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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杨作新已离开肤施城，前往九江庐山去了。小姑子结婚，这是一桩大事，荞麦便领着杨岸乡，回了趟吴儿堡，算是代表杨作新，来行这个门户。她拿出攒下的一点钱，交给杨老太太。杨老太太说，钱花到明处吧，你去请一路唢呐，吹一吹，也叫村上人知道，这班唢呐，是哥哥为蛾子叫的，人家迎亲送女，都要有唢呐接迎，蛾子没这个福分，那么就骑上毛驴，让唢呐手跟着，在村子里转上一趟吧！婚礼过罢，荞麦领着杨岸乡，也就回肤施城去了，不提。
婚事就这样办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件叫人高兴的事，杨蛾子的事情，总算有了着落。
在那孔杨作新的偏窑里，杨蛾子和赵连胜，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如果可怜的杨蛾子知道，她将为这一个月，付出一生的代价，或者说这一个月的时间，挥霍了她一生的快乐的话，那么，她将要好好地享受这一个月，使用这一个月。
洋溢在杨蛾子身上的那种宛如鲜花怒放般的激情，在新婚之后，反而平息了下来。个中原因，当然不是杨蛾子和赵连胜之间，有了什么隔阂，而是好心眼的杨蛾子 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看到赵连胜的伤情，经过这一段日子的折腾，非但不见好转，反而有些发炎，她心疼她的男人。自从将自己交给这个男人的那一天起，她也就开始承担起这个男人的痛苦了。
一个月以后，部队医生来这里探视伤兵的伤势。看了伤口，医生吃了一惊。他原来以为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静养，伤兵已经好得差不多了。现在，看见那个像一颗红桃子一样的伤口，医生认为，需要马上进医院治疗，甚至不惜冒着危险，送这个伤兵去国民党占领区去；医生显然忽视了结婚这个原因，而坚持认为，一定是伤口里，还有没有取出来的弹片或杂物。
杨老太太的担心，不幸变成了现实。而作为杨蛾子来说，我们知道，从最初的接触时开始，她就预感到将来会有这样一个结局。然而，怎么说呢？事情毕竟来得太突然了，太急促了，突然和急促得叫我们的杨蛾子，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窑里的空气突然紧张起来。吃饭的时候，三个人都默默不语，伤兵想找一点笑话说说，但是，三个人，包括他自己在内，谁也笑不起来。伤兵说，他这只是出去治疗，治好以后，他还会回来看蛾子的，如果蛾子愿意，他可以把她带出去工作，如今部队里和地方上，都有不少女同志。
那匹高头大马，还有随着高头大马的那两个警卫员，出现在了吴儿堡的川道上。
明天早上，伤兵就要离开吴儿堡了，这是他与蛾子的最后一夜。天气这时候已经很热了，因此，他们坐在窑院的砬盘上纳凉，一直到夜半更深。四周布满了凉意。这是他们彼此走近的地方，这是杨蛾子为他的心上人，唱那个《大女子要汉》的酸曲的地方。
为了打破这难堪的沉默，伤兵为杨蛾子唱起了，他新从蛾子口中学来的陕北民歌。他唱哪一首都可以，但是，他不该唱下面这首，这是那些没有法律约束，以“交朋友”的形式联系感情的情人们，在分别时唱的。伤兵的这首离别曲，为他们的未来作了预言。
———擦一根洋火点上一袋烟，
这回走了得几天？
———叫一声妹妹不要问，
这回走了没远近！
这是一对野合的情人在一问一答。没有杨蛾子的配合，所以这一问一答，是伤兵一个人唱完的。唱完以后，看见杨蛾子脸色登时煞白，两道眼泪刷刷地流下来了，伤兵才知道这个酸曲是唱错了。
这天晚上，气氛再也没能回转过来。最后，他们两个回到了偏窑里。
第二天太阳冒红的时候，伤兵要走了。杨蛾子逮了家里一只老母鸡，用牛笼嘴装了，塞到伤兵手里。她扶着伤兵的马镫，一直送了二里多路。“不管你回来不回来，我都会等你的！”杨蛾子对伤兵说。
一碗凉水一张纸，
谁卖良心谁先死！
当伤兵走了很远的时候，还听见他的后边，传来一阵阵这样的信天游。他扭头望去，看见杨蛾子站在高高的山峁上，在有些凄凉地吟唱着，就像那些一代一代的陕北妇女，送丈夫走西口的情景一样。
伤兵抹了一把眼泪，扬了扬手。这时，他像记起什么似的，拨转马头，又回来了。
伤兵走到杨蛾子跟前，从上衣口袋里，掏出那只怀表，递给了杨蛾子。杨蛾子不要，她说：“你领兵打仗，要它哩！”但是伤兵还是固执地将怀表塞到杨蛾子手里，然后拨转马头，急速地驰去了。川道上扬起一股尘烟。
杨作新在九江庐山，参加了半个月训练班，听头顶光光的蒋介石，训了一次话；回程的路上，又用了半个月，当他回到肤施城的时候，正好是伤兵离开吴儿堡的那一天。
其实，杨作新离开肤施城的这些日子，肤施城早就传开了，说杨作新只身单人，下了陕北，去投国民党。这话一传十，十传百，不由你不信。加之，杨作新走得急促，接到通知后，他只匆匆地到单位上告了一个假，回到家里，又给荞麦母子，“能”了一回。许多的人突然发现肤施城里少了个活跃人物，又不知道他哪里去了，所以听了这个谣言，也就只有相信的份儿。
杨作新回到西安后，搭乘一辆国民党的军车，到了红白交界的界子河。军车停了，于是到老乡家里，租了一只毛驴，直奔肤施。多日不见，他比先前似乎洒脱了许多，一身质地良好的织贡呢长衫，一副金丝眼镜，一根文明拐，江南的水土好，他的脸色也光亮圆润了许多，粗粗一看，一副大文人的样子。
肤施城里的熟人，见了杨作新，有的像瞧稀罕一样，远远地瞅着他，有的瞅见他的影子，便躲开了。杨作新见了，有些纳闷，不知道在他离开肤施的这些天，城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出了一次远门，见识了一场大世面，此刻正是踌躇满志，春风得意，因此也来不及细想，就匆匆地进了七里铺，穿过南关街，上了南门坡，回到家中。
杨作新前脚刚迈进家门，后脚就跟来了边区保安处的人，传杨作新到边区保安处问话。杨作新说，容他歇一歇，吃上顿饭，再去吧！来人却说，事情紧急，拉完话以后，再回来吃饭不迟。杨作新见说，以为有什么紧要公事，需要他调解处理，于是一撩长衫，跟上来人走了。
杨作新这一去，也就再没有回来。他被关在边区保安处的临时监狱里，整整关押了一年，直到一年后，头撞墙壁，自尽而死。
边区保安处，设在省立肤施中学院内（也就是杨作新的母校），占了院子的一部分房间。关押杨作新的地方，是一孔窑洞。窑洞里支了一张床，放着一张桌和一把椅子，八五八书房门口有两个哨兵把门。来人将杨作新领到窑洞门口，交给哨兵，对杨作新说，要他静养一段时间，闭门思过，将自己变节自首的有关问题，写成书面材料，老老实实地向组织交代。说完，又对哨兵安顿了几句，便扬长而去了。
杨作新听了这话，宛如晴天霹雳，登时就呆在那里了。待他清醒过来，就要去撵那来人时，哨兵拦住了他，把他推进窑里，然后把窑门锁上了。
“这一定是个误会！这一定是个误会！”被反锁在窑里的杨作新，起劲地摇晃着门，一个劲地喊道。直喊到精疲力竭了，见没有人搭理他，于是便颓然地躺在了床上。
杨作新认为，这一定是个误会。他认为，只要有人传讯他，到了给他讲话的机会，他三言两语，就能把事情讲清的。所以最初的一段日子，他一直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传讯。他的内心十分狂躁，但是表面上不失风度。说来可笑，他这时候不是担心自己的生死，而是担心放出来以后，见了他的那些同僚们，见了那些习惯于评头品足的中学小学教师们，他的脸往哪里搁。
杨岸乡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被关在这里，妈妈的民间故事告诉他，只有老虎才被关进笼子里的。他请教杨作新，杨作新羞于回答儿子的问题，他告诉儿子说，他是好人，关他的人也是好人，世界很复杂，好人和好人之间，有时也会产生误会，不过，误会总会消除的，到时候，他就自由了。三岁的杨岸乡，当然不明白这些曲曲弯弯的道理，他只觉得父亲不能和他在一起了，这令他很伤心。“咱们回家，盛到咱家窑里去。晚上妈妈光哭，哭得怕死我了！”杨岸乡拉着父亲的衣襟，将他往外拽。
这时候，哨兵出来干涉了。杨作新怕吓着了孩子，于是斥责了哨兵两句，然后好言相劝，将杨岸乡哄得不哭了，又对荞麦使了个眼色，要她带孩子快走。荞麦母子走后，窑门又啪地一声锁上了。
外边在轰轰烈烈地闹世事，可是自己被关在窑里，死活动弹不得。杨作新觉得自己真窝囊。他急于想知道外边的情况，可是自从他被关起来后，便断绝了和同志们的往来（关于这一点，上级给哨兵专门做了安顿）。他能见到的，只有荞麦，可是荞麦一个家庭妇女、妇道人家，又能懂得些什么；她不在圈儿里，她仅仅能将街上看热闹看到的一些事情，合①给杨作新听。
三个月头上，仍然不见有人来传讯。杨作新的心情，现在算是平静了一些。他这时候才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场误会，这桩事情的背后，有着更为复杂和深刻的背景。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在长期的禁闭中，精神崩溃，他用毛笔，在一张白麻纸上，整冠沐手，写下了“慎独”两个字，贴在墙上。
整天待在窑里，闲着无事，又不能出去，于是，杨作新央两位哨兵，到学校的藏书楼，为他借一些古书来。哨兵在请示了不知什么人以后，同意了，于是从藏书楼里，借来了不少古书。
那些侠客义士的故事，早在杨作新上吴儿堡前庄小学的时候，就读过了，而且由于与说书人瞎子的交流，那些精彩的段落能记得滚瓜烂熟。现在，在这样的情势下，重读它，回想起自己少年时的慷慨悲壮和豪情大志，杨作新的心中，自然十分感慨。他一边读书，一边回忆着自己的一生，想起杜先生，想起黑大头，想起永宁山岁月，他觉得自己这一生，过得还不错，像个男人处事，对得起天地鬼神良心。
除了读这些古书以外，他还要荞麦，将家里那本《共产党宣言》拿来。这本书，是当年杜先生送他的。
一提到杜先生这个话题，杜先生临死前那一幕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而他亡命出肤施时，在北城门口，面对杜先生时的那一段思考又回到了心中。是的，作为这一代人来说，作为杨作新来说，他们选择了共产主义，把马克思列宁的主张作为拯救百年积弱的中华民族、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阶梯和最终目标。他们只能这样选择。共产主义给这场东方革命以理论指导和行动纲领。共产主义给这个被各种绳索捆绑得奄奄一息的古老民族，注入了一股强大的生命力，使它犹如凤凰再生。人类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行程，人类还将有漫长的行程需要继续行走，不管这个摇撼整个旧世界根基的共产主义运动，将来的前景如何，命运如何，胜利或者失败，短暂的风行或者垂之久远，那些在这个过程中，为之奋斗过的人们，可歌可泣的业绩，它永远值得纪念，它有资格写进人类文明史那些辉煌的和最重要的篇章中，它是人类在寻找最合理的社会秩序和生存环境的斗争中，一次伟大而豪迈的尝试和实践。
有一阵陕北民歌的声音，从街上通过窗户传进来，传到杨作新的耳边。真正的拦羊嗓子回牛声，并且夹杂着骡子或毛驴的铃铛声，他们正唱着歌颂毛泽东的歌子。这是一溜一串从陕北高原北部地带，迁移下来开垦荒山的移民们在唱。他们在路上唱出的这个移民调《骑白马》，一些日子后，将由几位专业音乐工作者整理，易名《东方红》，先在陕北唱出，继而传遍整个中国大地。
“羊群走路靠头羊。”杨作新想。自从在吴起镇，在洛河畔那个荒凉的小山坳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后，杨作新便对这个非凡人物，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毛泽东身上那种像石头一样坚硬的意志力，令他折服，而毛泽东身上那种超然不群的伟人意识和非凡魅力，也使他着迷。对于长征以及长征以前的许多事情，他不甚了解，但是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的这一些日子，由于他曾经经历了许多重要的事情，他明白，毛泽东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的领袖。只有他具有这种凝聚力和号召力，一场革命，如果不产生出来公认的领袖，那么，它将是一盘散沙，一群乌合之众，它是不可能干成任何事情的。当然，这是一个领袖群体，但是非凡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