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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经理说：“这种情形使推销员非常沮丧，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该不该再去推销一次。但是我们克服了这个困难，因为我们发现中国人是诚实的民族。在试讲大会中，我们宣布，有兴趣报告参加卡耐基课程的人，就请接受会后开始上课用的书，结果真正要参加的人都拿了书，而其他的人就都不拿。如此一来就不必勉强没兴趣的人说出'不要'，也就保住了推销员的面子。”
不过，日本的情形又大不相同。参加卡耐基训练的人，大多数都是各公司从职员中选送来的。在日本，公司就象父亲一样，非常注意职员的发展。卡耐基课程对推展他们的业务来说，已经占着非常重要的份量，日本大多数重要的公司，都派遣各阶层的员工来接受卡耐基班的训练。他们和卡耐基课程主持人签订年度合约，以保证他们的人确实能够参加训练。
日本的卡耐基课程通常在好几个月以前，就已经登记满额了。为了使不在公司工作的人也能够参加，每期都保留一小部分名额，供其他大众申请。不过，申请这些空额的人，都要经过主持人法兰克仔细的审核。
法兰克以前在芝加哥州立大学旅馆管理学院读书的时候，参加了卡耐基班的课程，印象非常深刻，他认为应该在日本开办这种班。几年之后，他写信给卡耐基机构国际总部，建议他们在他的祖国日本开办卡耐基课程。这封信转给了最靠近日本的夏威夷卡耐基课程的主持人艾德温·惠特罗，他先与法兰克连络，稍后又亲自到东京去拜访法兰克，商量法兰克能不能加入惠特罗的组织，在日本推展和教授卡耐基课程。法兰克当时身任旅馆管理的顾问，事业很成功，不愿意放弃事业，从头开创另一种新事业，同时，他认为自己还没有做好从事这项冒险事业的准备。八个月之后，经过慎重的考虑，他决定参加在日本开办卡耐基课程的计划。
法兰克现在有十二名教师，日语、英语都说得很好，其中只有一位不是日本人。这个非日本人的教师是美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一名官员，日语当然也说得很流利。１９７５年美国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国务聊访问日本的时候，经过这位官员的安排，所有卡耐基课程的教师都参加了美国大使馆的欢迎会。
世界各国设立的卡耐基课程，大部分的教师都能说很好的英语，但是有些地区的教师训练还得使用当地的语言。由于大部分的教师训练员除了英语之外，其他语言说得并不很流利，因此需要翻译。卡耐基机构的一名教师训练员尼克·赖桑特已球游世界好几次，到各地训练卡耐基课程的教师。他讲了通过翻译来沟通复杂观念所产生的奇特感觉，“巴黎卡耐基课程的主持人吉拉德·韦恩和他的同事吉博特·乔丹担任翻译，讨论的时候，我必须等候翻译，而不能对询问做出直接反应，起初觉得很是分神。不过，一旦我习惯了这种情况之后，却进行得出乎意料的顺利，而那次会议也成为最有收获的一次。”
在某些国家，学员从很远的地方赶到教室来上课。如在澳洲，学员开自己的飞机从偏远的牧羊场赶到墨尔本或其他的大城市来上课也是常事。在小的市镇，人数不足于开班，他们就租一辆马车到邻近的城市去参加卡耐基课程。
而在另一些国家，经济成了问题。某些地区，低收入人口太多，没有能力缴付学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卡耐基课程主持人想尽办法促使各公司行号为他们的职员负担部分或全部学费。英国利兹市的卡耐基课程主持人史坦利·衣博曾报告说，当地政府为了鼓励官员接受训练，特别成立资助成人教育的委员会，学员能完成成人教育的，政府就补助百分之五十的学费。
极为欢迎卡耐基课程的另一个国家是冰岛。冰岛主持人康拉康·艾多生，在１９７６年１月９日为庆祝参加卡耐基机构十周年，特别举办一次晚餐舞会，邀请差不多三百名他的毕业学员参加，贵宾中有冰岛内阁的一名成员，他说卡耐基课程对冰岛极有帮助，很多冰岛政府和商界领袖都是卡耐基课程的毕业学员，其中包括一位前任总统和多位内阁阁员。
艾多生主持的卡耐基课程中，百分之九十五的学员是通过毕业学员热忱推介来的，他几乎根本不需再去做招生的努力。艾多生把他的卡耐基课程毕业学员称为他的〃军队〃，他们组成非正式的卡耐基课程毕业学员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并不是校友会，因为会员经常因工作变动而离开或加入，流动性很大。因此，一般来说，俱乐部的会员都是新近毕业的会员。现在冰岛大概有十三个这样的俱乐部。
卡耐基机构副总裁李查·牟格尔飞到冰岛参加艾多生的庆祝舞会，并且用冰岛语向大会发表演说，代表全世界卡耐基机构的人员和毕业学员，祝福艾多生、他的工作人员和全体毕业生。
几个月之后，南非德尔班市的卡耐基课程主持人汤尼·史登甫也举行了一个同样性质的大会，以庆祝他参加卡耐基机构二十一周年。南非是卡耐基课程极为活跃的地方，全国每一个主要城市都有卡耐基课程的主持人或者地区经理。
由于南非政府的政策和习惯，多年来卡耐基机构都分别为白人、黑人和其他种族的人开班。１９７６年，史登甫同时开办了两班，一班招收了六十名印度人，另一班招收了三十名白人。由于这两班的白人和印度人都没有人反对，史登甫就把人数平分开来，从而第一次在德尔班开办了两个不同人种混合班。
自那次以后，德尔班以及南非其他城市的卡耐基课程，都是白人、黑人、杂色人种及亚洲人混合在一起上课。史登甫报告说，由于学员通常都是头一回和另一个种族的人真正地接触，所以，他们在一起能够进一步了解异种同胞和自己在文化上的异同。
参加毕业典礼人数最多的一次，是１９７５年在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市举行的。九个卡耐基班，大约三百八十人毕业接受文起，观礼的还有一千多位学员的家人和亲戚朋友以及厄瓜多尔的很多显要人物，包括大法官和首席推事。
把毕业文凭颁给每一位学员后，大家高声呼叫和唱歌，接着象橄榄球比赛一般，所有的人列队游行。当然还有特别的纪念品赠送给主持人李查度·皮尼欧和他的助手艾度奥多·孟度沙。
卡耐基机构当时的副总裁约翰·古伯和他的太太艾德娜受邀参加了这一场毕业典礼。他们在机场上受到大约八百名卡耐基毕业学员、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的欢迎。等到挤出飞机场之后，他们又受到另一群欢迎群众的包围。这一群人挥舞着旗子，组成一个车队，沿路按着喇叭，护送他们到旅馆，然后在旅馆大厅里，随着特别请来的乐队的伴奏继续跳舞庆祝。
另一个热烈欢迎卡耐基班的国家是以色列。达莱亚·艾伦（现在是衣撒克·李葳夫人）生于以色列，十六岁的时候随父母到了美国，她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之后，她父母（两人都是卡耐基课程的毕业生）送给她一份毕业礼物，那就是让她参加卡耐基课程。她所得到的印象真是太好了，因此认为这种课程也应该在以色列开办。
以后她找了几个人，筹划在以色列开办卡耐基课程。不过，卡耐基课程主持人的资格执照，不是花钱就可以买到的。在美国以及大多数其他国家的主持人，必须从头开始努力好多年，才可以取得这项资格。在外国的主持人有时会不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徒阶段而得到委托，但是也得经长时间的训练之后才能担任授课工作。艾伦小姐发现她找的人没有一个愿意去受那么长久而严密的训练，他们自己的事业已经有了成就，拨不出时间去接受卡耐基机构的训练。
虽然当时她只有二十出头，但是卡耐基机构经理阶层对她的智慧、热忱和专注的精神印象非常深刻，因此决定给她一次机会，如果她愿意以两年的时间到美国接受训练，毕业之后就请她担任以色列卡耐基课程的主持人。她接受了各种课程训练，从学员、助教一直做到教师。此外，她还利用在纽约卡耐基机构工作的一段时间，征招学生，与卡耐基机构高级人员经常讨论更深入的问题。艾伦小姐说：“我所接受的训练和参加的讨论，可能比卡耐基机构里任何一个人都多，因为我正逢平时，正当票地。他们在两年之内把我训练成为一名主持人。”
她在１９７３年１月回到以色列，设了办公室。开始的时候很难展开。因为当时这种课程对以色列人来说还是一样新的东西，大家还不接受。但是办了几班之后，消息就传了开来，说是卡耐基课程对大家真的有帮助，于是吸引了许多人参加。起初班上使用的是英语，但是在第四期之后就用希伯来语教学了。
另一项困难是训练新教师。由于所有教师都必须先参加训练讨论会，然后才能担任教学工作。在以色列卡耐基班的第一批教师，必须远道欧洲或美国，去参加这种讨论会。半年之后，卡耐基机构资深都师约翰·麦克瑞士特地到特拉维夫举行了一次教师训练讨论会。
卡耐基课程在以色列开办后的头八个月，一切都很顺利。艾伦小姐决定到纽约探看她的父母，和父母共度犹太人的假日。她带着在以色列所获得的成绩回到纽约州的花园市，接受卡耐基机构国际总部人员的赞美。不过，事情并不是一切都完美。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卡耐基机构在加州圣地亚哥召开大会，艾伦小姐报告了后来的情形：
〃在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６日，我们犹太人的赎罪日，我醒来听到收音机报告说，以色列已经开战了，和阿拉伯国家打仗了。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我登上一架以色列的飞机，因为我是属于以色列的，那是我一生中心境最不安宁的一次飞行，七四七飞机满载着赶回家去的以色列人。我不是军人，坐在我后面的有将军和其他的军官，他们和我一样害怕。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说到战争期间的情形，我记不清了。我志愿到医院里为我的同胞工作。战争结束了，但是我的世界也停止了——我的卡耐基世界。一位教师是一名战车军官，远在西奈半岛的另一位教师是一位军医，远在戈兰高地——我也不确知是否在那里。助教不是在步兵排里就是在反战车单位，分散在前线各个地方。学员和未来的学员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四周根本没有男人。我不敢打电话找人，害怕接电话的人说：'他已经阵亡了'或'他受伤了'。
〃整整齐个月之久，全以色列没有一个卡耐基课程，原因是没有人可以施教。我精神沮丧，从极度的成功转入失败。我就是打不起精神，提不起一点劲儿。
〃我坐在办公室里发呆，我只是坐在那里等——等什么我不知道。有一天电话铃响了，是胡达·巴开打来的，他是以色列卡耐基课程第二期的一名毕业学员。
〃我们互相问候了一番，他从声音中听出我的情绪状态。然后就说过来看我。
〃他来到我办公室，问我知不知道他在战争期间做了什么工作。由于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我知道他并没有实际参加战斗，他说：'我担任最糟糕的工作。我得通知人家他们的儿子已经阵亡了。如果我不是卡耐基课程的毕业学员，我那个工作就根本做不下去。我从卡耐基训练中得到的力量才使我没有精神崩溃。
〃'而你是我的教师，你竟然坐在这里只想不行动。在你四周有的是需要你帮助的人。他们忧伤沮丧，沉陷在消极的想法里，不能够振作品来开始工作，而战争早已结束了好几个月。你坐在这里什么事也不做，你简直是犯罪！这就象一位医生有的是药，有一个人快要死了，而医生却不把药给这个人一样。'
〃我看着他。他继续说下去：'站起来，不要只想自己。目前在以色列你是唯一可以教卡耐基课程的人，所以你要站起来，把卡耐基课程开起来，让其他的人和我一样从中得到一些益处。现在只有你可以把卡耐基课程开办起来。'
〃你们知道我做了些什么？在很短的时间里，我又开始推展和教授卡耐基课程，重整我的工作人员，添加教师，再度把卡耐基的理论原则带给以色列。
〃这种力量，这种使我再度振作品来的力量不是发自我自己，而是发自很多卡耐基课程的毕业学员，也就是那些从我讲话中获得益处的人，他们把我以前给他们的力量又还给了我。
〃我们大家，我们所有在卡耐基机构工作的人都有一种力量——能够教授卡耐基课程以激发别人。我们必须把这种力量提供给他们。我们亏欠他们这种力量，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一点，总有一天，某位卡耐基课程的毕业学员，就会来提醒我们所具有的力量。”
达莱亚·艾伦·李葳太太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