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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政界往事-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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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灵素象现代心理治疗的催眠大师似的,索性唤醒了皇帝所有沉睡的前世记忆。他告诉皇帝:天有九霄,神霄为最高,其办公场地叫府,上帝的大儿子是神霄府的玉清王,负责主持南方的工作,号称长生大帝君,这位神灵就是陛下。然后,林灵素谦逊地告诉皇帝,自己就是府中那个名叫褚慧的仙卿。如今主子下凡为帝,自己当然也要降临凡世辅佐君王。林灵素指着蔡京问皇帝:您不记得了吗?这是左元仙伯呀。他讲得兴起,把满屋子的人一一指给皇帝:王黼乃文华吏,盛章为宝华吏,而貌美如仙备受宠爱的刘贵妃正是九华玉真安妃。童贯等一干人也都名列仙班。如此一来,搞得大家欢天喜地:怪不得大家伙儿聚在一起如此开心,闹了半天,原来上辈子在天上就是老朋友了。
徽宗皇帝弄清楚自己的前世今生后,相当感慨。他派人宣谕有关部门:自己是上帝长子,只因为怜悯中华大地到处都是金狄之教(指佛教),因此恳求上帝父亲,愿意下凡为百姓之主,令天下归于正道。于是,道箓院请示了上帝之后,正式册封我们的徽宗皇帝为“教主道君皇帝”。
教主道君皇帝曾经亲自参加褚慧仙卿林灵素大师的讲经会。当时,在皇帝的倡导下,全国的道士都有官职级别,按资格享受工资俸禄和福利待遇,致使人们趋之若鹜。为扩大影响,每次讲经大会都设有大斋饭,就是一顿相当不错的饭局,而且听经者可以得到三百文钱的施舍。结果,很多贫民买块青布,打扮成道士模样前来听讲。据说,每次讲经大会的花费都要高达相当于今天的百万元人民币左右。
而林灵素林大师的讲经格外好听。史书记载说,林大师讲经,虽然没有什么殊绝之处,但时时杂以滑稽,语言生动而智慧,搞得听众一惊一乍亦喜亦悲,不时地爆发出哄堂大笑,气氛特别热闹而且热烈。事实上,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特别是听过各类大师传法的中国人,对此应该并不陌生。而教主道君皇帝每逢此种时刻,也乐不可支,“莫有君臣之礼”。恍惚之间,皇帝可能已经真的把自己当成了玉皇大帝的大儿子。
在此期间,道家的修行、典礼、仪式、经典与生活方式,成了我们帝国国家元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相当自觉地以此要求自己,陶醉而且乐此不疲。于是,在此期间,中国道教的势力远远压倒佛教,达到了自己发展的顶峰。为此,道家弟子们,实在是应该感谢这位教主皇帝。
据说,当时仅林灵素一人,就有弟子两万多人,锦衣玉食地在京城内外招摇。他的势焰极盛,甚至被人们称为“道家两府”,意思是此人的权势已经可以和宰相并列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褚慧仙卿林灵素林大师的一番做作,导致了徽宗皇帝对于元祐党人案和上书言事获罪者们的重新思考。
史书记载说,有一天,皇帝在太清楼设宴,林灵素侍宴。恰巧太清楼下就有一块元祐党人碑。林灵素走到碑前,纳头便拜。皇帝大为讶异,问他何以如此?大师庄容回答道:“这块碑上的名字大都是天上的星宿,臣大模大样地不稽首致礼,今后回到天上大家如何相处?”而且,据说这位牛鼻子老道还随即吟诗一首。诗曰:苏黄不作文章客,童蔡翻为社稷臣。
三十年来无定论,不知奸党是何人?
人们找不到这位林灵素与苏东坡、黄庭坚这些人有什么瓜葛、渊源的证据。道士忽然为那些倒霉蛋儿说话,由不得徽宗不信。这可能是促使宋徽宗对元祐党人的态度明显好转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此前后,还有一位道士,也曾经以类似的方式,使皇帝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压力。据说,有一次皇帝巡视一座道观。观中的道士在皇帝面前,向上帝伏地拜章,过了很久才起来。皇帝在诧异中等了相当长时间,于是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体?这位道士回答说:“刚才到上帝办公的地方,正好赶上奎宿在向上帝汇报工作,很久才完,臣只能等他完毕才能上达奏章。”皇帝听了,感叹不已;又问那奎宿是什么人?向上帝汇报了些什么事情?道士回答:“臣离得远,听不清,对于他们谈的事情不得而知。不过那位奎宿臣倒是看清了,就是以前的端明殿学士苏轼苏东坡。”据说,徽宗皇帝一听之下,大为改容(35)。随后,对元祐奸党一案的态度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
平心而论,这种变化特别令人心惊胆战。想想看,作为一位国家元首,在我们的皇帝身上,时不时地就会以此种方式,发生着治国方略的变化,这实在很难让人对这个国家的前途产生什么乐观的想像。
而在此时此刻,艺术家宋徽宗的想像则已经插上了道教的翅膀,正在现实生活中的此岸世界上空,尽情地翱翔。
应该说,道家的思想观念与皇家的思想观念是最为默契的,因为两者的追求高度一致。对于道家人士来说,此岸也就是今生今世的快乐追求是最重要的,——健康长寿,长生不老,修炼成仙,白日飞升等等。如果今生今世就能够修炼成仙的话,也就意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来生来世的问题。与此种聪明作法比较起来,苦巴巴地修炼来世的佛家人士,实在是显得特别愚蠢。
一般说来,我们帝国的皇帝多数都很聪明。他们内心深处最焦虑的问题,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坐稳屁股底下的这把龙椅,不要让别人抢了去;第二就是怎么样才能尽可能坐得时间长一点,最好是长生不老地永远坐下去。这两个根本性的焦虑,是我们大多数聪明的皇帝们特别喜欢道家的主要原因。
而且,道家修炼时的美妙也实在不错。比如,对于皇帝这样的男性修炼者来说,健康长寿是可以通过采阴补阳来实现的。采阴补阳的过程,可能是全世界古往今来的男人们,除了生理心理失常者外,全部心神向往的。这个过程要求:采阴的对象,最好是芳龄二八、也就是十六岁左右的处女;她应该皮肤白嫩细腻,气色白里透红,骨骼玲珑细致,头发油光黑亮,五官和谐标致,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美貌处女;而且,数量越多越好。采阴的场所,最好是有山有水,林木葱茏,鸟语花香,配以潺潺流水和恰到好处袅袅不绝如缕的音乐等等。采阴的时间,最好是万物复苏的阳春时节等等。按照伟大的弗洛伊德学说,无须解析,这显然是全世界男人们的梦。
能够把全世界男人统统比下去,从而最有条件实现这个梦的,肯定首推我们帝国的元首——皇帝。
徽宗皇帝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相当浪漫,也相当漫长。在这浪漫而漫长的过程中,宋徽宗从一位好学上进的青年皇帝,一步一步蜕化,最后,终于蜕化成了一位彻底地、昏天黑地地追逐声色犬马的昏庸天子,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几位败家皇帝。
这个过程,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过程,相当有趣。
比如:有一次,当上皇帝不久的宋徽宗,拿出一些玉制的盘碗杯盏来,小心翼翼地问大家:“我打算在国宴上用这些东西,又怕别人觉得太奢华,说三道四。你们认为怎么样?”
蔡京马上回答说:“天子本来就应该享受天下的荣华富贵,区区几件玉器算什么?何况是在国宴上使用,完全合情合理。合乎情理的事情,别人说什么也就不必放在心上。”(36)
这可能会使皇帝的感觉相当舒服。
我们知道,蔡京饱读诗书,而且极有才学。他引经据典的理论阐述,可能是帮助皇帝最后解除顾虑的重要原因:蔡京援引《易经》,发展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理论。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其核心的意思大致是:在太平时节,君王要有天子的气派,要敢花钱,敢于纵情享乐,不必拘泥于世俗之礼。否则,反倒会——变化——易,——失去上天的眷顾,变得不吉利起来。
他还援引了《周礼》中的一个说法,叫做“唯王不会”。这里的“会”是会计的会。蔡京告诉皇帝:周礼的意思就是说,自古以来,只要是君王,其花费都是不必计算、不受限制的;陛下过分节俭,苦了自己,就和那些土得掉渣的农民一样了。对于君王来说,这样做是可耻的(37)。
这番理论,实在是太善解人意了,已经不能用一般的“卑鄙”、“无耻”来形容。
按照儒家传统理论,逢君之恶,乃标准的奸佞之徒。
不幸的是,这套理论被宋徽宗全盘接受,成为皇帝本人、他的宰相和整个徽宗一朝的基本施政纲领。
有一次,蔡京的儿子蔡攸劝告皇帝:“所谓人主,就应该以四海为家,以太平岁月娱乐自己。人生几何,岂可徒自劳苦?”
皇帝深以为然。转过头,在一次宫中的宴会上,对梁师成说:“先皇为天下欢乐,也为天下忧愁。如今四海太平,我才有机会放松一下,游玩游玩啊。”
梁师成回答说:“对呀。圣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说的就是陛下您这种情形呐。”
这一番对话,将现实的享乐和圣人的境界联系在一起,可能令皇帝特别欣慰。
大约与他的艺术气质相关,宋徽宗酷爱稀奇古怪的石头。中国皇家贵族、文人雅士赏玩奇石的历史相当悠久。不过,玩儿得这么大的,徽宗皇帝可能是第一份。按理说,一个皇帝不是喜欢肉林酒池金山银海,而是喜欢赏玩石头,这岂不是臣民的福气?谁知,皇帝的爱好和宰相的逢迎结合后,却生出了一个极其可怕的怪胎。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在北宋帝国的败亡中起到重要作用的“花石纲”。
崇宁元年,即公元1102年,朝廷在杭州增设造作局,由童贯主持,每天役使工匠数千人,专为皇室制造金玉牙角竹藤织绣等物品。所需物料,全部由民间征敛。
崇宁四年,即公元1105年,是蔡京当上宰相的第三年。这一年,朝廷又在苏州增设应奉局,由蔡京的心腹朱勔主持,专门在江浙一带为皇帝搜罗珍奇物品与奇花异石。结果,发展为灾难性的、遍及全国规模的“花石纲”大劫难。
花石纲的本意指的是运送奇花异石的船。当时,管成批运送的货物叫“纲”。动用大批船只向京都运送花石,每十艘船编为一纲,于是就称之为“花石纲”。据史书记载,起初,这种花石贡品的品种并不多,数量也有限,征集区域只是在东南地区。后来,皇帝对这些贡品大为赞赏,进贡者纷纷加官晋爵,恩宠有加。于是,化为一道无声的号令,迅速演变成举国为之骚动。
政和年间,安徽灵壁县进贡一块巨石,高、阔均二丈有余,用大船运送到京师汴梁,拆毁了城门才算进得城中,上千人都抬不动这块大家伙。宋徽宗大喜,亲笔御书曰:“卿云万态奇峰”,并加金带一条悬挂其上。
随后,太湖鼋山又采得一石,长四丈有余,宽二丈,玲珑剔透,孔窍天成。又有一树,相传是唐代白居易手栽,故名白公桧。连石带树,预备一股脑献给皇帝。为此,特造大船两艘,花费八千贯钱才送到京师。八千贯钱,大约相当于当时二百户人家的一年生活费。
第三章宋徽宗的浪漫生活
华亭,就是今天上海松江县的悟空禅师塔前,有一株唐朝古树,人们决定将它晋献皇帝;此树枝干巨大,无法通过桥梁,于是造大船海运,经楚州即今日的江苏淮安到开封。一日风大,树枝与风帆纠结在一起,“舟与人皆没”。一船人全部葬身鱼腹。
公元1123年,也就是宣和五年,在太湖又采得一石,该巨石高六仞,阔需百人合抱。再造巨舰运送京城后,宋徽宗极为喜悦,赏赐搬运船夫每人金碗一只,朱勔的四个奴仆被封官,朱勔本人晋升为“威远军节度使”,那块大石头则被封为侯爵——“盘固侯”。“节度使”曾经相当于今天的大军区司令兼一省或数省的行政长官,如今则用来表明同样级别的地位、荣誉与待遇。
为了搜寻出奇制胜的花石,各地官吏如狼似虎,不论高山深谷急流险滩,还是深宅大院草门棚户,只要有一石一木稍堪玩味,便有官吏健卒直入其地,做上皇家记号,这玩意儿就成了御前之物,主人必须妥善保护;少有不慎,就将被以大不敬的罪名治之。等到发运时,一般都要拆墙毁屋,恭恭敬敬地将这东西请出去。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在史书中只是记载说,“为此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没有说明为什么会使人倾家荡产。其实很简单:奥妙就在“御用之物”和“大不敬”的罪名上。这种罪名属于“十大恶”之罪,摊上了它是要死人的。这就堂皇正大地为官吏们敲诈勒索铺平了道路。柏杨先生在《中国人史纲》一书中就曾经指出,这种情形很像魏晋南北朝时发生过的事情。当时,后赵皇帝石虎在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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