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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继续前行到了那个市地界。到了以后，我们又接到一个电话，说现在政府那里闹得很凶，已经知道我们又到了该市，准备用公安与法院的名义拘捕我。我的上级一听，慌了，赶紧向公司领导做了汇报。公司领导虽然对我闯祸异常恼火，但更爱护自己的员工，于是给那位上级下了死命令：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一定要把人完好无损地给我带回来！
我的上级找到当地的一位靠得住的朋友把我交给他照顾，自己留在宾馆里等待前来问罪的官员们。那位朋友不敢带我在公开场合露面，就弄了一辆车带着我在城市里兜圈子。后来我听上级说，那位官员怒气冲冲地闯进了宾馆，我的上级赶紧给人家赔罪，之后请人家喝酒。我的上级是酒精过敏体质，那天为了赔罪连喝三大杯白酒，之后就不醒人事而送进医院抢救。政府官员一看，怒气才稍微消了一些，答应不动用法院力量，第二天与我谈判。
第二天上午，我与那位官员在某宾馆谈判。官员怒气冲冲地来到我的面前，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就是雅科夫？你可真了不起呀。”接着将我痛骂了一顿，骂我是见人就咬的疯狗，是野心家。大概那位年纪不小的官员并不太熟悉互联网发表文章和转贴的规则，他义愤填膺地指责我：“你假装什么正经？你自己就一稿多投，这是文坛里最卑鄙的做法！”由于事先公司领导有交代，再加上那位上级为了营救我几乎拼上了性命，我只好忍耐住一句嘴也不顶。
那天的谈判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基本上是那位官员在斥责我。其他内容记不清了，但记得他的一句警告：“你这个样子，说不定那天你被人装进麻袋扔进长江，你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后来，我根据公司指示向他赔礼道歉，并保证：一，从论坛上删除这篇文章；二，在论坛上公开发表道歉声明。
我脱身回到武汉以后，根据当时谈判的承诺做了上述两件事情。当时很多网友们看到这些帖子，也觉得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于是自发地组织起对我的声援，一连好几天论坛上充斥了抗议和声援的帖子。然而，那位官员可能觉得还不解气，又把我的另一篇文章《新组织部里的年轻人》给下载后传真给我原来的G银行，并附了我的照片。那篇文章写的实在是太写实了，几乎所有涉及到的人都可以对号入座。于是，再次在G银行引起了轩然大波。公司领导对我接二连三地捅漏子异常恼火，当即决定扣除我半年的一切奖金作为惩罚。现在我想起来，这样做确实也有道理，因为当时我每日沉迷于在互联网发表政治见解，对工作三心二意；又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也给公司利益造成了损害。要是在一般单位，恐怕早就被炒鱿鱼了。
不过当时我从来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因此这一切对我的打击也是很大的。我曾经一度想离开这个公司，到北京去谋求自由发展。于是二○○○年国庆节期间我去了北京，受到北京网友们英雄般的热情款待后，我又到某报社谋职。然而，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 …。。）我还是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在追求自己理想的同时，我还必须承担起儿子与丈夫的责任。因此，在从北京回来之后，我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忍辱负重地留下，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不是爬起来，而是站起来，因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也就是那次去北京时，我在卧铺车厢遇到了一个留学归国不久刚分到北京某大医院的女医生。由于彼此年纪相仿，很快我们就混熟了。女医生大约是刚出校门不久的缘故吧，尚良心未泯。她告诉我一个惊人的内幕：在西方国家，当一种新药或新的治疗方法投入临床试验以确定其疗效和副作用时，必须明确告知患者，取得患者同意后免费进行治疗，对试验出现的风险也要负责到底；而在我国，医院从来都不会明确告诉患者这是临床试验药品，也决不会因为是充当试验实体而对患者减免任何费用，这已是国内医院约定俗成的规矩，大家彼此心照不宣。这位女医生非常难过地表示，医生们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展医学试验，违背了医学的基本道德；在患者付费的的情况下进行科学研究，试验成功了，他出名、你买单，名利双收而又不承担任何风险，试验失败则患者人财两空。她说她对医疗界的这种黑心做法感到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不过，那时我还没有频繁地与医院打什么交道，对医疗界的黑幕虽然有一定感受，但并不深刻。因此，我只是附和着发了一点感慨，也没有往心里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四、永不言败
在二○○○年夏天那件事以后一段时间，我的处境非常被动：首先，很多以前的熟人因为我写了银行的一些内幕，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他们而对我另眼看待，处境相当孤立；第二是单位领导对我这个一贯惹祸上身、天天上班时间上网的人也不欣赏，扣掉了我当年全部奖金。那年我是全公司收入最低的人，比临时工收入还要低。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首先想到的是不让父母操心，于是对妻子交代：无论何时何地，你都不要跟我父母讲我的事情。可是有一天妻子忍不住跟我父母讲了。那年中秋节我回吴家山的父母家里，妻子先到了。一进门就看到父母脸色都很灰暗，然后问我是不是有这个事情。我一听知道坏事了，但仍然竭力掩盖，轻描淡写。父亲说，这件事情你有正义感是对的，但你不要忘了我当年的教训，不要逞嘴皮子上一时之快栽跟头。母亲则说：很高兴看到你没有随波逐流，但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是第一位的，有些事情咱们老百姓管不了；家庭是第一位的，只要你自己站得正、行得端就成了，少管闲事。你爸当年不就是因为看不惯当官的一些作为倒霉了一辈子？他自己体会最深刻，我们说这些不是要你学坏，而是让你学会保护自己。我一看觉得已经没法隐藏了，只好跟他们说了自己打算到北京谋发展的事情。父母听了，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得如此了，鼓励我好男儿志在四方，出去闯闯也不错。
那天从父母家出来，我为妻子泄露了机密气急败坏。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父母年事已高，害怕他们担惊受怕。于是我跟妻子大吵一架，妻子却争辩道：我是想让你父母劝劝你，让你别多管闲事；你以为你是谁，管得了那些当官的？我一听更加生气了，一下子失去了理智，抽了她一个耳光。车上的人还以为我是那种粗鲁之辈呢，纷纷谴责我没有教养。事后想想，自己当时实在是不够冷静，更不该动粗，老婆也是为我好，只是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
在国庆节前夕我又去看望了当年的系主任，跟他讲了这件事情。系主任听了，对我说：“我很高兴自己的学生里能有你这样的人，真的很难得，但你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我支持你去北京发展，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就跟我说一声。在北京我也有很多同学，到时候都能帮上你的忙。”听了这位正直而善良的老师的话，我更确信了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我的老师，以及很多原本素不相识的网友，他们在我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给了我最可贵勇气和鼓励。
当最初的激愤过去，从北京回来以后，我又认认真真地考虑了个人的前途，觉得还是留下来更好。因为我是在这里摔的跤，我必须从这里站起来以表明自己不是一个弱者。同时我也认真地反思了自己的作为，觉得自己以前犯了几个毛病：一是浮躁，下车伊始就喜欢呜哩哇啦地放炮，认真深入、经得起推敲的思索很少。二是行文风格幼稚，不注意保护自己，本想揭示社会现实，却变成了几乎指名道姓的人身攻击，也难怪人家勃然大怒要报复。三是喜欢炫耀自己，把自己的照片挂在网上，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这个人；其实人的价值并不在于自己一定要捞取什么名声，而在于自己为社会究竟贡献了什么。四是没有处理好开发表政见与工作的关系，占用了工作时间写文章上网。
通过上述反思，我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从二○○○年十月份以后开始很少上网了，多半在读书与思考中度过，养精蓄锐；同时，我以一种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手中的工作，每日加班加点，要把工作做到最好。二○○三年我们公司做了一个大的业务，进行了前后八九十次的谈判，光形成的业务报告就有四十万字，而且任务紧，要两、三个月之内完成。为了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我日夜加班，困了就躺下就睡，饿了就三下两下扒拉几口饭。终于，我的报告及时通过了上级审核，该业务一锤定音。整个二○○三年，我写的各种报告合计超过了一百万字，还要经常出差到各省的国有企业去调查、研究和谈判。因为连续作战，长期伏案写报告，我累出了颈心综合症和暂时性高血压，浑身上下整日酸痛，每分钟心跳达一百二十多次，只得靠服用倍他乐克降低心跳次数。
我的工作自然得到了上级和同事们的肯定。本来二○○一年我就被所在的部门全体工作人员一致评为“先进工作者”，但上报到领导那里，领导虽然也觉得我工作不错，但上一年出了那样大的事情受了处分，今年又一下子评个“先进工作者”，有些大起大落，于是没有批准，只好做了我的思想工作以后压了下来；二○○二年我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领导又压了下来；到了二○○三年我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这次领导放水了，一下子领回四个鲜艳的荣誉证书：先进工作者、最佳工作报告奖、目标管理先进个人、目标管理先进集体。
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又在深入读书思考的同时开始写文章。这些年里，我先后写了一大批思考比较深入全面、理论联系实际的文章，分为几大类：一是针砭时弊、为中下层民众呼号的文章，如《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在一些网站被转载时改名为《中国最肮脏的产业》）、《著名主流经济学家毕B·A访谈录》、《这样的生活，我们还要忍受多久》、《一个歹徒和一个富翁的诞生》等；二是抨击专制独裁，呼吁民主的文章，如《朝鲜，一个冬天的童话》、《极权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等；三是对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总结的文章，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代》、《红星陨落之谜——论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和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要么生存、要么灭亡——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困境和出路》；四是理论探讨文章，如《阶级属性、阶级斗争与民主》、《论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答香港青年共产主义者》、《走向更加民主、更加文明的社会主义》等等。
我写的这些文章，多是动辄几万字的长篇。本来工作就繁忙，写作只好见缝插针，通常一篇从构思到完成需要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时间，最长的达到三四年。恰在二○○一年以后，我父亲查出来患了多发性骨髓瘤，我经常还要回家照料父亲。面对繁重的工作，多病的老人，我只好牺牲了一切能剩下的时间用以写文章。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娱乐，没有时间看电视。每天中午我不午休，而是写文章；下班或者去医院看望父亲回来，吃两口饭就进书房写东西看书。这就是我现在的日常生活。
不过，我并不觉得自己很辛苦。每当我看到自己的文章被人们转载传诵一时，我心里就感到一种舒畅。不是快乐，是舒畅，因为面对中国的现实，我难以说自己还有真正的快乐；而这些话我如鲠在喉，不说不行，说出来自己就舒畅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道路，就要义无返顾地走下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五、“成功”人士
二○○二春节前夕，我接到一位姓袁的朋友的电话，约我聚聚。这位哥们以前在大学里和我是同乡、同学，还跟我是“铁哥们”，几乎形影不离。然而毕业以后，大家各奔前程，虽然同在一个城市里，但都有了自己的家庭，整日为生计忙忙碌碌，彼此很少见面，只是偶尔电话联系一下。朋友在一家股份制银行工作，据说现在比较成功，已经成为这家银行某支行的副行长了。
那天晚上，我践约到一家酒店门口。朋友早在那里恭候了。一见我，热情地迎上来寒暄一番，连说我养尊处优、“发福”了。我只好苦笑，因为这几年里，自己每天坐着写文章写报告，的确“发福”了。在往酒店二楼包房拾阶而上时，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