乎飞了起来。车中，有周总理、我和他的一个随行人员，周总理对我说：‘这么大的事情，张将军事前一点也没有和我说（这显然指的是提前放蒋——引者）。我们无论如何要劝他不要去。’可是已经晚了，车子到机场时，蒋介石专机的螺旋桨已经转动了。在回来的路上，周恩来沉默不语，心情十分沉重。”⑧
第二天，“周恩来在长安县礼堂向东北军的军、师、团长讲了话。他脸色严肃，语调深沉，他说：‘革命的同志们，换一句话说，就是亲密的战友们，我马上就要回陕北啦。张将军送蒋先生回南京，同志们大多数还不知道，昨天走的，张将军就可能要晚回来。……同志们，你们要记住，你们有个朋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张将军回来之前，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来找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对你们负完全责任。’周总理的讲话，深深打动每个人的心。他的语音一落，立刻就响起了掌声。”⑨
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的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对于它在停止内战、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成功地实现了由国内阶级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动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这方面，可以说是举世公认，对国内外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来说，是没有什么异议的。但对于张、杨两将军的评价，对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的南京送蒋等问题的看法却不尽相同，如张、杨两将军的行动，明明是出于爱国的赤诚，善良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