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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说不准出言不慎被谁告发了呢？那工友见父亲不信，急切地说：“真的！昨天我听外国电台说的！”于是父亲与他相对一笑，各自忙自己的去了。以后的几天里，人们都小心地传递消息，暗暗喜悦着，直到得到官方证实。
一九七六年十月下旬的一天，我和姐姐像往常一样被锁在家里，听到外面远远传来鞭炮声、锣鼓声。那天，父亲、母亲都回来的很晚，而且母亲是被人搀扶回来的，原来母亲是参加游行时掉到沟里扭伤了脚。“四人帮”被“你办事、我放心”的“英明领袖”给“一举粉碎”了！当时大人们都说，“四人帮”里有个江青最坏。后来，每当我们家吃鸡，父亲都把鸡头砸碎，掏出一个像正在跪着的小人似的鸡脑，说“这就是江青！”当时我们那里，很多工人家庭都是这样。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一、解冻年代
一九七七年，“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画像开始挂到了中国老百姓家里墙上。华国锋主席是山西交城人，交城离太谷县不远，大概只有不到一百里路。原先交城交通不便，华国锋时期，从太原修了一条笔直的柏油公路往交城，算是造福于民了。那时，每天广播一开始就放“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这首曲子，带有浓烈的山西民间气息，我小的时候对此耳熟能详。
当时华国锋主席推行着“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山。可是，邓小平当时在很多中国普通百姓心里具有崇高的威望，于是就有一些胆大的工人在自家的窗台上放个小凳子，上面再放一个玻璃小瓶子，或者把瓶子挂在门上，以此谐音“凳小瓶”来表示对邓小平无声的支持。当时虽然打倒了“四人帮”，抓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但华国锋却把自己的权力基础建立于毛泽东的提拔之上，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这种尴尬局面下，只好突出宣传毛泽东的原配夫人杨开慧。那时的人们家里，到处都张贴着站在月宫中的杨开慧的年画，连过年闹社火、舞龙灯时，都有人穿着白衣黑裙，装扮成杨开慧的模样，站在宣传车上招摇过市。
铁Z局的工人们早就对毛泽东没有任何感情了，此时毛泽东不在了，就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当时，太谷县抓政治比铁Z局抓的紧，因此地方单位还延续着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惯性，仍然对毛泽东尊称“毛主席”。可铁Z局的工人们却不管这一套，不知道由谁起头，开始叫毛泽东为“老毛头”，慢慢地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整个单位里工人们私下谈话时就找不到继续叫“毛主席”的了。“老毛头”这个称呼把毛泽东由“神”拉成了“人”，并慢慢地扩展到太谷县。不过太谷人说话习惯跟东北人不一样，把毛泽东叫“老毛”。
粉碎“四人帮”以后，郭沫若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被刚“解放”出来的豫剧艺术家常香玉所唱，顿时传遍全国各地。在文革中被整得死去活来的常香玉，自然是带着满腔的仇恨唱的，因此唱得咬牙切齿、铿锵有力。这首歌我记得非常清楚：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扫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可以说，这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比较贴切地反映出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集团的厌恶和粉碎“四人帮”以后那种扬眉吐气的情绪。但是，就在这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写成的五个月以前，郭沫若还写了另外一首词《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这两首《水调歌头》写作时间差距不超过五个月，然而二者内容之间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异，这不由得使人们脑筋转不过弯来。当时父亲的一位工友看了报纸以后，就对郭沫若的行为作了一个评价，他说：“郭沫若写东西，如同卖时令小吃的，什么季节来了，就卖什么；夏天来了卖凉粉，冬天来了卖羊肉汤。”一席话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虽然我见到不少后来人对郭沫若的“品格”评价普遍不高，“御用文人”、“变色龙”、“见风使舵”的帽子扣了不少，但是我却认为：后来人体会不到郭沫若自身的苦衷。俗话说“高处不胜寒”，作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的旗帜性人物，在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下，郭沫若的目标实在太大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果他不这样“见风使舵”，那么他早就被打倒，落得和邓拓、吴晗和老舍那样的悲惨结局。即便是这样小心翼翼、紧跟形势，郭沫若也在风烛残年之际失去了自己的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年丧子之痛，谁能了解体味？尽管郭沫若的行为不值得推崇，但人毕竟首先都是力求自保的；而且，他没有和某些“文棍”那样加害他人，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也算是守住了道德底线。因此，我觉得人们在评价郭沫若时，最好能够宽容一些。
一九七八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读书又从“无用”变成“有用”了。于是铁Z局里，也有一些工人想考大学。无奈十年“文化大革命”，革掉了文化的命，好多人文化基础非常差，连一般的常识都不懂。父亲单位有个叫李××的工人，也就是小学文化程度，连汉字还认不全，这时也突发奇想要考研究生，回去憋了几个月写了篇两三页信纸的“论文”。李××搞不懂论文是什么东西，于是他的“论文”的名字就叫《论文》，给北京大学一位教授寄了去，要人家收他做研究生。那个教授还比较好，回了一封信，很委婉地说，那“论文”的思路不错，但是缺乏一点专业和文化的基础，如果补上就好了。李××没看出来这是在婉拒他，还到处让人看这封信，说“连北大教授都说我思路好，就差一点专业文化基础了”。给我父亲看时，父亲一看就明白了，但又不好直接打击他，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以前有个读书不用功的书生去赶考，考题是就今天所见所闻做一首诗。书生一想，今天出门碰到了邻居老张，跟老张打招呼时不慎把卖早点的汤桶给踢翻了，走到教坊前听到里面弹琵琶，恰好弦断了，又走到河边看到两个渔翁为争一条鱼打架。于是这个书生作了一首“诗”：出门遇老张，脚踢一桶汤，隔墙琵琶断，两渔翁相打。写完后书生读了一遍，感觉最后一句不压韵，就把“打”字给去掉了，这样这首诗变成了：“出门遇老张，脚踢一桶汤，隔墙琵琶断，两渔翁相”。倒也压韵。阅卷先生一看这首“诗”，禁不住气打一处来，用红笔批了两个字：“欠打！”书生落榜后一看卷子上的批注，顿时后悔万分：哎呀，连老师都说了，我就是欠个“打”字，要是当时不把那个“打”字勾掉就好了！讲了这个故事，李××当时还没明白过来，琢磨了几天回过味来了，找到我父亲，说：“老国，弄了半天你是说我欠打呀！”父亲听后哈哈一笑，李××也从此死了心，老老实实地当工人去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二、《八一风暴》
华国锋任党的主席之后，渐渐地政治气氛宽松起来，万马齐喑的局面渐渐被打破，人们的思想开始挣脱牢笼，开始出现了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一九七七年，时值“八一”南昌起义六十周年，于是，全国各地、各大企业的文工团、宣传队等文艺团体，都开始排演话剧《八一风暴》。
铁Z局宣传队的水平在那个小小的太谷县城算是第一流的，因此演出时盛况空前、场场爆满。话剧《八一风暴》与八一南昌起义的真实情景有些不同，人物名称也不一样，比如周恩来，他在话剧里的角色却叫“方大来”，由前面提到的黄炎培的外孙王××扮演；而魏巍的侄子魏××则因为人长得斯文，扮演一个“党代表”角色；我的父亲则饰演北伐军一位军官，摇摆分子，关键时刻倒向“反动派”一边被缴了械。我的父亲有些轻微的口吃，令人惊奇的是，他一上台就不再口吃了，对答如流。当时，我的父亲排演时总是带着我去，有一次演出时还闹了一个笑话：剧情正紧张时，我突然从幕后跑上前台，站在那里要为大家唱一首《红星闪闪》，把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在《八一风暴》演出成功之后，我父亲又随宣传队到其他单位、部队和附近各县巡回演出几十次，次次都盛况空前。之后，他们又排演了一部话剧《特别任务》，描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魏巍的侄子魏××扮演主角地下工作者，而我的父亲则扮演国民党的少将情报处长。家里还有几张当时的剧照，父亲的同事们总是说，我父亲演得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三、南住宅
一九七七年，我的母亲又怀孕了。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条件，我的父母决定不要这孩子。流产后，发现竟然是三胞胎。我的母亲在铁Z局三处医院里做了绝育手术，当时主刀的医生姓杨，属于自学成才的“赤脚医生”，技术十分的差。赤脚医生甚至连器官的准确位置都搞不清楚，用钩子钩出这个来一看，是肠子，又放回去；钩出那个来一看，也不是，又放回去……愣是把一个小小的结扎手术做成了大手术，前后折腾了八个多小时，害得我母亲好几次从麻醉中醒来，又被重新麻醉过去。手术做完后，我的母亲一个多月都不能下地，住在医院里。父亲就买了一些小公鸡养着，每天熬成鸡汤送到医院里，给母亲补身子。
一九七七年底，我们家的房东因为一个亲戚要借住而要收回房子，来了我们家好几趟，催我们走。但当时我们家没有分房子，无处可搬，因此每当他走后，我的父亲就发火。就这么拖了半年，终于分到了房子，于是我们家又到了太谷县南门外。我的父亲于一九六三年参加铁路，熬了整整十五年，算是在四十二岁的时候，分到了自己的第一套福利房。
这时父亲所在的铁Z局三处又流动到河南省的商丘市，并最终在那里扎根。虽然商丘市要比太谷县要繁华热闹些，但是我父亲年纪大了，母亲也有了工作单位，因此他们不愿意再随着单位流动，就在太谷安居下来。由于干部、工人们纷纷搬走，单位的集体宿舍开始有了闲置，于是我们家起初分得了一套面积约为二十平米，没有厕所、没有自来水的简易的二居室。那时的房子设计得特别愚蠢：一进门就是个二平方米左右的小厨房兼过道，厨房进去是一间房，再进去又是一间房。但毕竟有一个安身之所了，因此全家还是很高兴的。后来搬走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家又得到了一间同样大小的二居室，这算是住得稍微好一点了。
铁Z局三处在太谷时，有两处家属院。一处是在太谷县城北城墙根下，人们叫“北住宅”，里面设有铁Z局三处的子弟中学，主要住领导或者资格老的工人；另一处则在太谷县南门外，人们叫“南住宅”，设有铁Z局三处的子弟小学，主要住工人。南住宅所在地解放前是太谷县的乱葬岗，埋葬的都是死于非命的外地人和处决的犯人。铁Z局三处到了太谷之后，在这片坟场上建房子，经常从地下挖出人的骷髅来。我小的时候，还常和小伙伴们用竹竿挑着那些骷髅玩，个别胆大的还用手提着往别的小孩子身上扔吓唬人家，现在想想，真是对先人们的大不敬。既然处于这样的位置，自然会有各式各样的传闻和鬼故事。当时很多人说，这里的死人骨头半夜会敲门。听了这个传闻以后，我和姐姐留心听了一下，果然每天半夜总是有人敲我们家门的声音，吓得我和姐姐魂飞魄散，而父亲出门去看，却并没有人。此后，渐渐也就习惯了，那奇怪的敲门声时有时无，直到我们搬走。
一九七八年九月我上了学，当时在班里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成绩也不怎么好。铁Z局三处的子弟学校里的老师，多半是从工程队抽上来的，也没什么教育经验，对孩子不太耐心，我当时经常挨老师的训斥，特别怕老师。学生们除了铁Z局子弟外，还有一些火车站的子弟。我们上学的第一课叫做“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二课好像是“你办事，我放心”。我记得课本第一页是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的一张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