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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看看，西游游，好象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实际上蒋介石派来的特务随之左右，监视甚严。一次，傅学文、赵一荻守在门外，高声谈着家常，屋里，张学良看左右无人，就对邵力子说：‘老大哥，我亲送委员长回京，是为了恢复委员长的威信。……委员长若是放我回去，表示特别宽大，岂非千古美谈！不料，……唉，我要抗日，何罪之有？’悒郁，愤怒之情，溢于言表。邵力子夫妇，理解他，同情他，但无法安慰他。当时，谁也摸不清蒋介石的心思，更未料到他会终生监禁张学良。”⑾
那时，为防止张学良逃走或有人前来劫狱，国民党当局在中旅社四周这么一个弹丸之地，竟派遣了几十个特务，还有一个连的武装宪兵，真可谓岗哨密布，如临大敌，戒备之严，实属罕见。
说到这里，有必要把当局多年来是怎样幽禁张学良的这一世人关注的问题，根据部分知情者的回忆，作一些披露，也好让人们看看张学良究竟是怎样被“优待”的。
原来，张学良自从在南京受审、判刑、复又被赦免、但却必须“严加管束”后，便从此销声匿迹了。他是怎样被严管的？都关在什么地方？又是怎样熬过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涯的？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难解的谜。是的，他没有戴刑具，也没做苦役，可他过的却是无可置疑的囚徒生活，他活动的空间是比一般犯人大一些，但却是“划地为牢”，并不是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活动范围是有严格限制的。不妨这样说，对他的关押是表面宽松，如那时军统局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视机构，连名字都动听得很，竟美其名曰“张学良先生招待所”呢！实际是防卫森严，处处戒备的。那时，对张学良的幽禁由军统局负责，是戴笠亲自掌握的。抗战胜利后，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了，这个“招待所”就由蒋介石直接控制，是从不松懈的。如在雪窦山时，他的住室、饭厅、前后院门都有人监视，“旅行社门口有武装宪兵，还放有步哨。雪窦山山麓修有一座亭子，名曰‘入山亭’，是登上雪窦山的唯一要道。在这里派有宪兵一班人，配合特务队四个警卫，一方面放哨，一方面对前来登山的游客进行盘查。只要有人上山，马上用电话通知山上，好叫山上加强戒备。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游客众多的雪窦山，就逐渐冷落了。”⑿
张学良的囚禁之地是常常变换的，但对他的看管却始终很严，不管到了哪里，也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般都是层层设防，至少设立三道封锁线，实在是用心良苦。如第一道封锁线多由特务队担负，他们共有三十多人，全由军统特务组成，下分若干小组，组有组长，队有队长、队附。队长一职较稳定，长时间是由刘乙光担任；副队长常常变换。三十多岁，矮敦敦的个头，凶狠狡猾的刘乙光是湖南郴州人，早年他曾在浙江警官学校任教官，后任复兴社（军统局前身）特务处特务队长，是个所谓绝对忠于职守的特务。国民党的特务对结婚是有严格限制的，但他却倍受青睐，不但结了婚，还一直把老婆孩子带在身边。多年以来，他就是靠着这点本事，居然加官晋级，平步青云，一个当年仅仅是个小小的中尉的小军官，在不长的时间内，竟爬上了少将专员的宝座，其对张学良看管之严、“保护”（戴笠语）功勋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道封锁线是一个连的武装宪兵，他们的职责是站岗放哨，日夜戒备，原本也是比较固定的，但因为有一次，张学良在雪窦寺遇到了麻烦，被蒋介石得知，宪兵连很快便被调换，从此这第二道防线的部队就经常变更了。当然，当局之所以这么小心提防，与怕他们同张学良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会受影响，也不无关系。关于此事的起因和经过，在邵池翊的《雪窦寺囚禁轶闻》中有介绍。文内还谈了蒋经国在雪窦山与张学良的几次会见呢。他告诉我们：
一九三七年四月底，蒋经国由苏联携妻蒋方良、子蒋孝文回国。在南京晋谒父亲蒋介石后，即返溪口视亲生母亲毛氏夫人。五月初，登雪窦山游览，住在妙高台蒋介石的一幢三层别墅内。知道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将军住在雪窦山上中国旅行社内，就经过队长刘乙光的允许，偕妻子蒋方良到中国旅行社以子侄辈称呼谒见张学良将军（因蒋介石和张学良曾经结拜为兄弟，蒋经国理所当然为子侄辈）。蒋经国刚从苏联归来，目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对张学良将军的抗日爱国思想和行动非常钦佩。张学良将军与蒋经国的谈话中，主要是勉励蒋经国归来后，一定要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做好工作。相见时，刘乙光始终在旁不离，连张学良将军夫妇请蒋经国夫妇午餐时也不例外。在山上蒋经国与张将军先后见了三次面，耽搁四日蒋经国夫妇就下山了。
雪窦寺自驻宪兵后，就不准善男信女烧香拜佛及做佛事。但到了八月初，“西安事变”中在西安华清池为保卫蒋介石（蒋孝先实际是在临潼华清池捉蒋之前，在他乘汽车由西安返回华清池的途中被捕，并由于他曾经镇压过学生运动，有民愤，而在部分官兵没有请示张学良的情况下将他处死的，他没有参加华清池“保卫蒋介石”的战斗——笔者）被打死的侍从室少将侍卫长蒋孝先的夫人，带了一个同时被打死的蒋姓侍卫的遗孀，在雪窦寺大做佛事七天，超渡亡灵。因为蒋孝先是黄埔一期生，又系蒋家皇亲，故先已得到队长刘乙光的特别允许，驻在寺内的宪兵更无权阻止。佛事的规模相当庞大，在大雄宝殿内，十斤重的红烛高烧，撞钟击鼓，叩鱼敲磬，雪窦寺三十多名和尚，斜披袈沙，合什念经，一改平日肃静冷漠气象。张学良将军听到钟鼓木鱼声，和尚念经声，出于好奇，由中国旅行社到雪窦寺看看。哪知刚进庙走到大雄宝殿前的平台阶上，就被蒋孝先的夫人看见，她冲到张学良将军面前，哭哭啼啼要张将军赔他丈夫的性命，而且用手扯住张将军的衣服不放。随行的队附许歆和特工人员束手无策，又不便前去强拉。雪窦寺内驻的宪兵不少，也没人敢近前，张学良将军温和地对蒋孝先夫人说：“人死了不能复生，这一场佛事由我出资来超度。”并立即叫李副官回去拿五百元钱来交给雪窦寺和尚，才算解决。事后，刘乙光即电报蒋介石，诿过于宪兵，说宪兵没有防范好，才出了事。当下蒋介石电令宪兵司令谷正伦，立即派一连宪兵到雪窦寺调防。宪兵第八团第七连在南昌奉到电令后，在二日内赶到雪窦寺，将原来担任警戒任务的宪兵第八团特务连调回南昌（宪兵第八团特务连长陆文康，浙江永康人，中央军校七期毕业，原于一九三七年一月，随蒋介石回溪口休养担任警卫。四月蒋介石返回南京，张学良将军由南京迁雪窦山管束，就由该连担任警戒任务）。⒀
关于张学良出资“超度”蒋孝先这场风波，夏明曦还有新的补充，他说：
……一天夜里，蒋孝先的妻子袁静芝在寺里做佛事超度丈夫亡灵，张学良碰巧来到大雄宝殿观看。袁静芝见来者气宇轩昂，仪态不凡，便问知客僧这人是谁？和尚告诉她：是张学良。袁静芝听了顿时怒火中烧，一把揪住张的长袍衣角，一边哭，一边嚷，非要他赔她的丈夫不可。张学良被闹得摸不着头脑，忙问知客僧是怎么一回事。和尚见事情尬尴，只得骗张说：“她是一个疯子，是蒋孝先的妻子。她说，她丈夫被你的部下打死了，现在要你还他的丈夫来。”张学良听后笑着说：“人死了，哪能活，我也没办法。我看这样吧，她的这堂佛事费用，全由我来付清。”张学良替袁静芝偿付了超度蒋孝先亡灵的道场费用，这场风波始告平息。
解放后，袁静芝随女儿由溪口搬到宁波居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曾任宁波市政协委员，直到去世之前，对祖国统一的大业至为关切。她在生前提及上述往事时，对于张学良将军当年那种豁达的气度，犹为之念念不已。⒁
在第二道封锁区域内，张学良可以出来走一走，但不能越过划定的范围，外人也绝不允许接近这个严密警戒的营垒。他们对张学良囚禁的地点是时常变换的。具体地址的选择，也都是煞费苦心的，他们不住大城市，连一般的小县城也很少光顾，而是专门选择人烟稀少之处，所以不是钻山沟，就是住到渺无人迹的深山古寺里头。这不是因为他们好静或爱好风光名胜，而是因为他们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总不愿让人知道；另方面，也是因为这样可以避开一切干扰，使警戒万无一失。
第三道封锁线，一般是在住的时间较长的地方搞。这便是派遣特务去充当囚禁张学良地区的地方官员，如县长、乡长、保警队副之类，以利于军政配合，在防范方面更加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他们还指派特务，参与地方上的通讯联络工作，控制电台，作为他们与军统局随时进行联络之用。
如此层层设防，禁锢得密不透风，犹不满足，还从精神上折磨他。据说张学良需要闭门读书，静以思过，所以还特地为他请了一位姓步的前清老进士，天天上山摇头晃脑地来给他“上课”，给他讲解四书五经，论说三纲五常。对这些老古董，对这种死气沉沉的说教，张学良实在厌烦，几次想“逃学”，可因为他是“奉命读书”，是委座的“关怀”，他怎能不奉陪如仪、洗耳恭听呢？
后来，张学良实在不愿学，陪他听课的特务也如坐针毡，不知听云，也巴不得早点“结业”，这位老先生倒还知趣，看到学生不欢迎，就来了个一去不回，这才算把张学良“解放”了。
据舜祁在《张学良在溪口的日子》里谈，中旅社的钱经理是个厚道人，他敬佩张学良将军的人品，所以在他被软禁在雪窦山这个时期，他对他在饮食起居等各方面都尽量提供方便，多方关照，他每次到上海等地办事，就帮张学良买些他需要的东西，有时还充当邮差，悄悄地为他传递信息。时间长了，张学良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常对经理说：“你这么一个小旅行社，给我包下来，怎么过得去啊！”钱经理却不在乎，也总是乐呵呵地说：“没关系，有人付钱，你放心住着好了。”张学良还是于心不忍，有一次，又谈到此事，经理还是用上面的话作答，张学良却不同意了，并提出了他自己想盖房子的设想：“钱经理，我反复想过了，既然我短时间走不了，长期住旅行社，也不是办法，这样吧。我给你一笔钱，你在附近另给我造一幢房子！”说罢，拿出五百英镑，交给钱经理。钱经理起初有点犹豫，后来看他是诚心诚意真的要盖房，就在附近一个叫水涧岩的地方，给他建造了三间结实的楼房。房子竣工后，张学良提出搬迁，却被当局拒绝了。对此，他愤慨地说：“不搬也罢，我死也死在这里了！”⒂
搬迁的受阻，使他的痛苦更为加深了。为幽禁他一人，当局竟如此兴师动众，如临大敌，而他则不能越雷池半步，这哪里还是什么管束，明明是把他作为十恶不赦的罪犯在进行漫无止境的监禁，使他一辈子过着不死不活的囚徒生活，以泄私愤，这难道还不是明摆着的现实吗？
但后来，当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普遍展开时，张学良的情绪才渐渐有些好转。有一天，他甚至还一反常态，显得异常兴奋和激动呢。钱经理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特别谈到：平常他总是在房间吃饭，那天他特地到餐厅就餐，并豪迈地对大家说：“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收复失地，以雪国耻，就是全国人民的抗日，现在这一天终于被我等到了，以后我即使死在这里，也心甘情愿了！”⒃
又过了一段时间，中旅社厨房突然起火，因这里没有水源，无法抢救，不到一小时，旅社房屋全被焚毁，张学良和那些监管人员只得移居雪窦寺内暂住。不久，日军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溪口已不是安全的地方，所以当局很快便下令搬迁，向西开拔了。
不过，对于中旅社的失火原因，在那时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多所猜测，议论纷纷，正如溪口张明镐所说的：“有人说，因张学良不愿久留山居，故意放火；亦有人说，个人被辱软禁，不愿留下这个历史污点，故意引火灭迹。其实这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揣测之词，不能置信。”⒄那末，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据他说，原来，“奉化山民传统习惯，逢时逢节都要做些土制点心。是年农厉八月十六日，张学良出外闲逛，看到农民在吃米制发酵馒头，打听一下，才知道是当地人过节的习俗。而他一时好奇，回到别墅后，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