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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确山老家以后，战局急转直下，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我们家再也没能和李××联系上。于是，祖父的骨灰，还有那些囊括了家里几乎所有动产的包裹均不知所终。解放后，大伯曾到南京寻找过李××家找骨灰，但早已物是人非，听邻居们说，李××跟国民党去台湾了。
事实上，祖母这次跑反完全没有必要。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已经穷途末路的国民党行政机构和军队自己撤出了开封，逃往徐州。解放军兵不血刃就解放了这座古城。后来回到开封后听邻居们说，解放军进城时见里面没有抵抗，就分成两路纵队，分别在街道两边摸索着前进，走走停停，很警觉的。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十七、母亲的家庭
我母亲的故乡是河南滑县，也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故乡。我小的时候，曾模模糊糊地听过外婆讲赵紫阳家里的事。母亲所在的那个村子里的人清一色姓张，都是一个老祖宗的后代，村民也全都是亲戚。我的外公叫张明堂，出生于一九一○年，是个一个大字都不认识的老实庄稼汉，原本并不富裕，娶外婆时家里一共只有七亩地。外公是干农家活的天才，十岁时就会赶大车，一辈子唯一的兴趣就是伺候庄稼，人也非常勤劳，就知道干活。
我的外婆姓袁，名素珍，于民国四年（「注」即一九一五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外婆原有十个兄妹，因家境贫寒其中有七个夭折，外婆是最小的一个。外婆的父亲到省会开封谋生，当时交通不便，也没有钱，很久没有音讯。外婆一岁时，豫北大旱，家里人断了粮食。全家走投无路时为了求生，只好把外婆的姐姐以五十块现大洋的价钱，卖给淇县的一个大地主赵家作小妾。当时外婆的姐姐十七岁，模样非常标致，来提亲的那个男人当时四十来岁，长的斯斯文文。外婆母亲一看，觉得虽然岁数大了一点，但人还体面，终究还能过，于是也就应允了。
谁知这个来提亲的人只是那家的账房先生，真正的新郎是那家的主人赵老太爷，当时已经七十三岁了。赵老太爷家有千顷土地，家丁数百，但就是没有后代，于是不断地娶小老婆想要个继承人，到外婆的姐姐已经是第七房了。外婆的姐姐到了他们家才知道这个情况，但也无力逃脱，终日以泪洗面。外婆的母亲在女儿出嫁后去探望女儿，到了那家才发现这女婿比自己还大三十多岁，顿时又急又气，几个月以后就病死了。就这样，外婆还在两岁时就死了母亲，父亲又一直没有音信，只得寄住在她的哥哥家里。
外婆的哥哥比外婆大二十四岁，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农村地痞。也算天造地合，外婆的嫂子也是个恶毒刁钻的泼妇。二人对这个可怜的妹妹没有一点怜悯之心，时常虐待她，一天只给她吃一顿稀饭，还让她砍柴、割草，稍不合心就拳脚相加。外婆长到十岁时，因为营养不良发育得只像四、五岁小孩，头发如同枯草，轻轻一碰就大把脱落。这时村里的邻居实在看不过去，悄悄跑到淇县，把外婆受虐待的情况告诉了外婆的姐姐。
外婆的姐姐嫁给赵老太爷之后还不到一年，那老头就病死了，仍然没有一子半女。赵老太爷是淇县豪强，家里有好多院落，金银财宝分别藏在不同地点。由于家中无后，藏金银财宝的地方原来只有老头子和大老婆知道。死前，赵老太爷有些良心发现，觉得对不住这个小老婆，便悄悄把家里放钱的地方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按照封建家规，赵老太爷死后，小老婆们也不能改嫁，只能守寡到死。
赵老太爷的大老婆是一个心地不坏的人，虽然家有良田千顷、金银无数，但依旧勤劳节俭，对几个守寡的姨太太也还和善。那时豫北常闹饥荒，每到春天青黄不接时，赵家都要在门外设立几个粥棚施舍。那时赵家大婆已经六十多岁了，走路已经不稳，需要佣人搀扶，但每当她在地上看见有零散的麦穗、棉桃、布头这些东西，都要亲自拾起来，洗净后积攒起来备用。
外婆的姐姐本来不愿与哥嫂这一对坏人来往，自他们的母亲死后就多年没有回过娘家。获知外婆受哥嫂虐待的消息后，外婆的姐姐赶紧到哥嫂家里，把外婆领走了。好在赵老太爷的大老婆人还算善良，听了外婆的凄惨遭遇后不胜唏嘘，也就同意收留外婆，和家中佣人住在一起。外婆在姐姐家里可以吃得饱了，身体迅速恢复、发育，越长越漂亮。由于她在哥嫂家长期被虐待，谨小慎微惯了，做事手脚麻利，还会看大人眼色，把大婆伺候得舒舒服服，于是大婆也挺喜欢她，给她请了个私塾先生教她看书识字。
外婆这人心地善良，自己虽寄人篱下，但依旧同情贫苦人。民国十九年（「注」即一九三○年）前后，中原大战爆发，豫北又闹饥荒。外婆在外出时看到有母女二人即将饿毙，赶紧回到佣人房中，端出食物给二人吃，救活了母女俩。后来，外婆又跟姐姐要了一些钱，送给母女二人活命。这母女二人都挨过了饥荒，活到解放以后。外婆还帮助过一个穷老头，此人因吸大烟弄得家破人亡，自己孑然一身来讨饭。旁人都厌恶他，不施舍食物。后来外婆见他可怜，就每天偷偷把佣人剩下的伙食端给老头吃，一直持续了好几年。后来外婆一出嫁，就再也没人给那老头子送饭。几个月以后，外婆回门到赵家，才知道那老头已经饿死了。
转眼到了外婆出嫁的年龄，此时的外婆已亭亭玉立，而且知书达礼，故前来提亲的人络绎不绝，把门槛都要磨破了。这些人中有两个特别突出：一个是当时燕京大学的教授，另一个是家有“千顷牌”（「注」“千顷牌”是旧时奖励巨富的一种办法，家里有超过一千顷，也就是十万亩以上的土地，官府赐予“千顷牌”为褒荣）的豫北豪强地主王三祝（「注」王三祝在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暂编第九纵队司令，一九四九年五月安阳解放时被活捉，同年七月被处决）。特别是燕京大学那个教授，见了外婆以后非常满意，连聘礼都送来了。但是，赵家大婆喜欢外婆，不想让外婆跟着那个教授走而远离她；而外婆自己也不想到王三祝这样的大户人家里，谨小慎微地过日子。就这样挑来挑去，外婆的婚事又拖了几年。
外公年轻时长得很英俊，是远近闻名的美男子，人称“衣裳架子”：尽管天天在地里干活，但他的皮肤属于“晒不黑”，白里透红；身材也高大魁梧，达一米八三，而且特别匀称。民国二十二年（「注」即一九三三年），外公到赵家提亲。外公这人老实木讷，前去提亲时，赵家大婆问一句，他就回答一句，不问的时候就一言不发；但只要一谈起庄稼活来就眉飞色舞，兴致昂然。赵家大婆觉得外公是个本分人，靠得住，又勤快，于是让外婆来见。外婆见了外公，一是相中他老实，二是相中他能干活，三是相中他英俊。就这样，从那么多求婚的佼佼者中，外婆独独选中了外公这个最穷的庄稼汉。
解放前，由于连年战乱，豫北的土匪老抬十分猖獗。外婆刚与外公成婚不久，外公在去道口看戏回来的路上被几个“老抬”绑架了。当时土匪听得消息，说王三祝曾到在赵家向袁氏提亲，就以为外公是王三祝，于是将其绑架，放出话来要十万块现大洋，否则就要撕票。抓到外公以后一审，却发现不是王三祝，于是匪首就到赵家勒索，降价成五千块。外婆得知消息后简直快急疯了，赶紧托其姐姐到赵家借钱筹款。还正在忙活着，外公居然毫发无损地回来了。原来，“老抬”得知外公并非王三祝，又见外公老实木讷，就对其放松了警戒，关押几天后派两个小喽罗押着外公转移关押地点。谁知走到半路，两个家伙的大烟瘾相继发作，又是流鼻涕又是浑身抽搐，动弹不得，结果眼睁睁地看着外公挣脱绳索逃走了。住在赵家敲诈的匪首一听说人质已经跑了，顿时很泄气，赵家大婆也会办事，多少给了他几个钱，算是辛苦费。
外婆这人从小寄人篱下苦惯了，特别会过日子。外婆嫁给外公之后，二人配合非常默契。自从自己家买了第一匹牲口之后，外婆就像对待孩子一般爱护它，每天晚上起来给牲口喂草，连灯都舍不得点，结果经常被撞的一头包。节约下来的钱，全部攒着买地。外公这个人也不爱乱花钱，干活时根本不用人催，因为看见庄稼长的好，他比什么都高兴。八十年代后期，外公在我们家住了几年，有时我跟他一起到外面转转，每走到庄稼地，他都要俯下身子仔细地看半天，还说人家不会种田，庄稼没长好。
俗话说，天道酬勤，外婆的精打细算和祖父的勤劳耕作，使得这个家庭在解放前的二十年里不断扩大再生产，从原先的几亩地变为四十多亩，还盖了一座二层的小砖楼。不过，滑县的土地属于黄河故道，含沙量大，肥力差，当时又不懂使用化肥和品种改良等技术，尽管精耕细作，但还是离不了靠天吃饭，一亩地能打个二、三百斤粮食就算大丰收了，遇到荒年景颗粒无收的情况都有。每年打下的几千斤粮食养活当时一家六口，也不过温饱有余。
当时家里只有外公一个男劳动力，地多了以后一个人忙不过来，就雇了一个长工，农忙时节也雇几个短工。但是，这里的主家与雇工的关系并非像《收租院》里所描述的那样残酷、血腥，而恰恰相反——当时吃饭时，外公和长工同席，吃干饭；外婆和孩子们则另一桌，吃稀饭。这是因为，在天灾人祸频仍的河南，小户人家即使有些余粮也不敢顿顿吃干饭，必须留下来粮食备荒，或者换钱买地；而外公和长工属于下地干活的劳力，他们必须吃饱才有劲干活。上工时外公和长工一起下地干活，那长工与我们家关系也相当好，本身也就是自家五服以内的亲戚。外公与长工以叔侄相称，而且文革时代整我们家的那帮人里，独独没有这个长工。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殷实之家，而不是一些人公式化地描绘的如同洪水猛兽般的压迫者。
冯玉祥治豫时，搞“新生活运动”，派出大兵四处搜罗裹脚女人。可是，这种延续了一千年的陋习也并非一下子能破除的。那一段时间，村口有人放哨，远远看到有冯玉祥的大兵过来就高喊：“查裹脚的来了！”正在地里忙活的年轻妇女一听，撒腿就往家里跑，冯玉祥的大兵就在后面追，跟今天搞计划生育差不多。
后来日本人来了。外公的弟弟当时在县城卖馍，走到城门口时正赶上日本鬼子杀人立威，无端地被日本鬼子砍了头，在城门口挂了好多天。后来外公买通一个给日本人做翻译的同村人，花了不少钱才把尸首赎回来。几年里日本人就到过村里一次，吓得全村妇女脸上涂满锅灰躲到麦地里，被日本兵抓住的妇女倒也没怎么着，日本兵看着她们脸上黑糊糊、惊慌害怕的样子就哈哈地笑，嘴里还用生硬的汉语说“皇军大大的好，别害怕”，然后就走了。而汉奸队伍“皇协军”和一些杂牌队就挺可恶了，每次进村都偷鸡摸狗，搜刮财物，因此当地一些老百姓说“皇协军”比日本兵还坏。
解放前像外公这样无权无势的小地主，最怕的就是“穿四个兜”衣服，也就是穿军装、警察制服和中山装的人，这样的人一来村子里就是敲诈的。有些城里的地痞流氓没钱了，就借上一身中山装一穿来到村里，看到哪家家境好一点，但气派又不是很大的，就进去往椅子上一坐，装腔作势地说：“蒋委员长号召我们开展新生活运动，现在要交卫生费。”小地主们也不懂什么是“新生活”，不愿意交，“四个兜”就一拍桌子，声色俱厉地叫道：“怎么，不愿意？你还想不想过了？”小地主一听，吓得心惊胆战，连忙乖乖地把钱送上，算是破财免灾。
虽然豫北先后被新旧军阀、国民党、日伪轮番控制，然而这几种政治势力始终没有能深入到乡村中来，除了要交各种各样的捐税、偶尔有各式各样的军队和流氓来搜刮骚扰外，豫北的乡村多半时间处于千百年来形成的村社自治体系之中，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着，直到来了共产党。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一、阶级斗争
大概从一九四七年前后开始，滑县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就开始日益频繁起来。武装工作队到村子里成立了贫农协会，开始划分成分，瓜分富家财产。外公那个村子里，二百户人家中，有二十户被划做地主。中国农村普遍缺乏文化，特别是农村土改时期，打头阵的积极分子往往并非是老实忠厚的贫苦农民，而是农村的一些地癞子、流氓无产者。这些人心狠手毒，并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