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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损坏时有发生，厂内经常出现做私活占用公家东西现象，甚至部分职工监守自盗，偷拿一些半成品、物料、模具、图纸、工器具卖给厂外私人经销部或用于私活。一九九六年夏季一场暴雨后，该厂的部分围墙倒塌，厂里拿出钱来让职工砌墙，竟然无人愿意干活，不得已请来一个农村建筑队。一九九七年底新来了个厂长，要加强劳动纪律，对几个外出揽活的职工做出了处分，结果这帮人围殴并砍伤了新任厂长，导致该厂无人敢出面当厂长。没饭吃不行，一九九八年该厂职工还先后多次上街闹事要生活费。银行的信贷员上门讨贷款，也被这个厂的工人认为是“黄世仁逼债”，多次谩骂、侮辱信贷人员，弄得银行的信贷员都不敢去了。我也很清楚，如果自己昧着良心，装做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把国有企业的职工都写成一副“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的样子，再为今日他们的悲惨处境喊两句口号；“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说些同情工人阶级贫苦的话，写一些讽刺和抨击“富人”的文章，“半是榜文、半是挽歌”，就可以占据廉价的道德优势。但我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我写文章凭的是良心，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怀着政治目的，按照早就定好的框框进行材料取舍，刻意夸大或者掩盖某些事实。根据我多年以来的观察与思考，今天的一切都成长于它的昨天，国有企业的苦果早在国有企业建立的那一天就已经种下了。多数人天生具有惰性，没有生存的压力就不会去开拓奋进，而国有企业内恰恰缺乏这种压力。
七是对企业家的地位认识错误，奉献与收入不成比例，造成企业家道德风险难以防范。在西方国家，企业家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组织者，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对合法所得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则使得企业家们安心赚钱。因此，西方国家的社会精英多半集中在企业家阶层里。西方企业家的收入高低，与企业经营好坏密切相关。如果经营不善，企业家只有破产，自己承担责任。然而中国却是个官本位国家，公民的私有财产长期被当作一种罪恶，得不到法律保护；要想成为人上人，那你就得当官。社会精英都集中在官场里勾心斗角、拉帮结派。而官场，却是不能创造任何社会财富的。精英过度地集中在官场，只会浪费人才资源；还容易造成政策不连贯，朝令夕改。企业家则没有真正的社会地位，也缺乏真正有本事的人来安心经营企业。国有企业的领导如果经营得好，收入也还是那么多一点；经营得差，只要把上面招呼好也还可以异地做官，甚至反而获得提拔。因此，一些有能耐的企业家逐渐心理不平衡，产生了歪门邪念。一九九五年我刚参加工作前后，武汉发生了“于志安事件”。于志安是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并兼党委书记、总经理于一身，还担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又有全国工商联常委、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汉市政协常委等多种身份，也算是个能人，短短十年时间里励精图治，把一个原本陷于破产边缘、五千多职工没饭吃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弄成了“全国五百强”企业，十年来利税增加了一百倍。然而，于志安认为这个企业有今天，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而他所获得的却远远与他付出的不相称。于是于志安以自己的名义，利用企业集团跨国投资的机会，在菲律宾注册成立了一个注册资本为六十五万美元的电厂，并于一九九五年出走菲律宾。后来中国跟人家外方交涉，追回了六十五万美元的注册资本，但此时人家已经不在乎这六十五万美元了，每年电费的收入就有一千万美元。除了武汉的于志安，还有云南的储时健，也属于这类心理不平衡的人。然而，企业不同一般单位，企业经营是存在风险的，因此对企业家的监督存在着进退两难的情形：假如监督太严，企业家无所适从，不敢承担风险，那企业肯定好不了；假如监督太松，企业家道德风险又会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八是国有企业内权责不明，监督缺位。国有企业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但实际上政治统治者才是企业的真正主人。靠宣传“工人阶级主人翁”态度当然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早晚有失效的一天。当宣传失去效果以后，“主人翁”就会自发地采取措施报复往日的欺骗：怠工、盗窃、不负责任。二○○二年，我跟某个企业的一位下岗职工谈话，那位工人回忆起当年厂里花好几百万从日本买了一条进口生产线。当时签合同时，谁也不懂经济合同，没料到还要花钱请人家日方来安装调试，因此合同里没有安装条款。买回来以后，才想起来厂里无人懂得这台生产线的安装方法，日本人就狮子大张口，提出的安装调试费用比买生产线的钱还多。无奈，只好连包都没拆，把机器设备放在车间二楼闲置。后来有一次市里搞文明企业评比，打扫卫生时清理到了这套设备，一帮工人谁也不心疼，就把设备从二楼抬着扔到一楼，一楼的工人又抬着机器扔到院子里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任由其风吹雨淋、腐烂锈蚀，最后变为一堆废铁。企业的厂长经理无论干好干坏，只要政治上没有站错队，都可以继续升官。企业领导也由上级领导任命，一个人一个口味，走马灯一样频频更换。二○○○年，我曾经到一个特困企业去调查研究，企业的一名老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企业在十年之内换了十九个厂长，最长的待两年，最短的待三个月。每个人一来就按自己的好恶随心所欲，比如说厂里办公室前面的花坛，有的厂长来了喜欢弄假山，有的来了改成养鱼池，有的则喜欢草坪，有的又喜欢种树。换个领导就折腾一次，光为了这个小小的花坛就不知道白花了多少冤枉钱，企业怎么能不穷？到了承包制和厂长负责制实行以后，企业的一切行为都由领导说了算，为他们蚕食鲸吞企业财产打开了方便之门。工人既无权监督，自己也并不干净，只好任由企业恶性循环，最后破产垮台。
九是企业建设盲目上马，大嗡大哄，造成巨大损失。由于统治者急于求成，中国经济在五十年时间里经历过几次大的冒进和倒退，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损失：一是一九五八、五九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亩产万斤，这次冒进除了累死不少人，也造成了全国的大饥荒，饿死二三千万人。二是一九七○、七一年的小跃进，遍地“五小”开花，设备落后，浪费惊人，污染严重。例如当时在陕西延安这个资源少、品位低的地区，投资二千多万元兴建一座钢厂、两座铁矿和三个铁厂，建成五年亏损三千七百多万元，甚至超过了建厂投资，最后不得不于一九七九年关闭了铁矿和铁厂。三是一九七七、七八年的洋跃进，当时提出要兴建十大钢铁基地，十大化工基地，十大能源基地，又急功近利地遍地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由于长期“突出政治”，贬抑商业，当时中国人根本就不会做生意，买了不少洋垃圾回来，或者因为技术人员跟不上无法使用，放在外面风吹雨淋最后报废。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几次过热与萧条，每次都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我曾经走访过一个铁合金厂，是国家指派银行贷款一亿七千万元兴建的，刚动工就遇到一九八九年搞“治理整顿”压缩基建，工程就停了下来；到了一九九二年复建，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建筑材料价格涨了起来，钱不够用了，于是又追加贷款。就这么停停建建十多年，到一九九七年铁合金市场出现了供过于求，于是上级又决定停建下马。机器设备因缺乏保管状态很差，拍卖才得了七八百万元，都养活职工吃干喝净了。最后职工还没有安置，连本带息几个亿就这么打了水漂。
十是企业人员臃肿，近亲繁殖，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国有企业有一个西方国家企业所没有的现象：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
在西方国家，即使企业老板兢兢业业地干事业，也免不了在激烈残酷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留下来的却都是精英企业。为了生存，资本家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对产品升级换代、不断革新；拼命地压低原料消耗和人力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确实有能力的人才，资本家必须不断加薪，以利用他更好地为自己赚钱；资本家更不会自己贪污自己的财产；雇员能进能出，自己也有压力；万一失业则有社会保障体系给予救助。而在中国的国有企业里，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
我并不一概否认那些革命领袖试图消灭剥削压迫、实现人人平等的伟大理想，但是社会变革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稍微不甚就会酿成巨大的灾难。然而，统治者们往往急功近利，恨不得一觉醒来就一步登天地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结果欲速而不达，反而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苦难。直到今天，我们还要为那些早就死去多年的领袖们的浪漫主义即兴之作付出巨大的代价。
应当说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所提出的减员增效、优化资源配置、明确产权、拉开收入差距等等措施都还是对症的，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但是问题在于，操纵这些改革的主动权不在老百姓手里，而是在官僚——精英集团的手里。精英集团所进行的“改革”，也和我当初在银行里经历的那样，完全是从精英集团的私利为出发点的，因此必然是绝对地不公正的。这就是昔日革命浪漫主义杰作的后遗症：不改革是死路一条，要改革则是一场赤裸裸的掠夺。我们生在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我们的智慧和忍耐，和着血泪咽下叱咤风云的伟人们所留下的那一杯苦酒。
正如任何人都无法免于一死一样，不管你是否愿意，无论什么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分成精英和群众这两个大集团。即便是社会主义革命，尘埃落定以后依然如故，无非是出现了一些个人的沉浮。中国的改革最初是由官僚——精英集团发动的，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彻底反人性的动乱之后，无论是精英还是群众都需要有一个正常的秩序，因此改革最初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然而精英和民众利益并非一致，精英需要靠剥削民众养肥自己过人上人的生活，需要靠压迫群众维持他们高高在上的统治地位。到了八十年代末，精英与群众就已经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到一九八九年冲突爆发出来，最终是精英集团通过暴力获得了胜利。此后，民众追求自己做主的愿望受到压制，中国脆弱而幼稚的民主力量在严酷打压下日益分化瓦解，精英集团愈发的肆意妄为了。国有企业这个无人照看大蛋糕，就成了精英集团的囊中之物，任由他们巧取豪夺、肆意挥霍，到企业被吃干喝净的那一天，他们一拍屁股换地方，而工人就要倒霉了。
跟官方的宣传恰恰相反，中国国有企业的工人所遭受的剥削恐怕是举世罕见的。几十年以来，中国工人阶级被灌输“老有所养，病有所靠”，为了所谓“光明的未来”勒紧裤腰带，被给予极低的工资。虽然毛泽东时代有所谓公费医疗和免费分房等福利，但也是难以满足最低标准的生活需要。只是铁幕重重，官方恶意欺骗宣传，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因此反而产生一种盲目的感恩心态。工人阶级手中的财富数量之少，根本不足以完成任何财富的积累，一旦出现任何风吹草动就立刻陷于生活无着的赤贫境地。等到下岗失业，再加上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两个恶政的雪上加霜，一些工人必然感到今不如昔，反而怀念起毛泽东时代来。
一九九四年夏天我放暑假回家，列车座位对面是武汉某个国营企业的推销员。双方都是年轻人，我们两个互敬香烟后攀谈起来，谈到了国营企业的现状。那个推销员叹了一口气，说：“现在企业下岗真不得了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下岗”这个概念，不过不用他解释，我立刻就明白这个概念是什么意义。推销员谈到：他所住的家属院，有一家下岗工人，孩子过年想吃肉，可是家里没钱买，于是大年初一，绝望的孩子的父亲先杀死了妻子和孩子，然后自杀了。
回到家里，我把路上那个推销员的话跟父母讲了一遍。我父母一阵难过，但旋即又问：咱们家不也是跟下岗一样吗？但这个社会只要你拼命地干活就能生存，干吗要杀死自己的妻子孩子，难道对干活的恐惧比对死亡的恐惧更甚？确实，当时我母亲的企业早就名存实亡了，四五年没有见到一分钱工资；我父亲虽然退休，但退休金往往一拖就是一年半载。要是靠工资过日子，早就饿死了。我的父母不等、不靠、不绝望，从八百块钱起家，也无当官的做后台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