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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这椅子怎么走啊，也就没有买。现场还有一对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夫妇，大概是西方外交官，在高跟鞋那一堆里翻来翻去，也没挑中什么。当时解放军报社有一个刚毕业分来的大学生，见这个机会赶紧买了一个书柜、一对沙发，找了个三轮车拉回单身宿舍，被领导知道后狠狠批了一通，又给退了。
一九六六年底，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当了记者，化名“肖力”。这位“红色公主”来了还不到一个月，就贴出了一张名为《解放军报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先后打倒了《解放军报》总编辑胡痴、赵易亚，让社长华楠靠边站，成为当时的《解放军报》的最高主宰。大姑父这人特别热衷于参与政治，心想跟着毛泽东的女儿绝对没错，于是步步紧跟“肖力同志”。即便是回到家里，也还一口一个“肖力同志说了”、“肖力同志对我的这个建议很满意”之类的话。都四十岁的人了，表现得却跟小孩子一般，我父亲很是不爱听。大姑父的这种“革命热情”还影响到他的孩子们，当时他儿子有一个跟盘子一样大的毛泽东像章，做得非常精致，拿出来向我父亲炫耀。我父亲伸手要拿来看看，小家伙跟护宝贝一样赶紧把手一缩，神气活现地说：“别碰坏了，这可是肖力同志送给我的！”
“肖力同志”在《解放军报》期间还颁布了一条圣旨：假如刊登的文章中有“毛主席”三个字出现时，必须透过专门的设备看清楚，以保证背面上的同一个位置，没有“打”、“死”、“灭”、“杀”之类任何带有贬意的文字；如果某一版刊有毛泽东照片，那么就必须得审查清楚，以保证该版别的照片不能有人把枪口指着毛泽东的方向。《解放军报》是军队的报纸，照片上扛枪的多，“打”、“死”、“灭”、“杀”之类的字也多，于是解放军报社的秀才们每天都为此忙忙碌碌的，眼睛都瞪绿了。此外，“肖力同志”在《解放军报》社前后，其党羽们还捏造了一个“阴谋绑架肖力同志案”，为此株连、陷害了不少人。
由于熟知“肖力同志”的上述老底，因此当我把魏××写的那篇《壮哉！李讷》拿给我父亲看时，我父亲微微一笑，说：“壮什么壮？不过是过了气罢了，当年她风光的时候，也厉害得狠呢！”凑巧的是，这位魏老先生的一位堂侄以前也在铁Z局工作，而且和我父亲是莫逆之交。
《解放军报》作为“两报一刊”之一，政治地位不亚于一个大军区。因此，来报社的大人物也多。有一次，我父亲和大姑父一起从外面回来，看到院子里停着一辆小汽车。大姑父一看，露出无限景仰的神色，小声对我父亲说：“看，那是林副统帅的车，他到报社来了……”不过，从院子里经过的那段时间，林副统帅始终没从大楼里出来，我父亲也就没见到他本人。
当时大姑的一个上中学儿子参加了红卫兵，烧书、破四旧、抄家都参加了。大姑父总是教育他：抄家时千万别走在前头啊，有人万一拼起命来可不得了；要打人你就往意思一下得了，千万别下死手。当时被打倒的华楠他们“威风扫地”，每天在院子里扫马路、扫厕所。大姑的小儿子当时才十来岁，却也早就被教育得充满了阶级情感，一见到他们就走上前去，恶狠狠地说：“好好扫！扫干净！好好接受改造！”一天大姑恰好看到了，把他硬拽回家，打了两巴掌，教训道：“你小孩子家懂个屁！少搀和这些事！”那小子还挺委屈，申辩道：“阶级敌人么……”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三、水深火热
一九六六年秋天，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也降临到我母亲居住的小村庄。河南这个地方很怪，自从解放以后无论什么政治运动来了，河南都总是站在潮头浪尖，甚至还花样翻新地想别人之不敢想，做别人之不敢做。在滑县老家，也成立了以郑八为首的造反组织，天天拉成分不好的人批斗。起初，造反派还把时年仅十五岁的母亲划作“可教育好的子女”，让她进学习班，唆使我母亲与外公外婆划清界限、“揭发”我的外公外婆。而这个学习班的“毕业证”就是在批斗大会上，当着“革命群众”的面踹自己的父母一脚，或者煽一耳光，以示彻底决裂。有一些人顶不住令人窒息的政治压力，的确这么做了。
当时造反派们还许诺说，如果我母亲跟自己的父母划清了界限，那么不但可以免于挨斗，甚至还可以参加红卫兵组织去革别人的命。然而，虽然我母亲当时只有十五岁，却特别有骨气，无论造反派如何威逼利诱也不肯与之同流合污。既然拒绝选择“革命道路”，我母亲也就作为“地主阶级狗崽子”陪着外公、外婆挨斗。在批斗会上，灭绝人性的造反派给她的脖子挂上一个十斤重的大木牌。然后，他们像欣赏一件亲手创造的艺术品一样看了看，觉得还不够刺激，于是又一左一右加挂了两块砖头。母亲的腰被压成了九十度，细细的麻绳深深勒进这个十五岁少女稚嫩的脖子里。
整人成了一些人赖以娱乐和开心的方式，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在统治者的鼓励下肆意地释放。郑八他们做了个蒋介石的模拟像，让原来的地主、富农及不肯与他们划清界限的子女跪在地上喊爹，不喊就打。我外婆脑子聪明，一听就知道这是个陷阱。于是她对外公和母亲都做了交代：无论造反派怎么劝、怎么打，都坚决不能喊。有些老实人就上当了，喊蒋介石“爹”，造反派一听，更是找到了“地富反坏”们仇恨新社会的证据，就把他们往死里打。造反派还给他们戴上高达一米五的大高帽子，押着他们在各个公社之间巡回游街示众，有时要连续不断地游上三五天，连续不断地被驱赶走上几百里路。
郑八为当年娶大姨未遂的事情，对我们这个家庭一直怀恨在心，于是格外“优待”我们家。在批斗大会上，他让外婆这个小脚女人站在一个破凳子上，连骂带打一会儿以后，再一脚踢翻；然后连打带拽放到凳子上，再一脚踢翻。每天都命在旦夕，因此每次被批斗之前，我们外公、外婆、母亲三个人都要和犹太人进集中营那样做一次诀别。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面对那些丧心病狂的法西斯打手，面对那些泯灭人性、丧尽天良的禽兽和畜生，我的外公、外婆和母亲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和超常的勇敢，也表现出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二○○三年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悠闲地坐在一家咖啡厅里，一边品着咖啡，一边心平气和地讨论：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现在如此冷漠、麻木？为什么有些人那么残忍和缺乏人性？为什么到处充斥着假冒伪劣？为什么有些人为了发财不顾道义与良心、不择手段？为什么搞传销的人专事“杀熟”，连自己的父兄姐妹都可以坑？为什么当官的只要一有权就大肆贪污腐败、欺压百姓？为什么这个社会充斥了见死不救、见利忘义和见钱眼开？为什么有那么多知识分子堕落成没有骨气的政治娼妓，只会一味昧着良心歌功颂德？为什么那几个向克林顿发难，以显示自己特别“爱国”的北大学生一毕业，竟然如飞鸟投林般奔向自己曾经痛骂的美国，而不留下来报效祖国？我说，要想揭开这个谜底，就请到一九五七～一九七六年这二十年的历史中去寻找答案，看看那时统治者鼓励的是什么，扼杀的又是什么……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四、亡命天涯
在文革前的几年，虽然农村还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但由于实行“三自一包”，几年之中农村还是出现了微小的贫富分化。勤俭持家的人稍微富裕一些，好吃懒做的人要穷一些。前面提到的郑八虽然是村治保主任，但因为好吃懒做、挥霍无度，吃的虽好却家徒四壁。郑八的几个孩子从生下来一直到文革，居然没有盖过被子。文革一开始，郑八就带着他的几个儿子来我们家抄家，把被子都抱走了。几个儿子晚上把抢来的被子往身上一盖，兴奋地说，原来盖被子睡觉竟然这么舒服。其实当时的中国，除了少数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以外多数人都是赤贫的，也非常可怜。但高明的统治者恩赐给这些可怜的人一个乐趣：从人群中划出“极少数”更可怜的一群来让这些人折磨、虐待，从受虐者的惨状中让那些折磨他们的人找到自己高人一等的感觉。
随着造反派日复一日的折磨，外婆的身体越来越差，腹部肿得像一口大锅。但是造反派们却依旧不依不饶，批斗的手段越来越毒辣：在游街时，把这些戴着木牌高帽的批斗对象用绳子拴成一堆，弄一些威力大、声音响的二踢脚往他们头上扔。伴随着“嘭嘭”的巨响，一边是这些老弱妇孺们惊恐万状地躲避，一边是兴致勃勃的造反派们开怀大笑。每到此时，外公和外婆都紧紧地护住我的母亲，生怕她太小，禁不住吓出个三长两短。有个精神脆弱的批斗对象，从此吓疯了。
恐怖的利斧不仅仅砸落到我们家头上。当时大队长的女儿小名叫改改，就是那个和我母亲一起长大的、经常欺负我母亲的女孩。改改在文革初期也成了红卫兵，最初抄家、批斗别人的时候也是耀武扬威。结果过了几个月，他爹因为粮食关时贪污引起众怒被整倒了，改改也霎时间从神气活现的批斗者、红五类成了惊恐不安的批斗对象、黑七类，和我们家一起受刑。改改他爹脾气大，挨批斗没几天就气死了，改改也慌忙在离家五六十里地开外的一个村子找了个婆家嫁了。改改的模样和人品都不怎么样，又是黑七类，正经人家不要，只好找了一个瘸子。
在一次批斗中，一枚威力巨大的二踢脚在我母亲耳边轰然炸响，把她的右耳炸聋了。那次批斗结束后，外婆对我母亲说：“秀菊（「注」我母亲的小名），这老家实在是没法活了，我和你叔（「注」滑县方言管父亲叫“叔”，母亲叫“婶”）也算是活够了，不怕死……可你还小，赶快找个好人家逃命吧！再待在家里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没命了！”当时，聋着一只耳朵的母亲已经被吓得神情恍惚，茫然地点点头答应了。
然而奇怪的是，尽管我们家是“贱民”，但当外婆放出话来给母亲寻婆家时，前来说媒的人却络绎不绝。很多提亲的对象，不是这个村的支书，就是那个村的民兵队长。其中原由就是我母亲模样长得非常漂亮，又被外婆教育得极为贤惠。尽管批斗我母亲时这些人可以高呼口号，甚至动手打人，但他们心里并非不清楚是非。陷害别人是为了保全自己，或者是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而现在利益就在眼前，什么阶级立场、阶级感情都立刻不重要了。这就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洗礼后，中国人整体所具有的心态。
但是我的外婆对滑县这块土地早已恐惧万分，宁死也要把母亲送得远远的。就这样，我在郑州的大姨找了住在郑州拾破烂的老乡张大娘，由她把我母亲介绍给了我的父亲。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我的母亲十六岁，我的父亲三十二岁。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五、“铁八师”
一九六六年底，我父亲的单位从东北流动到陕西潼关、孟塬一带修铁路。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在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从关外迁到关内，那种“山高皇帝远”的悠闲生活就一去不复返了。单位分化组合后，又开始成立新的造反组织。一开始，我父亲还继续游离于造反组织之外当逍遥派，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身边已经没有几个人不戴红袖箍了。当所有人都戴上红袖箍之后，没有戴红袖箍的人反而显得非常扎眼了。
为了随大流以求得自保，我父亲也申请加入一个造反组织——工人阶级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红总”。“工红总”势力最大时有二千多人，是父亲所在的铁Z局Z处最大的一家造反组织（「注」铁Z局作为修铁路的工程单位，其特点是“大而散”，单位虽大，但一般以工程处为单位分布于全国各地，一个处从两三千人到五六千人不等。工程处之下设有工程段，段下又设有工程队，一个工程队大约一两百个人）。当我父亲向工程队内的造反派头头递交申请时，那个家伙却阴阳怪气地说：“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道路却是可以选择地；背弃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我们是欢迎地；但是，你还是需要接受革命群众的考验地。”父亲一听，立刻就明白了他这番话的弦外之音：人家是嫌自己出身不好，不要。
怎么办？我父亲回来后一想，既然你不要我，那我干脆自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