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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政界往事-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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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西汉初年七十年间以清净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是国力迅速恢复,达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而萧规曹随则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曹参是刘邦的老乡,也是西汉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之一。刘邦称帝后,封他为齐相国。当时齐有七十余城,是最大也最重要的封国。治下在今天山东沿海的一大片地方。
曹参到齐国后,就如何治理国家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结果,众说纷纭众口难调,搞得他一头雾水。后来,他听说胶西地区有一位盖老先生,精研黄老之术,就以重金请教。据说,盖老先生核心的话只有一句:治国之道,贵在清净无为不扰民,则民自定。史称,曹参大受启发。此后,以黄老之术治理齐国九年,国泰民安。从此,曹参名声大盛,当时的人们皆称其为贤相。
萧何去世的消息传到齐国后,曹参马上让人收拾行李,说:“我要当宰相了。”几天后,朝廷的使者到,召他进京出任宰相。
曹参的宰相当得很绝:他处理政事时,全部按照萧何的成规办理;任免官吏时,只挑那些年龄大的、忠厚老实的、不善言谈的人,辞藻华丽、长篇大套、追求名声者一概罢免不用。他自己则每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白天晚上都是酒气熏天。
时间长了,他的同僚部下们相当苦恼,搞不清楚宰相这是什么路数。于是,忍不住想探问个究竟。谁知,一见到宰相,宰相就会极其热情地拉着喝酒;来者刚一说话,马上又被灌酒,直到最后,一醉方休。而且,这种情况居然成了每日的常态。不如此,人们反倒不习惯了。于是,整个宰相府晏然无事,整个国家也安静祥和。
宰相府旁边有个花园,是相府属吏们平时休息的地方。到后来,这帮家伙们也学着宰相在这里整日聚会狂饮,喝的高兴了就歌之舞之,相当快乐。终于,有古板一点的官吏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有一天请曹参去逛这个花园,意思是当场抓住这帮家伙整治一下。不料,宰相见此情形大喜,欢呼着端起酒杯立即溶进了狂欢的人群。
当时的皇帝,是汉景帝刘启的大伯惠帝刘盈。刘盈被自己的母亲吕后荼毒戚夫人的作法吓坏了,已经没有心思管理什么国家大事。现在看到宰相这副做派,也很疑惑,以为宰相是因为看不起自己才这样的。于是就让在自己身边做侍从的曹参的儿子,悄悄回家问问他父亲,究竟打的什么主意,还想不想治理这个国家了?结果,儿子的话刚刚出口,曹参便大怒,把儿子摁在地上一顿痛打,据史书记载:在屁股上足足抽了两百鞭子。打完后,对他说:“滚回去当好你的侍从,天下大事不是你该过问的。”这下子,皇帝的脸上也挂不住了。一天上朝后,刘盈责备曹参说:“是我让你儿子劝你的,你怎么把他打得那么惨?”
曹参脱帽,道歉,然后问惠帝刘盈:“陛下觉得自己与高祖谁更英明?”
刘盈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高祖比?”
曹参又问:“在您看来,我和萧何谁更贤明?”
刘盈回答道:“先生好像要差一点。”
曹参说:“对呀。高祖与萧何已经定下了很好的治国方略和政策法令,您无为而治,我们守住职责不乱来,这不就可以了吗?”
刘盈听后放心了,说:“善。”[ ·电子书下载乐园—wWw。QiSuu。cOm]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萧规曹随的典故,也是西汉初年以黄老之术推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政策的由来(26)。
第二章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翻检这一段史料,会给人一个特别突出的感受:在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的问题,曹参抓住了一个最深层的要害:在帝国政治结构之下,最难治理的其实不是民,而是官;只要如狼似虎的皇家与官吏能够不生事,不扰民,能够清净无为;只要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让他们守住职责不乱来,从而官安其位,民乐其业;那么,中国人就会像变魔术一样,生产出无穷无尽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这套思想与方略为汉文帝与汉景帝所忠实继承,终于导致了文景之治的太平盛世。
我们无法知道,在司马光的内心深处是否有这种担心:官吏们借变法之机,如虎狼出笼一般糟蹋百姓。但是,不管起初他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反对变法,到后来,他成为坚定的反对派领袖,这个因素肯定发生了重大作用。原因是,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渐次展开,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以青苗法为例。陕西地方官推行时,效果不错;王安石担任地方官时,在自己治下地区实行时,也一样大受欢迎。因此,王安石相当有信心地在全国推行。谁知,结果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大面积的灾难性后果。其原因相当复杂。如果根据史料还原当时的情形,则大体情况是:青苗法肯定是适合农民们需要的,特别是在青黄不接时节,更能显示其救济与援助的功效。有钱的人家不需要这种援助,贫苦之家需要,但必须以田里的青苗为信用担保或者抵押。这样一来,风调雨顺时,大家自然都很欢喜;而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发放贷款的官府与使用贷款的农户双方,立即同时陷入恐慌之中。官府为了减轻自己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责任,唯有逼迫农民一途。农民便只好变卖家当,归还贷款本息。严重者需要卖房卖地,甚至卖儿卖女。最后,导致部分农民流离失所,更使许多农民无力或者不敢贷款。
这样显然不行,因为各个地方官府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这些贷款本金附带着必须完成的增值使命一道下达。如果贷款发放不出去,地方官员便无法完成那百分之二十的贷款利息即价值增值的任务,这将直接影响官员们在上司眼中的形象、工作业绩与升迁。于是,各地官府及其官员们便花样百出。其中最普遍的做法是,根据当地农户的经济状况,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等级,规定不同级别农户的贷款额度,然后,强令当地富户与其他不同等级的农户之间结成利益共同体,由富户为各等级贫户提供担保或者抵押。更有甚者,若干地方官府的官员们,为了提高自己的政绩,还欺上瞒下、自说自话地或公开或变相将贷款利息提高到了百分之三十甚至更高。
很明显,这种情形蕴含着相当凶险的潜在后果。它意味着,一旦出现饥荒之后,所有的人家全部会被一网打尽,舍同归于尽一途,无处可逃。唯有官府可以旱涝保收。而各级政府官员只要足够心黑手辣,则自然政绩卓著。于是,一件本来具有功德性质,明明充满政治善意的政策,却在帝国政治体制和各级官吏的运作下,变得面目全非,成了彻头彻尾的残害百姓之举。
对于王安石来说,加倍不幸的是,变法开始后不久,全国各地就连续数年旱、涝、蝗灾不断。受灾面积既大,灾害烈度亦强。致使遍布全国的地方官员立即变成真正的虎豹豺狼,在他们毫不容情的追逼之下,受灾农户纷纷倾家荡产,卖儿卖女卖妻子的情况层出不穷。而且,富裕之家更加成为官吏们锁定的对象,迫使他们破财免灾,或者破产、出逃。由此引发的后果成为十足的灾难。
均输法与脱胎于平准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则形成了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的打击。原本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所操纵,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其后果当然不难想像。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从时人记载和苏东坡等人的大量文字中可以看到,全国城市商业与市场一时间相当萎缩而萧条,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
而与汉武帝时代发生的情况类似,也与主张变法者的预期一致的,则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大量增加。二十多年以后,宋徽宗赵佶登基不久,宰相蔡京报告说:如今国库尚有五千万缗积蓄,用度充裕,完全可以使朝廷威仪更加气派一些。此是后话。
在这种情势下,帝国管理阶层出现的最显著变化,就是士大夫阶层迅速分裂为旗帜鲜明的两大阵线。几乎所有德高望重的元老重臣,和除王安石一人之外的几乎所有最重要的文化名人,全部变成变法的坚定反对派,其中包括王安石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经在王安石执掌大权之前,给予过他相当无私的极大帮助。比如,有一位名叫韩维的官员,是神宗皇帝登基之前的主要幕僚与导师。他有一项工作,是给未来的皇帝讲解经义;每当他发出高论,引起赞赏时,他都会告诉皇帝:这不是我的见解,是我的朋友王安石的观点。后来,皇帝曾经准备任命他担任一项更加显赫的职位,他谢绝了,却推荐王安石出任该职,他的理由是,王安石比自己有水平得多,他应该获得用武之地。这是皇帝很早就对王安石产生深刻印象的重要原因。后来,为了推行变法,王安石对这位反对某些变法政策的韩维,给予了相当无情的打击。我们知道,这并不能构成非议政治家的理由,但是,却至少可以表明当时的某种态势。
在得不到重要臣僚支持的情况下,王安石相当冒失地启用了一大批新新人类。这些人进入官场的时日不长,聪明、热情、渴望建功立业、没有沾染官场习气,这是他们最重要的长处。但是,他们缺少阅历,没有经验,很少受过生活与人品的考验,因此,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一旦把持不住,便特别容易由急功近利,一变而为投机取巧,再变则为不择手段,从而堕入下流,变得为人所不齿。令人惋惜的是,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等人,大致走的都是这条路,最后,全部在当代与后世声名狼藉,而且绝大部分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传中。其中,一句出自他们中邓绾之口的名言,甚至成了后世指斥官场某种厚颜无耻的专用语:“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翻检当时与后世的文献资料,很难找到证据证明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苏辙等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甚至包括王安石的亲弟弟王安国在内,反对变法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大地主、大贵族的利益,或者是过于保守、僵化等等。从资料中判断,元老重臣中确实有那种保守到了昏聩地步的情形;但是如上述司马光、苏东坡、苏辙和黄庭坚等一干人,正值人生事业巅峰之际,他们冒着与年富力强的皇帝对着干,从而可能丧失一生政治前途的风险,而反对变法,怎么样猜想也一定应该有更崇高一些的理由才对。否则,便很难解释他们是如何在当代与后世获得如此崇高名望的。
在他们保留下来的文献史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大量记载着他们忧虑的文字,其中可以看到几乎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痛苦挣扎的情形。比如,作为变法之一的保甲法推行时,为了逃避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民间发生了不止三、两起自残事件,严重者直至砍下了自己的手臂。
一般来说,只有这种来自民间的呻吟,最容易使这些具有社会和文化良知的文人们激动起来,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能够长留在历史与人民心中的重要原因。
由是观之,如果一定认为他们代表了大贵族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代表了某种僵化、保守的政治立场才反对变法的话,我们就必须同意这样一个前提,即,苏东坡们在写下所有那一切辉煌文字的时候,实际上是口是心非的:在政治上,他们落后而反动;在经济上,他们贪婪而自私;在文化上,他们虚伪而心理阴暗;在个人品德上,他们狡诈而伪善。否则,我们将无法自圆其说。
然而,我们所受过的所有教育、一切历史知识和生活常识,在在都在告诉我们,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事实究竟是怎样的?
生活在一千年之后的我们,很难如临其境地体会当时人们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只能根据那些文献史料、经验与常识去推测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然而,假如我们仔细思索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间,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切的话,通过这些我们曾经亲身感受过的事情,再回过头去观照发生在一千年前的那场变法,自然会生发出许多不同的观感。这样做很有可能比单纯理论上的推导更可靠。
在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进行一场变革,其艰巨复杂的程度自不待言。从安徽小岗村的星星之火到今天,二十多年的历程告诉我们:改革的成功与进步,至少需要满足下列必要与充分条件:国家决策层治理好国家的政治善意与目标,改革目标与社会发展、人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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