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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在他领导下走上他所坚信的革命道路的山区人民中间死去。他葬在瓦窑堡，苏区把红色中国的一个县份改名志丹县来纪念他。
“在保安，我看到了他的妻子和遗孤，一个六岁的美丽的小男孩①。红军为他特地裁制了一套军服；他束着军官的皮带，帽檐上有颗红星。他得到那里人人的疼爱，像个小元帅一样，对他的‘土匪’父亲极感自豪。
“但是，虽然西北这些苏区是围绕着刘志丹这个人物发展壮大的，但不是刘志丹，而是生活条件本身产生了他的人民这个震天撼地的运动。”
斯诺先生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居高临下、准确生动地概括了陕北高原那一段历史。如果说要给他的缜密的叙述稍作补充的话，那么我们应当补充进去谢子长之死这个事件。谢子长将军是与刘志丹齐名的陕北红军创始者和指挥者之一，他死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一九三四年国民党的一次围剿中，他在河口战役中负了重伤，由于没有药物治疗，只好用南瓜瓤儿贴在伤口上。他在死前曾与刘志丹见过一面。谢子长死后，正如苏区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来纪念刘志丹将军一样，苏区将陕北的另一个县安定县改名子长县，来纪念这位杰出的革命者。
如果还需要稍作补充的话，那就是刘志丹及其属下在那次所谓的肃反斗争中，所受到的迫害较之斯诺先生所说，更为严重。陕北红军中团以上干部，几乎全被活埋，刘志丹和一些高级将领，则被关在瓦窑堡，已经挖好了大坑，准备埋他，多亏毛泽东周恩来派人及时赶到，高喊一声“刀下留人”。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说那些机会主义者派人送来了逮捕刘志丹的命令，送信的人不知道信的内容是什么，结果把信送到了刘志丹手里。忠诚的刘志丹看完信后，自动让人把自己绑在马上，前往瓦窑堡。如果说，事情发展到“退到保安窑洞里去发闷气了”的程度时就足以使人觉得既可笑又奇怪，那么，如果事实本身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的话，则更是令人对刘志丹将军的做法困惑不解了。然而，这个事情的本身，却也显示了刘志丹将军的高贵气质和对革命的愚忠般的虔诚。在这个二十世纪的陕北人物身上，凝聚了那个时代的革命者的许多特征。
还需要对叙述订正一点的是，刘志丹膝下，是个美丽的小女孩，而不是男孩。也许她自己曾希望她成为一个男孩，好像父亲那样驰骋沙场，但是遗憾的是她确实是个女孩。她的光荣的名字叫刘力贞。
“江西上来了一群老共产党，一人一杆乌焰钢”，这首陕北民歌最初由与甘肃交界的吴起镇唱起，接着高一声低一声地弥漫了整个陕北高原，从而揭开了陕北高原一段划时代的历史，也揭开了中国革命一段划时代的历史，从而使杨作新及其他的领导和同志们在先前所从事的一地一域的斗争，有了直接的全国性的意义，从而使这块人迹罕至的高原，有整整一十三年的时间，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同样的，从而使这部描述中国这块特殊地域的世纪史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成了一部中国革命的世纪史。
这个经典世纪的经典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经典地点是吴起镇。在高原，那已经是个有些寒气的日子了，那天天有点阴，我们知道，那天的晚上，吴起镇下了一场初雪。作为南方人的毛泽东，作为长途跋涉刚刚在这里落脚的毛泽东，阅历已经使他见过了不少落雪的日子和积雪的大地，然而，当雪纷纷扬扬地落下来的时候，当积雪笼盖起这被斯诺先生认为是“疯神捏就的世界，抽象派的写生画”的高原地貌时，那雄伟的气象，仍给他以极大的震撼，加之，在飘飘白雪中，在吴起镇这个落雪的夜晚以及翌日玫瑰色的高原黎明，那个气质不凡的陕北人杨先生始终陪伴着他，作为陕北红军的联络员，喋喋不休地向他讲述着陕北，讲述着当前的斗争，讲述着诸如黄帝陵、扶苏陵、蒙恬陵、隋炀帝美水泉、杜甫鄜州羌村、赫连台、镇北台等等高原辉煌的历史陈迹，诸如此类，亦不能不给他的踌躇满腹的胸怀以激荡。这些思想和感情恰好与眼底的雪联系在了一起，于是雪升华为意象，一年以后，在陕北的另一个地方，在倥偬的战争之间隙，在一个高高的山峁上注视北国原野、沉吟良久后，他回到了他下榻的清涧袁家村，在房东黑白氏的暖窑里，在黑寿山学习写字用的那张炕桌上，写下了那首直抒胸臆、雄视古今的泱泱大作：《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驱（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吴起镇是个只有六户半人家的小村子，坐落在一个半里宽的川道上，浑浊的洛河水自川道中间匆匆流过。它的地名可以令人想起遥远年代的当地驻军大将吴起，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它更多地留给人们印象的，是一个荒凉偏僻的小镇，通往边关路上换马的驿站，《走西口》歌儿中那种“住店你住大店，莫要住小店”的行人小店。
这一天，从子午岭方向，顺着蜿蜒的黄土山路，走来了一支络绎不绝的队伍。他们衣衫褴褛，有的没有穿裤子，有的打着赤脚，而那些穿着衣服的士兵，他们的衣服也是千疮百孔，补丁累累。这些补丁是由男人粗笨的手匆匆连缀上去的，补丁的颜色不同，质地不同，也许是来自松潘地区的一片绵毡，也许是来自回民地区的一块白布；补丁累累，遮盖了军服原来的颜色。吴起镇是陕北最为贫困的地区了，这些士兵们的服饰较当地农民却还要差些。当第一拨人马在远远的头道梁子出现的时候，就引起了当地哨兵的注意，这条死气沉沉的道路通常是很少人迹的，他们最初以为这是一支迎亲或送女的队伍，他们是从服饰上这样判断的。接着，随着队伍渐渐走近，随着后边那不断涌来的、仿佛没有尽头的长阵，他们明白自己的判断错了。因为这群人中没有唢呐声和花轿，还因为随着视野的接近，他们看见了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钢枪。这支身份不明的庞大队伍突然进入陕北高原，令哨兵吃了一惊。这里已经是刘志丹治下的陕甘边苏区了。苏维埃哨兵见状，立即搬倒了消息树，于是，消息立即传到了陕北红军驻地永宁山。
庞大队伍的先头部队在吴起镇停下。镇上的人已经跑光，队伍围住了一孔挂着吴起镇苏维埃主席团招牌的窑洞。看着牌子，抚摸着牌子，疲惫的士兵们有不少人哭出声来。“我们到家了！”他们喊道。队伍好容易从村里，找了个没有来得及跑的老乡，他们告诉老乡说，他们是红军，明白吗，红军！———走过漫长道路的中央红军。说话的人也许是湖南人，也许是湖北人，他把“红”字的音念成了“丰”字。陕北老乡不知道“丰军”这个名词，他很害怕，摇了摇头。“红军呀！”队伍中的人急了，有人指着自己头顶的红五星，还有人提到毛泽东这个名字。老乡这回明白了，是自己的队伍来了，不是张学良杨虎城，不是井岳秀，更不是马回回，而是红军呀！他先前听公家人谈论过神奇的毛泽东，这时又认出了士兵们头上的红星，于是他一个蹦子，攀上了吴起镇旁边的大山，扯开嗓子喊道：“红军来了！中央红军来了！老共产党来了！”喊着喊着，喊声变成了歌声———“江西上来了一群老共产党，一人一杆乌焰钢！”“毛泽东，势力重，麾下领着百万兵！”喊声起处，四面的崖娃娃一齐回响。
坦白地讲，在中央红军由甘入陕的这漫漫长途的最后一站中，有不少红军士兵没有熬到吴起镇，他们由于饥饿和寒冷，倒毙在了路旁，还有一部分掉队的红军士兵，被当地老乡在半路上，用镢头打下了山崖。老乡们不知道这是什么队伍，他们看中了士兵手中的枪支和背上的大烟土。由于缺乏给养，许多红军士兵的背上，除了枪支以外，都背着一包路途上收购来或没收来的大烟土，用做解决粮饷时以物易物的交换品。
在这庞大队伍的中间，有一副单架。单架上抬着正在患病的毛泽东。他面色浮肿，目光忧郁。他大约有半年光景没有理发了吧，零乱的头发掩住了脖颈。他的面孔由于营养不良而显得异常消瘦、苍白，下巴很尖，下巴上的痣很明显，两只双眼皮的大眼睛也显得大得出奇。他在长征中有大量的时间是在单架上度过的，长龙般的队伍用脚步在行动，而他却是用思想在行动，极度的艰难困苦，随时都有陷入灭顶之灾的可能，再加上层出不穷的党内斗争，从而令这个系天下安危于一身的他，在这一年的行旅中，锤炼了意志，消磨掉了身上最后一丝书生气，成为一个讲究实际的、最了解中国国情的革命者，一个令一切政敌都不寒而栗的权术家和铁腕人物，一个以无限的爱心热爱他的事业和他的人民的人，一个在未来的岁月里将改变中国命运、改变世界进程的领袖，一个无可争议的中国革命之父。
鬼使神差，历史把这一次再造神州的殊荣，给了陕北高原，给了这块黄土地，给了这片轩辕本土。斯诺先生当年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奇妙的巧合，他说，这块高原以及毗邻地区，曾经是中华民族最早发祥的地方，“中国最近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共产主义运动，竟然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决定中国的命运，不可不谓恰当”。
按照传统的说法，毛泽东本人是一个法家，而按照同样的说法，陕北高原是一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方。所以在这块剽悍而豪迈的高原上，毛泽东如鱼得水，深厚的大文化沉淀层有利于张扬他的个性，而有异于其他任何地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有助于他独立思考的完成。从这一点来说，毛泽东的踏入陕北高原，也许是一种天意。
他下了单架，他撩起有些浑浊的洛河水，拍在自己发烫的前额上。然后，他命令随行人员架起电台，给尚在四十里外、处于中军位置的彭德怀司令员发报，告诉彭他同美髯公周恩来，已率前军，进入陕北苏区的门户吴起镇，命令彭就地扎营，部队走路太多，务必注意给养，休整部队，并注意游击来犯敌人。末了，请彭于第二日来吴起镇议事，彭部暂交叶剑英指挥。
尔后，他久久地站立在山坡上、他的那孔临时用做办公室兼寝室的窑洞门口，以忧郁的目光，注视着苍茫的陕北群山。一个一个像大馍馍一样的山头，奇形怪状，拥拥挤挤，向他压来，田地里的几根稀疏的庄稼已经收割，光秃秃的山城、山梁、沟壑，呈现出一片黄色或褐色，风从鄂尔多斯高原方向吹来，夹杂着沙砾和黄尘，掠过空寂荒落的山野，吹动他的有些破旧的衣服，和头上的长发。尽管行进在陕甘道上的时候，尽管在通渭河畔捡到了那张国民党的旧报纸，知道了刘志丹和陕北苏区的消息，从而决定在这里落脚的时候，他已经对这贫瘠与荒凉的李自成的故乡，有了心理上的准备，但是，眼前的一切仍然使他吃惊。面对这样的地形地貌，面对这一方人类之群的生活图景，不久以后到达这里的斯诺先生曾说，“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简直是一种奇迹”，虽然作为农民的儿子的毛泽东，他不至于发出那样的布尔乔亚式的惊叹，但他毕竟在这注望的一刻，有些惊讶了的。那时，他对究竟能不能在这里站住脚，还持怀疑态度，即便是在见到刘志丹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仍然将精锐的三五九旅，驻扎在吴起镇以北的三边地区，作为侧翼，并在三边建立一个特区，一旦在陕北高原不能立脚，就经三边而达内蒙、外蒙———三边是一条退路。他那时候纵然有再丰富的想象力，也不会料到，他的一生的最辉煌的一段时间，他所从事的事业的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将在这重重叠叠的大山中度过，将在这土挖的窑洞、砖箍的窑洞、石砌的窑洞中展开，他的千秋霸业（准确地讲是阶级的千秋伟业）实际上是在这个金黄色的祭坛上奠基的。他在这里整整生活了十二年又四个月零四天，刨去去重庆谈判的七天，一共四千四百九十七天，占去了他生命的几乎六分之一的时间，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当他从陕北高原的另一面吴堡县（有理由相信此处的吴堡，亦是“匈奴高筑吴儿堡”时诸多的“吴儿堡”之一，只是为了适应现代生活的节奏，它在本世纪缩写成现名）川口，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后，他站在黄河东岸，满怀感慨、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