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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安宁，最后竟无一人敢收留她，只得住进敬老院里。所有的子女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但条件都是决不能来一起住。我在武汉读大学时候，虽然也知道祖母和我同在一个城市里，但为了我母亲以前所遭受的那些罪，我一次都没有去看望过她。一九九六年年初的一天夜里，祖母死在敬老院里，时年九十一岁，死前一个亲人都不在身边。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十五、伟大的母爱
我父亲比我母亲要大十六岁，二者家庭情况和个人经历迥异，从见面到结婚只用了十天时间，因此二者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爱情。自从我母亲嫁给我父亲，她就日复一日地遭到祖母的残酷虐待；而我的父亲却根本不敢为年少弱小的母亲遮风挡雨，还时常因为心情不好而对我母亲发火，根本没有尽到一个当丈夫的责任。所以，那时我的母亲对这个家庭没有任何感情，有了姐姐以后，母亲只是为了无辜的孩子，才勉强维持着这个家庭。
我母亲二十岁那一年，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爱情与她擦肩而过。当时我的父亲又随宣传队外出，我母亲就一个人领着姐姐住在简陋的工棚里。那一年，铁Z局招收了一批新工人，正好在离我母亲所住工棚不远的地方培训，下了课就喜欢和工人家属一起玩。这批青年工人中间有一个姓赵的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身材颀长，正与我母亲的年纪相仿。
虽然我母亲衣着破旧，怀里还抱着个孩子，但仍然遮不住她青春的气息。在铁Z局工地的工人家属中，我的母亲最年轻漂亮，无论从身材还是外貌，都是百里挑一的。慢慢地我母亲引起了那个姓赵的小伙子的注意。后来他就托人打听，知道了我的父亲和母亲的情况。小伙子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人也很有教养，慢慢地开始接近我的母亲，帮助母亲挑水、提煤。我的母亲在她生命的前二十年中，除了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还从来没有人给过她如此的温暖。渐渐地她感觉到自己对这个英俊的小伙子产生了一种朦朦胧胧好感，愿意跟他待在一起。
那一段时间，我的母亲心理一直处于矛盾的煎熬中。二十岁的她犹豫在是选择自己的幸福，还是选择孩子的幸福之间难以取舍。那个小伙子年轻帅气、会体贴人，无论从年龄、长相、性格、家庭条件等方面都比我父亲强很多，我母亲确实很喜欢他。但是，只要一想到已经有了这个孩子，我的母亲就只得压抑住发自内心的冲动，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两人相处的几个月里，我母亲从来没有向小伙子表露过什么。终于有一天，小伙子忍耐不住向我的母亲表白说想和她结婚。说话时，他真诚地、满怀希望地注视着我母亲，期望听到她肯定的答复。
听到小伙子的求婚，再想想自己的处境，年仅二十岁的母亲确实也想跟他一走了之。然而，这个念头在脑海里只是一闪而过，转眼间就被要对孩子应负的责任压倒了。等到平静下来，我的母亲告诉他，自己已经是有孩子有丈夫的人，不可能抛弃自己的孩子和他在一起。小伙子一听，赶紧表白说，孩子绝对不成为问题，他愿意我母亲带着孩子一起跟着他，也愿意把这孩子当成自己亲生的。母亲又狠了狠心，说：即使你不嫌弃，你的父母也会有看法。小伙子说，他的父母都是通情达理的人，一向主张婚姻自主，不会有什么看法；即使万一有，他也一定能够顶住。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最伟大，那就属无私的母爱。我母亲与那个小伙子彼此爱慕，如果跟他走，我母亲肯定会得到更多的疼爱和关心；这个小伙子与我母亲年纪相仿，跟他走意味着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尤其是这个小伙子家境不错、父母又通情达理，跟他走意味着我母亲有机会脱离贫困的煎熬和祖母的虐待。然而我的母亲思虑再三，看到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总是想让她有一个正常的家，有自己的亲生父亲。所以，我的母亲，这位伟大无私的母亲，选择了为了孩子而宁愿自己受苦的道路，毅然决然地拒绝了那个小伙子的求婚。
那个小伙子在遭到母亲的拒绝后，仍然不死心，依旧天天来帮母亲干活，软磨硬泡，期待我的母亲回心转意，但遭到了她一次次的拒绝。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特别是在人来人往的工地上。很快单位领导发现了苗头，为了防止出事，赶紧把那个学习班搬到别处去了。小伙子临走的那一天来向母亲告别，母亲没敢让他进屋，两人就站在门口，他抱了抱我的姐姐，在把姐姐交给母亲的时候，轻轻碰了一下母亲的手，跟母亲道了一声珍重就走了。这就是他们之间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母亲抱着姐姐，一直目送他们的汽车到看不见，眼泪夺眶而出。后来还不到一个月，那个小伙子就自己调离了铁Z局，我的母亲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四章 疯狂国度（1966～1971） 十六、彻底的无产者
因为我的母亲是农村户口，按照当时的规矩，奴隶的子女自然也是奴隶，所以我的姐姐也是农村户口。当时，我父亲由于是在“艰苦地区”，地区补贴拿得比较多，一个月工资加补贴大约是不到六十块，按当时标准来说已经不算低了。但父亲所在的铁Z局是流动单位，而且父亲经常被抽调搞工农兵文艺汇演，需要外出吃饭，无形中多了很多开销；祖母因是地主婆，文革初期被红卫兵强行扭送回农村，父亲帮她安家欠了三百元外债，每月都需要还债；祖母回到郑州以后，花钱依旧大手大脚，经常请人帮着写信要钱，还时不时地发来电报，谎称自己“病危”，实际也是要钱。我父亲孝顺，一接到电报就六神无主、长吁短叹，赶紧跑回郑州去，这么折腾着，也花掉不少钱。此时，家里又添了母亲和姐姐这两张吃“高价粮”的嘴，日子越来越困难了。
为了求生，我的母亲只好背着我姐姐，到工地附近的农田里挖别人不要的、半腐烂的红薯，或者捡别人收割时洒下的麦粒、玉米，三口人才得以勉强维持生活。运气不好时，曾被生产队抓住游街示众，但我的母亲为了这个女儿，自己豁出去了，爱游街就游街，爱斗争就斗争；不过，有时运气好，也遇到过好心人，偷偷塞给她一把麦子。
离父母所在的工地十来里地有一座山，山上农民种了一片红薯地。红薯收割完毕以后，我母亲就拿了一把铁锹，背着我姐姐上山挖红薯，每天挖不到几个。由于山高路远，我母亲每天爬山走路，腿都肿起来了。那天我母亲背着姐姐一瘸一拐地刨红薯时，正好有几个农民在犁地。我姐姐当时在母亲背上睡着了，母亲低下头刨一下，姐姐的头就顿一下。那几个农民见状，也觉得可怜，说道：“娃儿呀，俺们可真没想到你们当工人的还这么困难，你那么刨，刨一天也刨不到几个红薯，这样，你跟在我们后面，翻出来的红薯你就捡着。”母亲一听，就跟在人家后面，一天居然捡了几十斤烂红薯，背了十来里地回家，还挺高兴。
当时，我祖母住在郑州黄河路一个大杂院内，大杂院有一片空地。一九六九年，有一家人来到那片空地上，用高粱杆搭了一个窝棚住下了。那家夫妻俩都是老实人，有四五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叫小凤。小凤家本来是郑州市民，但夫妻俩都没有正式工作，靠打零工过活，日子本来就挺难。就这么一家人，也没招谁惹谁，文革初期竟被红卫兵当作“社会寄生虫”强行遣送到中牟县农村。他们家在中牟县举目无亲，根本混不下去，等风声一松就又回到郑州。回来后发现，原来的破房子却已经被人给占了，因为怕惊动红卫兵也不敢强行要回来，就流落到祖母住的那个大杂院里搭了个高粱杆窝棚。全家六七口人都睡在高粱杆上，寒来暑去一晃就是十多年，艰辛度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全家就在街上摆摊卖烤红薯。到了一九九○年我父母送祖母回郑州时，发现他们家居然已经盖起了一栋二层小楼。小凤家的人热情地邀请我父母到他们窗明几净新居做客，回忆起那些艰辛岁月仍然是唏嘘不已。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潼关铁路修完，铁Z局又流动到北京附近的河北怀来、幽州一带，从事丰沙线铁路复线建设工程（「注」丰沙线是连接北京丰台——河北沙城的铁路，该线于一九五四年建成，一九五五年十一月运营。其复线工程于一九七二年十月竣工运营）。当时正直“九大”前后，单位提出的口号是“要洞不要命”，禁止职工带家属到工地。于是，我的母亲又不得不跟祖母住了一段时间，又遭到祖母百般虐待。后来我母亲回到滑县老家住了一段时间，返回郑州时因为带的东西少了，祖母又是骂骂咧咧，甚至连我外婆都骂上了。我母亲一听实在是忍无可忍，就头一次跟祖母顶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俺嫁给你们姓国的家，倒霉俺认了，可俺娘没惹过你，你凭什么骂俺娘？”我母亲自从嫁给父亲以后一直逆来顺受，今日居然敢跟祖母顶嘴，祖母马上就怒不可遏，把母亲从家里赶了出来，连锅都扔出来了。我母亲也被祖母气得不得了，发誓再也不进这个门，就拎着锅，背起我年幼的姐姐上北京找我父亲。由于是被赶走的，走时身无分文，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没有。
好在那时人心尚善良，因此母亲上了火车，跟乘务员讲了情况后，乘务员不但没有把她母女赶下火车，反而还让她们到乘务员休息室坐着。到了北京站，我的母亲找不到去丰沙线的火车，（「注」当时去丰沙线要到永定门火车站上车）就把我的姐姐放在长椅上，自己去打探路。等到打探清楚回来，发现那里围了一群人。我的母亲一想，坏了，孩子肯定出事了，于是扒开人群走上前去，发现我的姐姐发起了高烧，已经在抽搐了。这里举目无亲，此时又碰到这种事情，我的母亲顿时急得大哭起来。此时，一个解放军走上前来，说，快送孩子去医院呀。母亲哭着说，身上没有一分钱。于是那个解放军说，那我陪你去。这时，一个在火车站前蹬三轮车的大爷也上前来说，快走，我送你们。就这样，在这两个素不相识人的帮助下，把我姐姐送到医院。路上，那蹬三轮的大爷一边拼命往前蹬一边还不住地劝我的母亲说：“闺女，别着急，我快点蹬，几分钟就到了！”到了医院一量体温，已经四十二度了，亏得来得早，否则肯定没命了。不凑巧，还碰上一个差劲的护士，没做皮试就给我姐姐打了青霉素。后来那个护士意识到了，但又不吭气，站在那里看着姐姐不敢走。也算我姐姐命大，打青霉素恰好不过敏。那解放军替我的母亲交了医药费后要走，我的母亲连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只回答了一声：“就叫我解放军好了”就走了；而那位蹬三轮的大爷一直守侯在医院，还给我的姐姐买来了罐头，等姐姐退烧之后，他又骑着三轮车送他们母女俩到永定门车站，为她俩买了一张票。
多年以后，当我的母亲回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总还是对那个救了他们母女的那位解放军战士和蹬三轮车的老大爷心存感激，总是怀念起那些素不相识、给了她那样热心帮助的善良的老北京人，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过得怎样。此事如果发生在现在，那后果肯定不堪设想。现在这个社会，人心确实变坏了许多。
母亲到了丰沙没几天，祖母在家里想到这个没工作的小媳妇居然敢跟自己顶嘴，越想越气，干脆自己买了张火车票跑到丰沙工地来兴师问罪了。一进工棚就大吵大闹，声音特别高。我母亲早已对祖母这个人深恶痛绝，此时听到她的吵闹声更是无法忍受，跑出了家门。一边跑一边想着无论怎么自己跑都躲不过这个恶魔的手掌心，于是又一次想到了死。时值一九七一年夏天，永定河上游水库正在放水，河道里急流澎湃，母亲心一横，纵身跳了下去。
此时正是白天，母亲投河时很多人看见了，很多工人跳下了河，捞起了已经被水呛昏的母亲。当时单位里还有军管会，军管会领导闻听此事的前因后果之后勃然大怒，下令把祖母给绑了起来，并勒令她当天就要滚出工地。祖母一向欺软怕硬，看到军管会如此厉害，只得乖乖走了。此后不久她就去了东北我叔叔那里，母亲这才算从祖母的手中解脱了出来。但那一次我的母亲受了刺激，一度有些精神分裂，养了很久才恢复过来，但还是落下了偏头痛和神经衰弱的后遗症。直到我小时侯，还经常看到母亲头痛难忍时用头撞墙。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有一个从河北到母亲所在的太谷线材厂买铁丝的采购员给母亲捎来了几斤天麻，母亲吃了以后，渐渐好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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