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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为谁喝彩 三国用人之道》
大象逐中的制胜秘笈
《三国演义》描绘了各政治集团间的相互斗争,展现了各集团领导人对各种复杂情况的思考、判断、分析和处理,通过军事斗争的胜败得失向人们提供了许多合理而恰当的领导方法。我们这里暂且探讨其中的若干方面。
全局观与决策法
在天下大乱的社会环境中,如何能使自己的政治集团生存下来,并保证消灭敌人、迅速发展,这需要有正确的战略决策。吕布集团没有战略决策,军事目标不定,到处树敌,结果在短时间内被剿灭;袁术、袁绍集团战略决策错误,结果均使强大的军事集团迅速崩溃。
曹操有三次意义重大的战略决策。第一次,十八路诸侯联盟解体后,他在山东一带养成势力,遂接受了荀彧关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建议,出兵洛阳“保驾”。在许多集团都有“保驾”可能性的情况下,曹操捷足先登,抢先占有了这一独一无二的政治优势,其决策的战略意图甚为高远。第二次,操入洛阳保驾天子后,他接受了董昭关于移驾许都的建议,这样,既占有了北方的战略要地,获得了向北发展的有利条件,又摆脱了古都的政治羁绊,把皇帝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加强了第一条决策的有效性。第三次,当曹操击败袁术后,他面临张绣、吕布、袁绍的威胁,而袁绍势力尤其强大,这时,谋士郭嘉向操提出“十胜十败”之说,曹操于是决定以袁绍为主要敌人,决定除掉吕布后北克袁绍,这一军事目标的确定及其实现是曹操集团上升的转折点,使他一跃成为当时最大的军事集团。
刘备在吕布被消灭后不久即公开打起反曹的旗帜,他在势力单薄、没有根基和缺乏同盟军配合的情况下几次进攻曹操,均被击败,因为其战略决策尚缺乏可行性。接受了孔明“隆中对”的战略思想后,他连续做出了三项重要的决策: 一是联合东吴举行了抗击曹操的赤壁之战,造成自身发展的机会;二是接受庞统等人的建议,夺取益州,创造了自己的立身之本;三是接受法正、孔明等人的建议,一鼓作气夺取曹操的汉中,使他的事业走向极盛。
孙权集团的发展中有两次重大决策: 一次是孙策接受了朱治、吕范的建议,借兵收复江东,脱离袁术,这使自己获得了独立发〃奇〃书〃网…Q'i's'u'u'。'C'o'm〃展的机会和基业;第二次是孙权经过动摇、彷徨之后终于接受周瑜、孔明等人的建议,下决心迎战曹操,打赤壁大战,这保卫了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又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看来,一项高明的战略决策必须是: 第一,和本集团的目标、方向和利益相结合,必须包含深远、宏大的战略意图;第二,必须看准天下形势,分析各种利害因素,参照历史经验,统筹作出考虑;第三,必须考虑时机和条件,使其具有可行性。三国前期的许多政治集团间争夺剧烈、战事频繁,但很少能做出符合上述条件的战略决策。冀州牧韩馥在公孙瓒进攻时决定邀请屯居河内的袁绍入州御敌;益州刘璋在张鲁的军事威胁面前邀请穷居荆襄的刘备入川助守,这些“引虎入羊群”的决策连各集团之间起码的利害关系也顾及不到,他们的失败自然是迟早不可避免的。
在具体的战役和战斗决策中,高明的领导人总是能考虑到自己集团的力量极限,他们一方面要消灭敌人,另一方面又要保存自己,或降低自身的消耗。于是,他们总是想方设法调动其他集团去争斗,自己尽量超脱,想坐收渔利,这是一种计谋和决策水平的较量。例如孔明安排在华容道放掉手到擒来的曹操,让曹操牵制孙权,而乘他们两家激烈鏖战的间隙,以少量兵力袭取了荆州等地。孙权虽有一肚子的怨气,却还不得公开加兵争夺。这时,孙权谋士顾雍建议: “为今之计,莫若使人赴许都,表刘备为荆州牧,曹操知之,则惧而不敢加兵于东南,且使刘备不恨于主公,然后使心腹用反间之计,令曹、刘相攻,吾乘隙而图之。”孙权采纳了这个建议,这就把矛盾移到了曹操与刘备之间。曹操接到孙权的表奏后,以丞相身份表奏周瑜为南郡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当时二地为刘备所占,这样,曹操又把矛盾踢给了孙权和刘备,让他们双方互相吞并。矛盾被推了一个圈子,结果又回到了孙、刘之间,刘备无奈,最后只好答应夺得西川后归还荆州。三个集团都想争夺利益,但都不想出兵动武、消耗自己,他们企图以其他两方的争斗消耗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们不妨再看看在后来一段时期内三方的决策较量。第一次,孙、刘结为唇齿,曹操耿耿于怀,他手下谋士陈群建议,让操率大兵攻江南,他料到孙权受到威胁,必然求救于刘备,而刘备正有心攻西川,势必无心援救孙权,这样,孙权无力取胜,必然丢失江东,而操夺取江东后,可一鼓平定荆州,进而平定天下。操采纳了这个建议,率三十万大军,会合肥之众,向孙权进攻。孙权果然向刘备求救,孔明作出全新的考虑,他既没有如陈群所料拒绝援助孙权,又没有出兵援助孙权以消耗自己,而是让刘备致书于马超,以给马腾报仇、兴复汉室为名,让马超兴兵入关。当马超率三十万西凉兵马杀奔长安时,操只好放弃了南征计划,亲自引兵拒敌。第二次,曹操初得汉中后,益州震动,人们料操必然乘胜攻取西川,时刘备初得益州,人心未归,能否抵御曹操把握实在不大。最后,他采纳了孔明的建议,将长沙、江夏、桂阳三郡归还东吴,让东吴出兵合肥,以牵制曹操,并答应夺取汉中后归还荆州全土。孙权遂统帅大军征合肥,一时缓解了益州的危急。第三次,刘备夺取汉中,自立为汉中王后,曹操非常恼怒,但他未立即出兵相攻,派人去东吴约孙权攻荆州,声言自己同时攻汉川,首尾夹攻刘备,答应破刘之后,共分疆土。孙权谋臣步骘认为这是曹操嫁祸于东吴,他建议派人去许都见曹操,令曹仁从旱路取荆州,吸引关羽领荆州之兵向北争锋,等荆州空虚时,东吴再派兵暗取。孙权依计照办。最后,在关羽放松警惕、孔明又未派兵增援的情况下袭取了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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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观与决策法
可见,在战役、战斗的决策上,各集团的领导人总是尽量不直接动用武力,他们做决策的基本原则是: 第一,以自己的政治意图为决策的最高目标;第二,设法消耗别人,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他们决策的基本方法是在各个集团的相互关系上大做文章,挑起其他集团间的矛盾,争取自己的同盟军。高明的领导人做决策时,善于在更大的争夺圈中考虑问题,他们能利用这个争夺圈中身处边缘位置的军事集团,巧妙地利用他们与自己敌人的矛盾,建立起大范围的同盟关系对付自己的敌人。有哪一个集团的领导人对做出这种决策不持认真分析的态度,必然在复杂的争斗中使自己一方处处被动,为他人所算,因为这是一种才能和智慧的较量。
领导人在考虑作战计划时,在一定的条件下要敢冒风险,善于做出风险决策。孔明在身边无兵力时,面临司马懿的大举进攻采用“空城计”,即是一次风险决策,这次决策成功地保护了自己,又为自己军队邓艾像的撤退争取了时间。这是一种防御式的风险决策。司马昭派兵灭蜀时,邓艾率三万精兵偷渡阴平小路,他凿山开路,悬索搭桥,沿路还分兵留守险峻之处,幸得后主刘禅麻痹大意,撤掉了孔明生前安排留守险要之兵。邓艾兵抵江油城,只剩两千人。他不敢停留,一鼓夺取江油,又连下涪城、绵竹,取得了夺取成都的决定性胜利。邓艾偷渡阴平时,有几次都是军士以毡裹身,从山上滚下,有进路而无退路,蜀兵若有百余人守其险要,兵士将全被饿死,这种作战计划是一种进攻性的风险决策。
风险决策在军事斗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防御中,把握较大的风险决策实际上正是保守性决策,在进攻中,风险决策一旦成功,可以保证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功,就战争的全局来讲,它消耗少,费时短,功效大,决策人应该给予足够重视。孔明一出祁山时拒绝采纳魏延关于兵出子午谷径取长安的风险方案,他从大路进兵,损兵折将,耗费国力,屡不得手,这是他用兵的一次战略性失误,连司马懿也不无遗憾地说: “若是吾用兵,先从子午谷径取长安,早得多时矣。”(第九十五回)风险决策得以成功的基本条件是: 第一,决策要有起码的客观依据。依据越小,风险越大,因此依据绝不能降低到零;第二,领导人要有实施决策的胆识和必胜的信心,要以自己的勇气和决心鼓舞激励全军将士,一旦实施,绝不能中途畏缩动摇;第三,进攻性风险决策的实施要保证“兵贵神速”,使敌方无掩耳之机。世界上没有万全的选择,当然就没有万全的风险决策,高明的领导人只是在各种决策中选取最优方案。
在决策方式上,领导人要想法调动部下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参与决策。高明的领导人常是主动征求部下的意见,让他们充分发表见解,然后自己从中选择、补充或纠正。曹操手下谋士极多,他在行动作战前总是问计于众谋士,比如在如何对待刘备来降的问题上,在围剿吕布和迎战袁绍时,他都征求谋士的意见。让部下参与决策的好处是: 第一,能发挥众人的智慧,避免领导人一人思考问题的片面性;第二,让部下多角度地考虑问题,便于领导人在多种方案的亮相比较中选取最佳方案;第三,让部下参与行动方案的制定,让他们充分了解方案,便于他们宣传和贯彻;第四,能逐步培养部下的参与意识,提高他们的责任心。
让部下参与决策,应当注意到: 第一,领导人自己要有主见,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一定要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不能自己含含糊糊,动摇不定。袁绍是一名喜欢让部下参与决策的领导人,但他胸中无数,好谋无断,遇事决策方案虽多,没有起到任何好的作用。第二,对部下提出的任何意见,都不要妄加怀疑。三国后期诸葛诞在淮南反叛司马昭,被司马昭围困于寿春城内,谋士蒋班、焦彝建议说: “城中粮少兵多,不能久守,可率吴、楚之众,与魏兵决一死战。”诸葛诞发怒道: “吾欲守,汝欲战,莫非有异心乎!”(第一百十二回)将领文钦建议说: “粮皆尽绝,军士饿损,不如将北方之兵尽放出城,以省其粮。”诞又发怒说: “汝教我尽去北军,欲谋我耶?”遂将文钦斩首。在这类领导人跟前,谁有好的设想还敢提出?第三,众人决策,确实应该注意决策的保密性和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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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对手分析
在明确了自己的政治意向后,应该首先弄清楚自己的政治对手是谁。当曹操接到孙权表奏刘备为荆州牧的文书时手脚慌乱,程昱问他说: “丞相在万军之中,矢石交攻之际,未尝动心,今闻刘备得了荆州,何故如此吃惊?”曹操回答说: “刘备,人中之龙也,生平未尝得水。今得荆州,是困龙入大海矣。孤安得不动心哉!”(第五十六回)刘备也曾向庞统说过: “今与吾水火相敌者,曹操也。”(第六十回)曹操和刘备曾经私交甚厚,这并不排除相互视为政治对手的可能,因为感情不能代替政治。孔明兵出祁山前曾对众人说: “魏国余皆不足虑,司马懿深有谋略,今督雍、凉兵马,倘训练成时,必为蜀中之大患。”(第九十一回)他们都明白自己真正的对手。像吕布那样不明白自己的政治对手是谁,必然四面树敌,与天下人作对,这实际上是政治意向不明、战略目标不定的表现。
人们对自己政治对手的认定,是以自己的政治意向、能力、地位和学识为根据的,人们一般总是在同一水平上认定主要对手。例如,刘璋以张鲁为对手、邓艾以钟会为对手、袁谭以袁尚为对手等等。在复杂的竞争环境中,有主要的对手与非主要的对手之分,有真正的对手与虚假的对手之分,有长远的对手与暂时的对手之分。高明的领导人对此应该胸中有数,以此作为制定战略部署的基本依据。
领导人不仅要明白自己主要的对手是谁,而且要知道对方的情况如何。诸葛亮知道司马懿必然高估自己作战方案的保险系数,因此才敢于空城弄险,他对曹真、张郃或王双等魏将必不敢如此。刘表与张绣于安众截击曹操,操因后方袁绍相攻即日回兵;二人商定追击,谋士贾诩力劝不从,结果被操击败而还;贾诩又劝二人整兵再追,断言再追必胜;果然大获成功。贾诩深知曹操的用兵之能,他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