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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妇，山坡上的万人坟，被民兵押送的俘虏，被“拔白旗”的农民，饿死的民工，自杀的妇女，遆疯子……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对，高不过蓝天，深不过海，好不过毛泽东时代。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间“天堂”（1958～1965） 九、无名英雄
一九六五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在加格达奇火车站附近，我的父亲和另外四个工人在工班长的带领下坐着轨道车到工地干活。轨道车是铁路工人常用的一种交通工具，下面是火车的铁轮子，上面是平板，在铁路上可以用手推或者手摇驱动把向前走。由于速度不快，轨道车的刹车装置比较原始：用一个木棍绑在车身上，刹车时拌动木棍，使木棍摩擦车轮停下来。
几个人在轨道车上有说有笑，不知不觉中走到一个很长的下坡。由于势能作用，轨道车突然加速，并且越走越快。工班长见状急忙扳动刹车棍，可是没想到绑刹车棍的绳子因为日晒雨林已经沤糟，一下子断了。在势能的作用下，失去刹车装置的轨道车就如同脱缰的野马，速度越来越快。工班长大惊，急忙拿着木棍跳下车，把木棍朝车轮底插去，想让车掉道。谁知车子跑得太快，木棍插了个空。工班长又拾起木棍在后面猛跑着追赶，可是根本就追不上了。
斜坡的尽头就是加格达奇火车站，站内正停着一列油罐车。我父亲他们几个已经看到了车站内正在徐徐行驶的机车所冒出的白色蒸汽，而且越来越近。其他在车上的几个工人见状纷纷跳车逃命，转眼间车上只剩下我父亲一个人了。但我父亲没有跳车，他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轨道车这么快的速度，如果撞上了车站内停靠的油罐车，那将会是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恶性事故。一定要想办法让车停下来！”当时车上已经没有其他可用的工具，我父亲就脱下了自己的羊皮厚袄叠起来并用袖子扎紧，使它成为一个枕头的形状，趴在轨道车上等待机会。
失控的轨道车此时已经像飞一样的驶入火车站区。这时，前面出现了一条铁路岔道（「注」岔道口铁轨间有间隙）。我父亲一看，感觉这是个机会，就在轨道车走到岔道的一刹那，猛地把羊皮袄塞到了车轮下。只听“咣当”一声巨响，轨道车掉道了。我父亲也被巨大的惯性从车上甩出一二十米远，跌落到地上。好在东北冬天厚厚的积雪如同软绵绵的毯子，我父亲被甩到地上以后，除了有些皮肉擦伤以外没损伤到骨头。一掉道，轨道车就没什么劲了，又“垮啦垮啦”地在枕木上滑行了一段距离之后，渐渐停了下来。就这样，我父亲用自己的机智和勇敢避免了一场恶性事故的发生。
这件事发生以后，工人们回去向上级汇报了。单位闻讯后派了几个人向我父亲核实这件事，但核实完了就再没人提起他的事迹了。一九六五年虽然还没有搞“文化大革命”，但在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导方针下，已经日益强调家庭出身了。以我父亲那样的出身和经历，自然属于异己分子，是没有受表彰的资格的。随后，单位召开了表彰大会，受表彰的不是冒着生命危险使轨道车掉道的我父亲，而是那个工班长。领导在大会上撒谎说：工班长从轨道车上跳下来以后没有自顾逃命，而是机智地阻止了轨道车的前进，这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态度”。会上授予工班长一个英雄称号，但对真正的英雄，我父亲的事迹却只字不提。我父亲并没有争什么，因为他早已经明白：无论自己做出何种英勇壮举，在那个制度下都是“不可信任的人”。
尽管上面如同祥林嫂一般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灌输“阶级感情”，但是人与人之间朴素的情感和良心却战胜了伟大领袖的号召。那次表彰会结束后，戴着大红花的工班长私下找到我父亲，红着脸地对他说：“这个红花应当你来戴，要不是你，别说戴红花，我连这个工班长也干不成了。”我父亲早就已经习惯于逆来顺受，于是微微一笑，回答道：“这有啥，让你戴你就戴呗，当时如果你还在车上，肯定也会想到这个法子。”说完，无名英雄轻轻地拍了一下戴着大红花的英雄肩膀，坦然走向林海雪原。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三章 人间“天堂”（1958～1965） 十、如此“友谊”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半期，都自认为真理在手的中苏双方之间争吵愈演愈烈。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苏共也是世界第一个共产党。从共产国际建立开始，就实行了严格的组织策略，所有国家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因此，毋庸讳言，苏共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就具有严重的“老子党”作风，对兄弟党颐指气使，甚至逮捕和处决兄弟党领导人，清洗、解散兄弟国家共产党组织。实际上，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苏共在许多方面已经有所收敛，但几十年养成的习惯也并非一时所能完全扭转。所以，中共反对苏共“老子党”作风的斗争应当予以肯定。
但是，中苏之间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什么长波电台、联合舰队，也不是反对“老子党”作风。苏共存在“老子党”作风好几十年了，为什么以前可以忍受，现在收敛了一些却反而不能忍受了呢？一个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外蒙古都可以放弃，那么一个长波电台（「注」苏方提出建设长波电台起因是，一九五八年四月，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写信给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在中国南部合资建设一座新的大功率长波电台，苏方出资百分之七十，中方出资百分之三十，建成后由双方共同使用；中国方面认为中苏两国都需要这样的长波电台，但不能搞合资的形式，可由苏联提供技术和设备，所需资金完全由中国支付，建成后所有权归中国，苏联可与中国协商使用；最后，苏联同意了中国的要求并签署了有关技术协定。以往中国出版的涉及到中苏关系破裂的文章，只提及苏联要求建立长波电台的前因，却不提苏联完全同意中国条件的后果，给人一种苏方强压中国的印象，实际上并非如此。苏联提出的条件，只是一种正常的协商）和联合舰队（「注」建立“联合舰队”的提议起因于一九五八年六月，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希望苏联在海军技术方面援助中国。七月，苏联政府在认真研究了中国的请求后提出了建议：由于苏联自然条件限制，不利于潜艇部队作用的充分发挥，最好由苏联和中国建立一个共同的潜艇舰队。该建议遭到毛泽东愤怒拒绝后，赫鲁晓夫到中国来专程向毛泽东解释，并收回了自己的建议）的提议，却为何引起毛泽东这么大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见，真正导致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分道扬镳的原因，是毛泽东反对苏共二十大的“修正主义”路线，试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建立自己领袖地位。这一点，可以从当时中国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的所谓《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可以得到证实。
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到次年七月，《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陆续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等九篇文章，史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当时我父亲虽远在深山老林，但还是非常关心中苏关系的发展。当他从报纸上看到这些充满着好战口吻与极端主义的言论，心里感到阵阵厌恶。
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原本就在国际上就比较孤立的中国更是形单影只。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十几个国家里，绝大部分跟苏联站在一边反对中国，中国的朋友只剩下阿尔巴尼亚、朝鲜和北越，被人们戏称为“两半一小”。所谓“两半”，是指朝鲜和北越都只有半壁江山，而且既跟中国要援助，又不愿意得罪苏联，是“半心半意”的朋友。而“全心全意”地支持中国的，只有一个面积只有三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二三百万的阿尔巴尼亚。为此，伟大领袖曾高兴地称自己与阿尔巴尼亚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后来被谱成歌曲到处传诵。除了给这个“知己”以大量援助之外，中国还进口了不少的阿尔巴尼亚商品。我父亲在东北期间，曾经抽过一种阿尔巴尼亚出产的香烟，大概卖两毛钱一包；还有一种熊油，味道还很不错的。
然而，这个被誉为欧洲“唯一一盏社会主义明灯”的阿尔巴尼亚，也并非什么真正的谦谦君子，而是一头怎么都喂不饱的恶狼，要钱要物从来都是理直气壮、狮子大张口，稍有不满足就不满意。最后，连高瞻远瞩、一贯正确的伟大领袖自己都觉得力不从心，意识到这个“知己”不过是一个胃口特别好的酒肉朋友，只得落得个出力不讨好的结局，也顾不得什么“牢不可破”的友谊了。
我父亲参加铁路之后，有坐火车不花钱的便利条件，因此每年都要回郑州探几次亲。当时我的大姑父调到了《解放军报》，大姑一家都搬到了北京。我父亲从大兴安岭回郑州，每次都必须在北京转车，顺便也就经常到大姑家里小住几天。大姑父作为军报采编人员，经常能够弄到一些不公开放映的内部影片的票。一九六五年的春节前夕，我父亲又来到北京。一天，大姑父给了我父亲一张票，让他到北京记者俱乐部去观看一部内部影片。
等我父亲到了记者俱乐部小礼堂，发现放映的是一部朝鲜拍的记录影片，名字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大概叫《祖国解放战争》。我父亲本来想着，既然说到朝鲜战争，那里面肯定少不了志愿军的内容。但出乎他的意料，等把这部记录片从头至尾看完，里面竟然一句都没有提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这几个字，甚至没有志愿军冲锋陷阵的任何一个镜头，仿佛朝鲜战争压根儿就没有中国参与一样。我父亲看电影时先是等待看里面如何评价志愿军，再是奇怪怎么没有提志愿军，等电影放映完毕，就只剩下目瞪口呆了。当时记者俱乐部里的观众不少，想必那些人在看影片时心情跟我父亲差不多，整个剧场都静悄悄的，一声窃窃私语也没有。
看完记录片散场时，我父亲发现了刻在观众脸上的那副错愕的表情。大概是实在太出乎意料了，很多观众往外走时都低着头一言不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牺牲三十七万人，全国人民为支援前线勒紧裤腰带，耗费了无数财富，才为金日成打出了半壁江山；而等他位子坐稳，立刻就过河拆桥，恬不知耻地伪造历史。如此“生命与鲜血凝成的友谊”，真是名不副实。
在从记者俱乐部回大姑家的路上，我父亲想起了自己在刚参军时写的那份要去朝鲜战场的《决心书》，顿时感到一阵庆幸：幸亏自己当年的积极请战没有被上级批准。否则，就为了这么一只毫无廉耻、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而去流血牺牲，实在是一个破钱也不值。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一、逍遥派
一九六六年，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号召下，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兴安岭的森林深处距离政治中心毕竟太遥远了，因此这里的“革命形势”总是要比内地慢上一两拍，而且往往是强弩之末了。铁Z局的一般工人多是来自东北的自耕农，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是不怎么热心的。因此，这里虽然也成立了造反组织，但规模却远比内地小多了。当内地充斥了惨烈的“文攻武卫、全面内战”时，这里的武斗却是凤毛麟角，而且不温不火。
不过，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借助现代化的交通及通信工具，统治者的权力已经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大兴安岭虽然地处偏僻，但远不是世外桃源。自从一九六二、六三年以来，即便是这个接近国境线的深山老林，政治空气也是一天比一天浓厚了。当时的政工人员总是隔三岔五地跑到工人们居住的帐篷里大讲国际国内形势，特讲 “以阶级斗争为纲”，还讲“要把帐篷里的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我的父亲在五七年遭到那次打击后，对“政治”二字早已厌烦得不得了，一听到“要把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一种厌恶情绪油然而生。
由于工人们的普遍抵制，铁Z局最早“造反派”们势力单薄、应者寥寥。为了壮大力量，造反派拼命拉人入伙，就连我父亲这样的人都成为他们拉拢的对象。我父亲出身不好、又有历史问题，自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