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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是一位不善于用言语表达自己理想的领导人，仅在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相助时才用言语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志向。他初访诸葛亮而未遇，遂向诸葛亮的朋友崔州平说： “方今天下大乱，四方云扰，欲见孔明，求安邦定国之策耳。”（第三十七回）后在隆中面遇诸葛亮，诸葛亮提出“愿闻将军之志”的要求，刘备慨然对答说： “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第三十八回）可见，刘备的理想就是要在天下大乱的环境中施展才能，治国安邦。刘备一生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刘备投靠刘表后，刘表待之甚厚，生活安逸，久无战事，一日与刘表共语时起身入厕，见自己因久不骑马奔驰疆场，胯下长了肥肉，即所谓“髀肉复生”，不觉潸然流涕，入席后刘表怪问其故，刘备长叹曰： “备往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散，今久不骑，髀里肉生。日月蹉跎，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第三十四回）安逸的生活并不能使他舒心，因为这种生活不是自己的理想目标，反而是对目标追求的延误，不由悲从心来。针对此事，曾有诗曰： “忽感胯下髀肉肥，落下几滴英雄泪；久违沙场无功业，舞乐声声葬刘备”。对这一点，刘备看得非常清楚。刘备只能靠功业起家，没有功业，就没有刘备！
刘备在夫人死后去东吴招亲，其时孙权集团对刘备占据荆州一直耿耿于怀，想夺之又无计可施，刘备与孙权之妹在东吴成亲后，周瑜、张昭一伙建议孙权说：“刘备起身微末，奔走天下，未尝受享富贵。今若以华堂大厦，子女金帛，令彼享用，自然疏远孔明、关、张等，使彼各生怨望，然后荆州可图也”。（第五十五回）这实际上是要将刘备软困于吴中，以美色享乐为诱因，使其丧失心志。但当赵云报称曹操起兵五十万，杀奔荆州，要报赤壁败兵之恨，情况甚是危急时，刘备终于说服孙夫人，配合默契，历尽种种险阻回到荆州。如果没有对理想不懈追求的精神，很难设想一个人能放弃这样的享乐生活。
刘备不乏远大的理想和对理想不懈追求的精神，但他却时常把这种理想与精神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这是因为家庭出身和生活环境决定了其性格的两面性： 一方面，他富有安邦定国的宏图大志，另一方面，他出身贫贱，没有上层的社会基础，起兵后又一直势单力薄，生存于军阀混战的夹缝中，时时得依附别人，于是，他在言论上不敢直接表达自己，曾经和刘表谈得投机时酒后失言曰： “备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虑也。”只此一句，事后尚十分后悔（第三十四回）。他将大志埋藏于心，埋之愈深，追求愈强烈。在行动上，他一直不敢公开打起自己的政治旗帜，生怕目标过大，招来祸害。他一直想在群雄纷争之世得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但陶谦让徐州时他再三推托，吕布到徐州投奔他时，一见面他就虚意让位，刘表让荆州他不敢接应，出兵攻刘璋时他犹豫不决。这种二重性格的登峰造极的表现是： 当他在朝廷依附曹操、暗地里和董承等人结成反曹联盟、伺机发动政变时，他却在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作韬晦之计；当曹操饮酒间告诉他： “今天下英雄，惟使君（尊称刘备之称）与操耳”时，他以为韬晦之计已被识破，惊得手中匙箸落于地上，恰逢窗外雷声大作，他从容拾箸掩饰曰： “一震之威，乃至于此。”（第二十一回）他胸有大志，但在行动上却尽力表现为胸无大志。当他占领西蜀、夺取汉中后，势力雄厚起来，才稍微改变了这种二重性格，说话办事挺起了腰杆。
上篇：《风云人物 青梅煮酒论英雄 第一部分》
仁义是一把双刃剑
刘备的思想体系属于儒家，他在领导观上以仁治为本。他在政治、军事、情感、生活等各方面广施仁义，这样做的结果，一是使自己的政治集团具有明确的目标定向，二是保证了自己政治集团的稳定性，三是使自己在下层社会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儒家的仁政思想在我国的封建社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刘备以此作为领导集团军事目标的定向标准，就使自己的军事行动不像吕布、袁术集团那样，以眼前一时的物质利益为转移，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取舍，从而保证了自己良好的政治声誉。
同时，刘备在领导观上以仁治为本，这就把集团内部的感情联络摆在了首位，保证了集团内部的关系和谐。刘备和关、张一相识，就结为异姓兄弟，使他们的关系蒙上了浓厚的手足亲情色彩，生活上与关、张食则同桌，寝则同床。刘备在某些场合就座时，关、张则终日侍立不倦。与关羽有至厚私交的张辽曾问关羽：“兄与玄德交，比弟与兄交如何？”关羽回答说： “我与兄，朋友之交也；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者也。”（第二十六回）刘、关、张三人的关系，确是集儒家倡导的朋友、兄弟及君臣间的信、悌、忠三层关系于一体的，这种关系的多重性、密切性、无间性及恒久性是不多见的。由于刘、关、张三人是刘备集团的核心人物，因而他们间的密切关系保证了刘备集团的持久稳定性。
刘备是三国时期最善于联络感情、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领导人，如他和赵云的交往就很典型。赵云是当时武艺超群又办事精细的第一流将才，刘备在起兵不久帮助公孙瓒攻袁绍时初次与赵云相见，就甚相敬爱，有不舍之心，及与赵云分别时，执手垂泪，不忍相离。当赵云表示自己认公孙瓒为主是一种错误的选择时，刘备感叹说： “公且屈身事之，相见有日。”（第七回）洒泪而别。虽然公孙瓒数次推荐刘备，有恩于他，但他让赵云“屈身事之”，显然是同意赵云对公孙瓒的看法，认定瓒将来成不了气候，但又不好挖恩人手下的人才，只好与这位少年将才联络感情，等待“相见有日”。刘备在出兵帮助陶谦抵御曹操前，曾去公孙瓒处借兵，当公孙瓒答应借他马步军两千时，刘备进一步要求： “更望借赵子龙一行。”曹操退兵后，赵云辞行，刘备仍是执手挥泪而别。刘备在投曹操期间，听说公孙瓒为袁绍攻破，自缢身亡，他为公孙瓒伤感，同时又惦念着赵云，于是暗自下定了脱身离曹的决心。后来，刘备几经辗转，找到了赵云。赵云见了玄德，滚鞍下马，拜伏道旁。刘备对众人说： “吾初见子龙，便有留恋不舍之情，今幸得相遇！”赵云表白心意说： “云奔走四方，择主而事，未有如使君者。今得相随，大称平生，虽肝脑涂地，无恨也。”（第二十八回）后来，赵云成为刘备集团中的骨干，刘备视之为几与关张并列的心腹爱将。刘备临终前，又单独嘱咐赵云说： “朕与卿于患难之中，相从到今，不想于此地分别。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觑吾子，勿负朕言。”赵云则哭拜于地表示说：“臣敢不效犬马之劳！”（第八十五回）刘备在与人交往中的仁者之风，常常能打动对方的心弦，引起对方感情深层的激荡，而这是其他领导人所不可企及的。曾一度投降曹操的关羽，魏方虽然对他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极力拉拢收留，但关羽一知道刘备的下落，终归拜别曹操，回到刘备身边，和刘备邂逅相遇的徐庶，被曹操诱骗离去，临走前竟向刘备表示： “纵使曹操相逼，庶亦终身不设一谋。”（第三十六回）后来徐庶也果然兑现了自己的诺言。
刘备以仁为本的领导观，还导致到他能更多地赢得社会各界，尤其是下层群众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他初做定州中山府安喜县尉时，督邮巡视至县，便有五六十个老人在督邮面前替他求情说话。陶谦让徐州，刘备谦意推辞，徐州百姓则拥挤府前哭拜说： “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刘备被吕布击败投靠曹操途中，投宿于青年猎户刘安之家，刘安一时寻不到野味，乃杀其妻以献食。刘备在曹操的大举进攻面前，从新野、樊城败退，两县之民一同表示： “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江。因曹操追兵将至，众将劝刘备弃却百姓先行撤退时，他道出了心腹之言：“举大事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第四十一回）刘备就是时时以儒家仁的要求来规范自己，从而树立了自己的政治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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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携民渡江
儒家的仁治思想虽使刘备在领导工作上受益莫大，但也存在许多明显的局限性。
首先，儒家的“仁”是主张爱有差等，这就导致刘备在处理集团内部的关系时，有较明显的亲疏之别。比如刘备在决定自己的王位继承人时，在义子刘封和亲子刘禅之间要选择其一，当他征求军师诸葛亮的意见时，诸葛亮答道： “此家事也，问关、张可矣。”（第七十六回）这样的大事，诸葛亮竟然觉得难于参与，只好投了弃权票。以诸葛亮的态度中可以揣测，在事关“立太子”这样的大事上，就算崇尚“仁”的刘备，也难免受非常复杂的情感因素所左右，孔明“推”得实在高明，尽显微妙。又如刘备自领益州牧时，同时封关羽为荡寇将军、汉寿亭侯；张飞为征虏将军、新亭侯；赵云为征远将军；黄忠为征西将军；魏延为扬武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六员虎将均封为将军，但其中惟有关羽、张飞另加侯爵，连赵云这样的心腹爱将亦不能与关、张平列，而给官员的赏赐又是按等级差别给予的（见第六十五回），这就不难见其亲疏之别。这种不能平等对待部下的领导方式很容易带来消极的后果，仅仅由于刘备在人际关系上的倍加殷勤才侥幸补偿了这一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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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仁治思想在领导工作上的另一种消极影响是，当领导集团变得庞大时，主要领导人不可能和每一成员保持“食则同桌，寝则同床”的交往，感情联络稀少。从而，曾经促使集团发展的方式会变成限制集团发展的方式，甚至有些旧部可能会因感情联络变得稀少而产生怨情。比如蜀中豪杰彭羕在刘备攻西蜀途中，进一言救了刘备数万人性命，受到重用，但刘备称帝前，彭竟因刘备待他昔厚今薄而背地辱骂，并企图联络孟达，挑动马超谋反。蜀国政权的上层人物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刘备收川前四方征战长期跟随的骨干，其二是收川过程中刘璋手下的降将，其他来源的官员极少。儒家的仁治思想，导致庞大集团内部的封闭性，窒息了领导集团的吸收功能，以至使西川内外的再生人才无法跻身于领导集团，发生“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可悲情形，这不能不说与刘备贯彻仁治思想有很大关系。
最后，仁治观念常常与刘备实现目标的政治手段发生矛盾，使他多次丧失实施目标的机会。他的目标是要占据一方，积蓄力量，伺机统一全国，实现这种目标的政治手段，特别是军事行动是残酷无情的，但仁治观念却要求以仁爱之心待人，尤其是对刘姓同宗更要以礼相待，关爱有加等，这样，目标要求和手段要求常常把刘备陷于两难的境地。为了目标不择手段，就要残酷无情，不仁不义，这是刘备所不愿意的；而完全选择仁义的手段，又实现不了目标，这也是刘备所不愿意的。每碰到这种情况，他多是采取折中的方式，以迂回的手段实施目标，但这往往使他失去许多直接达到政治目标的机会，使本集团的发展走着一条异常曲折的道路。比如，刘表多次提出自己死后让刘备作荆州之主，但刘备却认为，“景升待我，恩礼交至，安忍乘其危而夺之。”（第三十九回）曹操大举进攻新野小县，孔明建议夺取荆州安身，以拒曹操，刘备又是不忍图之，并声言： “吾宁死，不忍作负义之事。”（第四十回）刘备携民渡江之时，众将一再劝他弃百姓先走，他认为“百姓从新野相随至此，吾安忍弃之？”（第四十一回）结果被曹操追兵打得一败涂地，他的妻小都未能保全。又比如，当刘备攻取西蜀的时机已成熟时，他却一再推托说： “刘季玉与备同宗，若攻之，恐天下人唾骂。”庞统建议他与刘璋会面时，就筵上杀之，一拥入成都，唾手可得西川，他却认为： “季玉与备同宗……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并指责庞统： “公此谋，虽霸者亦不为也。”（第六十回）他最终虽以军事手段夺取了西蜀，但迁延日月，折兵损将，尤其是副军师庞统阵亡，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刘备夺取汉中后，众将欲推他当皇帝，他认为这太不符合为臣之道，坚持不干，只接受了孔明关于暂时为汉中王的折中方案。及至曹丕篡位，蜀中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