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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狗开始咬起来，一只狗咬，满村的狗都齐声应和。看来，敌人已经下了山梁，进入川道，眼看就要接近村子了。
杨干大这时有了主意。他叫杨作新将那件学生服脱下来，让他穿上，又从杨作新眼睛上摘下眼镜，戴在自己的眼睛上。衣服穿上后，长是长了点，不过还凑合，眼镜戴上后，却天晕地转的，这是副近视镜，杨干大只好把它卸下来，握在手里。
那些匪兵们已经下了川道，这个空儿，杨家窑院发生的事情，他们看不见了。杨家一家，来到院子，院子里有几个空着的粮食囤，杨干大叫杨作新掀起一块盖囤的石板，钻进囤里，然后将石板盖严。干完这些后，他给杨家母女，嘱咐了两句，就头上搭了顶草帽，猫着腰，下了畔，穿过村子，向后庄方向奔去。
杨干大前脚刚走，敌人后脚就到了。秃子带路，敌人直扑杨作新的窑洞。窑洞里没有，就奔正窑，正窑里也扑了个空，就又奔到那个用做牲口圈的偏窑里。窑里驴已经没有了，满架的鸡，懒得还没有下架，这时候，扑扑棱棱，尖叫着飞出来，窑院里登时乱了。
杨蛾子在正窑里，踢踢踏踏地拉风匣，低着头。杨干妈坐在炕边，正在捡米，准备下锅。
敌人把三孔窑，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见杨作新的影子，就问杨干妈。杨干妈答道：儿子上肤施城去了，大家都知道；他根本就没有回来，这么个大活人，哪里藏得住他。敌人又问杨干大哪里去了，杨干妈说，一早就下地去了，受苦人，还能到哪里去。敌人见杨干妈的口封得严严实实，那保安团长，便将目光投向秃子。
“日怪！”秃子摸着头说：“那杨作新肯定是回来了，那天我见过。就是刚才，咱们在山梁上那会儿，我也瞅见，从偏窑里跑到正窑里的，好像是他，阳光一照，眼镜片儿一闪一闪的。”
秃子重转回到杨作新住的窑里，翻腾了一阵，从炕洞里掏出两本书，其中一本正是《共产党宣言》，当年杜先生送给杨作新的那本。秃子得了书，喜滋滋地跑出来。摇晃着书说：“你看，我说回来了，你们不信，还有杨作新写的读书笔记，上面有时间，就是这几天哩！”
保安团长拿过书来，翻了翻，这回他是彻底相信了。他冷笑了两声，对匪兵们说：“搜！从杨家开始，挨门挨户地搜，我不相信，吴儿堡就这么几个土窑窑，那杨作新能藏在哪里！”说完，他朝院子里打量了一下，示意几个匪兵去搜羊圈，几个匪兵去搜那粮食囤子。
窑里的杨干妈，这时披散着头发，从窑里一扑跑了出来。她一把解开红裤带，脱成了精尻子，然后呐喊着：乡亲们快来呀，杨家要出人命了，保安团大天白日，糟踏妇女了。一边喊着，一边像个疯子一样，在地上打滚，裤子吊在小腿上，她也不顾。
滚了几滚，滚到了保安团长的脚下，伸手抱住了那条扎着裹缠的腿，死死不放。保安团长踢了两脚，也没能将她踢开。
杨蛾子见了母亲这样，走到窑门口，一手扶着门框嘴里喊着“妈妈”。她这时候只会哭。
那些奉命去搜索羊圈和囤子的匪兵，见了这场景，都停住了脚步。
保安团长让他们照旧去搜查，不要管这娘儿们的“耍黑皮”。他觉得这婆姨这么不顾面皮地撒泼，是一种心虚的表现。
窑院里发生的一切，躲在囤子里的杨作新都看到了。他几次真想直起身子，揭开石板，走出来，可是理智告诉他，不能出来，亲人们之所以这样做，都是为了他不被敌人抓去，他如果出来了，他对亲人无法交代。
杨作新在囤子里，又气又怕，哆嗦得厉害。这个囤子，是一个陈年老囤，囤里有一窝老鼠。老鼠早就算计好，新粮该入囤了，因此赶在新粮入囤前，抱了一窝儿子。这时的杨作新，不小心踩在老鼠身上，于是一窝老鼠，吱吱吱地叫起来。还有一只眼睛也没有睁开的小老鼠，从囤缝里钻出来，跑到了外面。
老鼠的叫声，那两个匪兵没有听到，因为杨干妈正在嚎叫，可是这只钻出囤子的小老鼠，他们看到了。他们觉得很稀罕，继而觉得这个囤子很可疑，就将注意力，放在这个囤子上，慢慢地围拢来，端起刺刀，拉开架势，要往这囤子里刺。
正在这时，秃子突然站在畔上，大声地叫喊起来：“那不是杨作新！那不是杨作新！”
听到喊声，匪兵们停了下来。就连杨干妈，也一愣丁，停止了嚎叫。那保安团长，顺势抽出自己的脚，来到了畔上。保安团长顺着秃子手指的方向，搭眼一望。果然，有个人，正在通往后庄的山梁上，一颠一颠地跑着。
那人戴一顶草帽，穿一件庄稼人从来不穿的学生服。他在跑的途中，停顿了一下，朝杨家窑院望了望，正如秃子所说，那人戴着眼镜，在望的时候，眼镜片儿正对着这边，阳光下一闪一闪的，像个镜子。
“哈哈哈，这叫敲山镇虎，拨草寻蛇，咱们刚一开始搜查，杨作新见躲不住，就想揭瓦了。拿枪来！”保安团长说着，从一个士兵手里，接过步枪。他立在畔上，细细地瞄了一阵。只听“啪”的一声，接着，窑院里传来一阵欢呼声。
“打中了！打中了！”匪兵们喊道。
喊完，他们一窝蜂似的向后庄方向跑去。
随着乱糟糟的脚步声、呐喊声渐渐远去，杨家窑院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
蛾子跑过来，捡起裤带，递给母亲。杨干妈接过裤带，一边提裤子，一边往畔上走。她往远处眺了一下，对蛾子说：赶快叫你哥，现在走正是时候！
杨作新揭开石板，从囤子里探身出来。他走到母亲跟前，“扑通”一声跪下来，叫一声：“妈，我欠你的债，该怎么还清。”
杨干妈说：都到了啥时候了，还说这些没有用的话，杨家就你这一条根，到咱手里断了香烟，我们将来见了祖先，也没个交代。她要杨作新快跑，趁敌人往后庄方向跑了，他这时往前庄方向跑，捡一条命要紧。
“那我大呢？”杨作新问。
杨干妈不言传。杨作新顺着母亲的目光，往后庄方向一看，只见黄蜡蜡的山梁上，杨干大一颠一颠，像一只被打伤翅膀的鹰，中了枪子的兔子，正艰难地向山顶攀着。
“不要管你大！你是个孝子，就快跑！”杨干妈说。
杨作新不忍心走。
杨干妈捡起一把扫地的笤帚，来打杨作新，要他快跑。
“大呀！”杨作新叫了一声，扭头要跑。
杨蛾子赶过来，她从家里拿了些馍，放在褡裢里，让哥哥背上。
话分两头，不说杨作新接了褡裢，顺着川道，大步流星地赶路，却说那一群匪兵，追出村子，见前边的那个人，上到山梁上以后，离了道路，径直向山顶奔去。那人明显地受了伤，拖着一条腿跑。一个匪兵要举枪瞄准，保安团长制止住了，说要抓活的。
那人上了山顶，摇晃了两下，便不见了。黄土地上，斑斑点点，一路血迹。匪兵们顺着血迹，追到山顶，站定。只见山上的那边，是一面更为陡峭的山坡，那人顺着山势，一直滚了下去，现在落在了半山腰的一个平台上。匪兵们在山顶，捡到了那副眼镜，眼镜断了一条腿，保安团长觉得这洋玩意还不错，就装到自己的口袋里。
匪兵们吆喝着，分成几拨，接近了平台上的那个人。只见那人蜷曲在那里，浑身是血，一顶草帽，将头遮得严严实实。围定以后，一个匪兵大着胆子，用枪刺挑了一下草帽。草帽掀开，匪兵们都愣住了，只见那人少说也有五六十岁光景，头上一头灰白头发，缺血的脸皱得像个老核桃，他枯瘦的手，正捂着大腿上那个枪眼，枪眼里大约血已经流完了，现在正冒着血沫子。这哪里是杨作新呀！
秃子认出了这是杨干大。见了这血肉模糊的情景，他害怕了，直往人背后躲，一边躲一边说：上当了！上当了！
保安团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眼前的情景，大约也使他有了些感慨，他没有说话，捡起了帽子，重新给杨干大盖上，然后挥了挥手，命令士兵们回身。
回到杨家院子里，那杨作新早已不知去向，匪兵们于是抓了几只鸡，回去复命了。
临走时，秃子抓住保安团长的衣襟，要那一百块大洋的赏钱。保安团长一挥手，打开了秃子的手，他说：人连个面都没有碰到，还谈什么赏钱，害得弟兄们起五更熬半夜，跑断了两条腿，来抓什么共产党，不寻你秃子的事，就算便宜了你。说着挥了挥手，命团丁们开拔。
秃子眼睁睁地看着一群老虎皮走了，没了辙，他转过身子，对窑院站着的两个女人说，咱们的事情还没完，四十块大洋还得要，你们等着。说完，听到吴儿堡庄子里，已经有了聒噪声，匪兵们一走，乡亲们敢出头了。秃子怕再耽搁下去吃亏，就尾随着保安团跑了。
这时候，乡亲们已经围上来了。杨干妈软成一摊，不能动弹，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她抬进了窑里。杨干妈说：别管我，蛾子，快，快领上乡亲们去后山上，寻你大！
后山上有个放羊的，叫“憨憨”。当年，这群村子里伙养的羊，就是杨作新放的。杨作新上学后，放羊铲留给了“憨憨”。“憨憨”的名字叫“憨憨”，实际上人也不憨。这时候，放羊的憨憨见羊围着一样东西，围成一圈，死死不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个人，是杨干大，就丢了放羊铲，背起杨干大，翻过山，下了村子。
当天晚上，在杨家正窑里，杨干大说了一夜胡话，天快亮时，断了气。正像那首著名的陕北民歌说的那样：月亮落了还有一口气，太阳出来照尸体。
杨干大糊涂了一夜，临死前却猛然眼神发亮，异样地精明起来。对着守在自己身边的两个女人，他说，他对不起她们，他欠她们的债。他说，他答应过婆姨，那三面接口石窑的事，但是，看来是说下空话了，这事将来得告诉杨作新，让他圈，还有，他说他对不住蛾子，他害了娃娃，他让杨干妈将来告诉杨作新，要他好好地招呼妹妹，踏摸准了，给蛾子物色一户人家。最后，杨干大感慨地说：杨作新虽然不是一个孝子，但他是一个闹世事的人，乱江山的人，杨家人老几辈，还没有这么个成龙变虎的人物，没想到在他手里出了。想到这一点，他很满足。
说完以后，杨干大就双腿一蹬，咽了气。随后，一个女人尖厉的声音，一个女人嘶哑的声音，好像二部合唱，一声接一声，划破了这陕北高原沉沉的夜空。吴儿堡的人们，听到哭声，都知道杨干大死了，老人们噙着眼泪说：他这下好了，不用再受苦了！
一千九百二十七年之后，形势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并且将武装斗争形式，作为以后一段为期不短的时期的头等任务。在陕北地区，亦是如此。遵照上级的指示，革命从合法斗争转入地下，由配合协助国民党巩固政权转为开展独立的武装斗争，以夺取政权为斗争目的。
其实，早在一九二六年，在陕北，就有一支由共产党人控制的队伍。带兵人叫谢子长，安定县枣树坪人，太原兵学院毕业，他在家乡先担任安定县民团团总，继而将这支队伍改变成分，成为一支革命武装。到了一九二七年之后，有个陕北籍黄埔军校的毕业生、共产党员刘志丹，也回到家乡，拉起武装。刘家是当地的一家富户，刘志丹瞒着父亲，动用家产，置办枪支，招募人员。有一则笑话，说是刘志丹动员他家的两个长工参加红军游击队，两个长工问，参加游击队有什么好处？刘志丹说，欠地主老财的债，就不用还了。原来这两个长工，正是欠了刘家的债，来揽活顶工的。听了刘志丹的话，他们说，那我们欠你家的债，也不用还了？刘志丹回答：那当然！长工听了，于是跟上刘志丹跑了，参加红军游击队去了。气得刘志丹的父亲在家里害了一场病。
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曾称这两位陕北红军领袖人物为现代罗宾汉。
刘谢二位，各领一支队伍，互为犄角，形成了共产党人在陕北的武装割据局面。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在国民党的四面围击下，连遭败绩。于是，他们只好带着中坚分子，利用国民党军队内的各种派系和自己的一些旧关系，四处躲藏，并伺机再树旗帜。一九二九年，两军联合行动，并有陕西境内的其他各路武装力量参加，组织了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左右江起义后，西北地区最大的一次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这就是“渭华暴动”。渭华暴动失败后，两人各带残部，重返陕北，直到一九三○年前后，才各自巩固了一块根据地，并拥有了相当规模的武装。刘志丹领导的这块，叫陕北根据地，首府设在永宁山；谢子长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