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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的待遇是最高的，大约比宰相还要高出三分之一左右，而拥有节度使待遇的人，比拥有宰相官位的人，又要多出许多。有一种说法认为，宋朝宰相的官方收入大约至少是明朝宰相——首辅的五倍以上。
正如黄仁宇先生所说，宋朝由于缺乏数目字管理，其国家财政收支状况相当混乱。部分史家倾向于相信，北宋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在六千三百万到六千八百万缗钱之间。上述官、兵两项，已经开支六千万缗；神宗皇帝时期的皇家开支大约为每年七百二十万缗；单单是这样几笔开支，已经导致入不敷出的财政赤字了。但是，还有必须花的几笔钱：祭祀天地祖先的费用是：景德年间六百万，皇祐年间一千二百万，几年前的治平年间，四年不到是一千三百万；最后还有两项令帝国君臣最不好意思的开支：每年必须“赏赐”给辽国五十万两匹银绢，必须“赏赐”给西夏二十七万五千两匹银绢，两项合计七十五万五千两匹银绢。这笔钱数目不算大，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一多一点（22）。不过，每当君臣为了钱不够花而心情灰恶时，这两笔钱所带来的耻辱感就格外强烈，不但令帝国臣民，更令皇帝本人颜面扫地，格外闹心。
帝国积贫之说，盖源出于此。
二十岁的皇太子赵顼登基前后，帝国财政状况大抵如此。其积贫积弱之势已成定局，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史书记载说，这位皇太子天性好学，读书或者研讨学问时，常常废寝忘食，皇帝不得不派内侍去制止他。他的老师在讲习经史时，他会率一同听讲的弟弟们行大礼拜之，中外为之感动，交口赞之曰：贤。他继位之后，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就是说，他不图享受，不贪女色，励精图治，希望大有作为。而且，这位皇帝的心地相当善良、宽厚。这些，可能是后世史家对他评价颇高的原因。甚至有人认为，宋神宗赵顼虽然生长在深宫之中，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杰出而英明的君主（23）。
神宗皇帝的确颇想有所作为。他曾经广泛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希望能够找到富国强兵的道路。遗憾的是，他听到的那些劝告，特别是那些元老重臣们的劝告，经常令他感到失望和沮丧。比如，他向德高望重的富弼征询有关边防的事宜，这位当年曾经支持过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老宰相忠告他说：“陛下如果能够二十七年口不言兵，亦不重赏边功，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
之所以请陛下二十七年口不言兵，是因为老宰相与皇帝对话时，恰好距离庆历新政过去了二十七年（24）。
这和皇帝的期望实在相去太远。年轻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何以泱泱大国却要如此卑躬屈膝地面对契丹与党项人。特别是党项人的西夏小国，既小又穷，似乎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国家，怎么居然也能够让大宋帝国颜面扫地，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应该说，很有可能这是皇帝迅速疏远这些老臣，转而去寻找更加志同道合的支持者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根本就是这些元老重臣们，将王安石推到了皇帝的面前。因为，所有这些人全都语重心长地告诫皇帝，要他爱养民力，要他布德行惠，要他选贤任能，要他疏远奸佞，要他持重安静，要他恪守祖宗成法。唯独没有人告诉他：眼前已经快要过不下去了，怎么办？大宋帝国积贫积弱的状况怎么扭转？泱泱华夏该如何重振雄风？怎么样干掉西夏蕞尔小国？怎么样夺回我燕云十六州？怎么样让我中原大国扬眉吐气？没有人能够告诉他、甚至愿意和他讨论所有这一切。只有王安石知道答案，只有王安石和他想着同样的问题，只有王安石雄辩滔滔、充满激情地告诉他：陛下，这一切是可以做到的。不要说汉唐盛世，只要君臣一心，便是再现尧舜，又有何难哉？不过在一振作间耳（25）。
第二章都是王安石惹的祸？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刚刚二十岁出头的神宗皇帝还有可能做出别样的选择吗？
何况王安石所说的那些，相当难以辩驳。
比如，就以上面提到的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为例。王安石的观点，在理论上显然是正确的。不增加税赋而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早已为现代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所证明，加快资金周转速度，改进生产条件以增加生产等等皆属此类。事实上，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法也是类似的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据说，青苗法并非王安石所首创，最开始时，是陕西的地方官率先采用此方法扶助当地农业生产。王安石作县令时，曾经试用过，效果颇佳，深受百姓欢迎。于是便在他的辖区里广泛推行应用。
据当代历史学家研究推测：当时，帝国农村盛行高利贷，利滚利是较为常见的利率，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民破产、土地兼并的一种形式，对帝国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当青黄不接的时候，由政府贷款给农民，收取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息，收获之后连本带利即行归还。由于此贷款以田中青苗为信用保证，所以，称为青苗法。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半年百分之二十的利率已经是高利贷无疑。但是，据说只相当于当时高利贷的三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因此，用此方式扶助农桑，应该是功德无量的事情。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说：令人惊异的是，早在九百年之前，王安石就已经懂得：可以用信用贷款的方式刺激经济的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加速周转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加财政收入的成果。王安石其它与经济有关的变法，如设置三司条例司、农田水利法、均输法、市易法及免行钱、方田均税法、保马法等，其基本经济思想大体来源于此。这种采用金融调控的方式管理国家的企图，其深度与广度都不曾在当日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提出过。黄仁宇先生为此感叹道：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反与他同时人物远。用台湾作家与学者柏杨的话说，则为：王安石具有超人的智慧。
显然，王安石的经济思想比司马光要高明和超前得太多了。
然而，这正是事情的不幸与悲剧所在。
原因是，天还没亮，而王安石起得太早了。对此，我们将在未来的岁月里，越来越清晰地看出这一点。
与王安石比较起来，司马光对于财政、金融与其它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知识，显然在实践上缺少经验，在理论上缺少研究，差距不小。然而，作为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如果说到数千年帝国政治与社会运行的机制与原理，说到对此丰富的知识与研究，说到在此基础之上所具有的深刻洞察力与了解的话，王安石比起司马光来，其差距何止以道里计，称得上是望尘莫及。不管王安石如何的读书万卷，如何的过目不忘。事实上，后代甚至现代中国人关于历朝历代兴衰治乱的许多知识与见解，都是拜这位史学宗师之赐才得到的。王安石在学术上的造诣，则更多地表现在诗词文学那样一些浪漫理想与文辞形象上面，这使他的变法带有了浓重的理想化色彩。
由此出发，只要向前再走一步，我们就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个事实：司马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正是建立在对于帝国历史脉动的精确理解与把握之上的。这使他的反对，拥有了极其雄厚的基础与令人敬畏的力量。
在前面提到的那场著名争论中，我们还记得，司马光曾经指斥王安石所筹划的变法，正是当年桑弘羊者流蒙骗汉武帝时采用过的伎俩。两相比较之下，确实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具有许多相似之处。
众多历史学家特别醉心于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所谓雄才大略，常常似有意似无意地忽略这位皇帝的穷奢极欲和凶残暴虐。事实上，假如不是他倾全国之力和数代人的积蓄打败匈奴，的确建立了开疆拓土功业的话，汉武帝刘彻其实应该被列入中国最坏的皇帝之列。相形之下，他的祖父汉文帝则可以称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汉文帝以圣徒般的德与行，开创了一个安静祥和的世道，以至于两千年后回首那一段往事，仍然使人油然感受到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清静温馨。与他比较起来，他的儿子汉景帝少了一些仁慈大度，多了一点莽撞戾气。好在他总算继承了父亲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理念。结果，经过文、景两代皇帝的治理，全国仓库里的粮食已经储存不下，只能在院子里露天堆放；金库里则堆满钱币，就连串钱的皮绳都已朽坏。这就是文景之治时的盛况。
可惜，汉武帝全无乃祖风范。他以长达四十多年的对外战争和近五十年的对内恶政，将父祖几代人积蓄下来的财富挥霍一空。然后，便开始重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等人，策划着如何盘剥百姓，实行所谓从无为到有为的财经变法。
桑弘羊这帮人的确敛财有术。他们首先推行了一整套国家垄断性质的经营活动，将铸钱、冶铁、制盐、卖酒等最赚钱的行业全部收归国有，实行专卖；甚至一度准备将河湖塘湾与海洋中捕鱼捞虾也实行国家专卖。由于立即出现产量大跌，市价腾贵，而不得不放弃。然后，桑弘羊们实行了均输法和平准法。均输法指的是命各地将贡税改为当地特产，以当地平均价格计价，官府则命其运输到指定的其他地区，由官家高价出售，牟取高出一般贡税的利润。这个做法为王安石变法所全盘照搬，就连名称都没变；平准法指的是由国家在各地设立平准官，垄断天下货物及价格，贵卖贱买，使商贾无法牟利，必须通过官府才能存活；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即脱胎于此。此外，还实行了算缗与告缗制度，算缗就是征收商人的财产税，告缗则是打击商人不申报或者不据实申报上税的一种制度，规定凡上述两种行为，均没收全部财产，并充军戍边一年；凡告发上述两种行为者，奖励所没收财产的一半。于是，史书记载说，一时间，“告缗遍天下”。
上述财政政策出台后，迅速形成下列后果：国库立即充盈；民间经济活力迅速萎缩；带有较大主观色彩的告缗制度和财政税收行为迅速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的官吏；最后，史书记载说，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产。其情形，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来说，只要想想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和后来垄断经营的中国电信，就大体可以明白。
以今天的眼光看，大约只有那些小商贩出身、又急于讨好皇帝的官僚，才能想得出这种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的坏主意。须知，任何时代，国家想依靠行政权力来与民间争夺商业利益，都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也永远都只能是短期行为，前提条件是政府不怕窒息民间活力，不怕阻止经济与社会发展，不怕引起经济文化的动荡与破坏。从汉代画像砖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农业用具与两千年后人民公社初期的农业用具基本一样，似乎可以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
从历史记载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做法，对于国内社会经济的破坏相当惨烈。当时，各级政府“得民间财物以亿计，罚没入官的奴隶婢女以千万计，田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房地产也差相仿佛。于是，中产阶层以上者大抵破产。”在关于汉武帝中后期的历史记载中，全国各地“盗贼纵横”、“盗贼并起”、“盗贼群起”的字样大量涌现，“人相食”的记载一再进入视野。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时——汉代的文人们，在称颂汉武帝和桑弘羊们的变法时，使用的词汇是——“民不益赋而国用饶”。翻译成宋代和王安石的语言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不光意思，连字面都几乎一模一样。
在伟大的历史著作《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对汉武帝的评价是：秦始皇干过的坏事，汉武帝基本上又干了一遍。之所以没有亡国，主要是因为他临死的前几年全面忏悔、改过；然后，临死时又把后事托付对了人的缘故。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酷似桑弘羊们的思路，事实上也同样是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方式，开启了与民间争利之门。以司马光的品格与学识，他不可能不反对这种做法。于是，正如王安石所说：从始至终，没有改变反对变法的态度的，只有一个司马君实。信哉斯言，否则司马光就不成其为司马光了。
后来，在司马光与神宗皇帝之间，曾经一起谈论过汉初萧规曹随的典故。这个著名的典故中有一层极深的含义，常常被人忽视，而其保守的一面，亦即不变更即成法度、不改祖宗之法一类的表层含义，反而被特别不适当地加以夸大和强调出来。这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个问题。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西汉初年七十年间以清净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是国力迅速恢复，达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而萧规曹随则起了特别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