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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役是切，存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为民父母，须是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洪武十五年吉旦立
读罢铭文，赵谦脸色刷地变了，却说这一方《戒石铭》碑，端的大有来历：皇朝开国之后，太祖洪武皇帝治吏极严。他平生最厌恶的事情，莫过于官员贪墨，他每每嘱咐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御史等诸路言官，对居官婪取之人，必及时揭发，不管证据确凿还是道听途说，都可上奏。这就是令贪官闻之丧胆的“风闻奏事”之权。如此苛严，虽不免有冤案产生，但对于官场养成清廉自守的风气，的确大有裨益。即便如此，仍有贪利之官铤而走险。有一位县官贪墨了十两银子被人告发，洪武皇帝盛怒之下，下令将那县官处死，剥其皮制成革，内中塞满稻草做成“贪官标本’’挂在县衙大堂里以警示后来为官者：胆敢效尤者，杀无赦！惩罚如此酷烈，洪武皇帝仍心有不甘，洪武十五年，也就是杀了那位县令不久，他听了臣下的建议，制作出这一篇《戒石铭》颁发全国，用统一规格与书式勒石作碑，竖立在全国每一座县州府衙门中，并谕旨每一个新上任者，到任之日，必须首先阅读这篇《戒石铭》。
陈大毛他们抬进来的这一方《戒石铭》碑，便是洪武十五年的旧物。这座碑本安置在当时的荆州府衙门内。嘉靖年间，当时的知府嫌衙署局促，便打通关节请旨另建，这就是赵谦现今办公之地，而老衙门便作了荆州税关的署所。不知是出于疏忽还是别有所因，迁移府衙时，这一方《戒石铭》碑竞没有一同迁走，而是一直留在税关的署所之内。如今被陈大毛他们抬来，赵谦立马想到这件事的幕后策划者是金学曾。本来巴心巴肝指望接一道状子治一治金学曾，没想到反上了他的圈套接下这一方“圣碑”。赵谦站在碑前，恨得牙痒痒的却又不便发作。偏这时候，宋师爷站出来问道：
“陈大毛，状子呢？”
“什么状子？”陈大毛装糊涂。
“你们不是要告荆州税关么？”
“是你宋师爷要我们告的，怎地赖到我们身上，我们回家合计合计，不告了。”
“为啥？”
“就为你写的状子，不合我们小老百姓的口味。”一直闷葫芦似的李狗儿，这时开口说话了。他从怀中摸出那两张状纸扬了扬，然后把它撕得粉碎，说道，“过去税关的大堂官，就是赵大人，我们如何告得！”
“你！”
赵谦脸色涨得像紫猪肝。府同知一看这些贱民闹得太不像话，立时大喝一声：
“你们这些刁钻小民，竟敢戏弄本衙，来人！”
“在！”
众衙役一齐把水火棍在青砖地上顿了一顿，那样子就要扑上来抓人了。赵谦摆摆手示意衙役们安静下来，他知道如果此时一动手，便真的就中了金学曾的诡计。须知这些子编氓是送“圣碑”来的，如果打了他们，就等于是他赵谦胆敢藐视皇上，到那时候，他纵有十张嘴也辩白不清。小不忍则乱大谋，赵谦想到这一点，便勉强挤出一点干笑来，对李狗儿一干人众说道：
“多谢你们送来这方《戒石铭》，宋师爷，安排人把这石碑赶快安放妥当。散堂！”
张居正·金缕曲 熊召政著
第十三回 抨新政京城传谤画 揭家丑圣母识良臣
张居正今天散班回来得晚，到家天已黑了。平常回家，他都会先到后院看看夫人说几句家常话，检查一下儿子们的学业，今儿个却都免了。他一回来就一头扎进书房，援笔伸纸，写下《请裁抑外戚疏》一行字，眼睛瞄着它却半天写不出下文。这当儿，他吩咐游七安排厨下做了一碗葱花挂面端进书房，他胡乱扒下去充饥，心思还在那道待写的奏疏上。
自那次在大隆福寺受到李太后的便服召见，这两三个月来，随着财政改革的正式实施，京城里头已是风声鹤唳物议沸腾。经过两年多吏治，十八大衙门已在张居正牢牢掌握之中。一令既出争相响应，这固是可喜之事，但因财政改革触动的都是大户利益，对这些皇亲国戚戚畹膏粱，各衙门官员也莫可奈何，这正是张居正心忧之处。
大约在三月份，皇上对全国各地公侯贵戚的子粒田每亩征收三分税银的圣旨公布，立刻就引起轩然大波。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是驸马都尉许从成，他是嘉靖皇帝的女婿，当今小皇上的嫡亲姑父。在宛平、大兴等京畿县份，他名下的子粒田有四百多顷。此项加征，他每年须得拿出一万二千两银子，与他拥有的巨大财富相比，这个数字算是九牛一毛。但为富者多不仁，让他放这一点点血，却如同剜了他的心头肉。他逢人就发牢骚：“对皇上的赏赐也得抽分拿彩头，这是哪门子王法？照这样下去，早晚得打嗝认捐，放屁缴税。”不单是说，他还写了揭帖送进内宫，要求觐见皇上与圣母，面陈“苦处”。李太后与许从成的夫人嘉阳公主本是姑嫂关系，隆庆皇帝在时，两人过从甚密。这两年虽然疏淡一些，但逢年过节，李太后仍不忘给嘉阳公主家中送去一些礼品，春节时也会宣召她进宫住上一天两天，说说体己话儿。小皇上的至亲没有几个，所以对嘉阳公主一家格外眷顾。许从成正是依仗这一点，所以聚敛钱财有恃无恐。前年秋上为胡椒苏木折俸事，他曾到昭宁寺找到正在那里敬香的李太后告刁状，逼使李太后下旨，免去公侯勋贵的胡椒苏木折俸。他从这件事情上尝到了甜头，认为只要闹一闹，李太后还会松口，谁知这一次那招法儿不灵，李太后收
到揭帖后并不宣旨见他，也没有只言片语传出来予以安慰。他感到拳头打在棉花上，劲儿都白使了。但他并不甘心，又到处联络公侯戚畹，一起具名上奏，希望皇上能够收回征收子粒田税银的圣旨。他这边折子还没上去，一部由刑部制订的《万历问刑条例》，又由皇上批准布告天下，其中《户律》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写道：
凡宗室置买田产，恃强不纳差粮者，有司查实，将管庄人等问罪。仍计算应纳差粮多寡，抵扣禄米。若有
司阿纵不举者，听抚、按官参奏重治。紧接着的第二款，对不法权贵的惩治更加清楚：
凡功臣之家，除拨赐子粒田需征簿税之外，但有私买之田土，从管庄人尽数报官，入籍纳粮当差。违者，
一亩至三亩，杖六十。每三亩，加一等。罪只杖一百，徙三年。罪坐管庄之人，其田入官。所隐税粮，依数复纳。若里长及有司官吏，踏勘不实，及知而不举者，与同罪。
各处势豪大户，无故恃顽，不纳本户秋粮，五十担以上，问罪。监追完日，发附近；二百石以上，发边
工，俱充军。如三月之内，能完纳者，照常发落。
各处势豪大户，敢有不行运赴官仓，逼军私兑者，比照不纳秋粮事例，问拟充军。如各府州县掌印，不即
按时催收田赋，纵容迟误，一百石以上者，提问，住俸一年。二百石以上者，提问，降二级。三百石以上者，
一律罢黜，不得开恩。
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于勋贵大户多有抑制之外，此后的皇帝特别是正统年间以来，几乎所有制定颁行的法律，都没有对豪强势力真正作出有效的限制和惩罚的措施。张居正为天下理财，首先向这些巨室挑战，对那些敢于偷漏国赋，与官府勾结纵庇以分肥的不法大户，进行严厉制裁绳之以法。如此行事，已是一百五十年来所仅见。因此，这部《万历问刑条例》一颁布，立刻博得丁民小户的一致赞扬。但是，在全国的势豪大户特别是两京的勋贵巨室中，却引起了极度的恐慌与不满，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时间，明里上折子的，暗里写谤书的，请大仙跳神念魔咒的，走胡同串宅子泄愤闹事的，目标全都对准张居正这位内阁首辅。大前天早上，他刚到内阁，新任不到半年的五城兵马司堂官的刘江俞，就赶来紧急求见，紧张兮兮地呈上一张谤画让他过
目。张居正摊开一看，这张谤画上画了三个人，当中一个人吊着一双眼，满嘴吐出的都是毒蛇，官服上写着“张大学士”三个字，左边一个人吹胡子瞪眼，手拿狼牙大棒，写在官服上的名字是“刑部尚书王之诰”，右边一个人手提一杆大秤，标名为“户部尚书王国光”，三人坐在“阎王殿”中，都是穷凶极恶之相。谤画上还配了一首打油诗：
此是当朝三结义
阎王一个两哼哈
皇朝骨血全收拾
直叫朱衣变袈裟
不难看出，这首打油诗乃是攻击他为天下理财的种种措施，实质是打击皇室宗藩。“直叫朱衣变袈裟”一句，更是暗指他要让朱明王朝遁人“空”门。如此露骨地挑拨君臣关系，可谓刻毒之极。他问刘江俞：
“这谤画在何处发现的？”
刘江俞答：“在东华门外的牌坊上。”
“那里是百官人值的必经之地，把这谤画贴在那儿，无非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张居正轻蔑地笑了笑，问道，“这是何人所为，有无踪迹？”
刘江俞摇摇头，答话时已是口齿紧张：“约略五更天，巡城兵士经过那里，发现谤画后就立刻揭了下来，当时糨糊还是湿的，贴上去没有多久，所以，没有几个人见到。至于是谁张贴谤画，目前尚无线索，卑职已命人加紧追查。”
张居正鼻子一哼，鄙夷地说：“此等小人所为，若是追查反而抬举了他，不必理会。”
话虽这样说，张居正却不敢大意，他怕皇上通过别的渠道知道这件事而横生枝节，当即就写了揭帖说明事情原委，连同谤画一起送进内宫。这一主动果然产生了效果，当天下午，就有小皇上的谕旨批出：
说与张先生知道：谤画究系何入所为，朕命东厂侦伺。如此侮辱大臣，挑拨君臣关系，定不能轻饶，钦此。
读罢这道谕旨，张居正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但事隔一天，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让他感到棘手：年初的时候，皇上的外公武清伯李伟提出要修坟，李太后命冯保将此事告诉了张居正。当时张居正的答复是“按祖制办事”。他责令钦天监派员去武清伯在沧州选定的“吉壤”实地踏勘。大约一个月后，这块“吉壤”便由钦天监的官员正式确定了下来。武清伯李伟立即上折请拨国帑修造坟茔，这类事情按例由工部负责，已于月前正式出任工部尚书的李义河派员再次前往沧州踏勘估价，核算出造坟银价为二万两，便据实上奏。今日下午，小皇上又派太监到内阁口传旨意：“该部折价太薄，从厚拟来，钦此。”李义河就此事上奏之前，先来内阁与他商量过，二万两的工价银，是一笔笔仔细算出来的，既无水份，亦无勉扣，应该是合理允当。但皇上要他“从
厚拟来”，便让他好生踌躇——这些时京城的形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所做每一件事情，都不得不权衡利弊三思而行。
通过东厂的密报与五城兵马司的访单，张居正已知晓因子粒田征税的问题犯了“众侮”，京城中的戚畹大户，以许从成为首，几乎是不问天地前往武清伯府中游说，要他挑头出来闹事。这位武清伯本是个钱窟眼里翻筋斗的人物，从他手里抠出一文钱来，比从猴嘴里抠枣子还要难。这七八年来，他历次受赐的子粒田，加起来比许从成的还要多一百多顷。新政一出，他每年就得往外多拿一万五千多两银子，圣旨颁布之日，他气得在床上躺了三天，窝了一肚子闷气，只差没吐血。儿子李高到处都有耳报神，打听后回来告诉他，说这都是张居正的主意。他因此在心里头把张居正咒了千遍万遍，但当许从成登门要他领衔给皇上写折时，他却抵死不肯领这个头。他的顾忌有二：一是那次在隆福寺前的花市上，儿子李高的仆役居然挥金如土的摆谱，正巧被女儿李太后碰上．当时没说什么，回来后就宣他们父子进宫，夹枪夹棒把李高骂了个狗血淋头。并警告他们，如果以后还敢这样胡作非为，就再也休想得到她这个太后的照拂；第二，他从冯保处打听到，子粒田征税，虽然是张居正的建议，却是他的女儿李太后拍板定夺的。如果自己带头反对，岂不是要和女儿翻脸？这个女儿是他的富贵根基，他对她更多的不是慈爱，而是敬畏。别看这位武清伯是个泥瓦匠出
身，遇到大事却从来不糊涂。他知道，在子粒田问题上是闹不出名堂来的，倒不如打别的主意，把这部分损失补回来。所以，一俟修坟的“吉壤”确定，他立马儿就上折要钱。他原以为可以借机大捞一把，谁知户部只批了二万两银子，不单是他嫌少，就是李太后也觉得从国库里支出这么一点钱来，实在是有损老国丈的脸面，因此让皇上到内阁传了那道旨意。
放在平常光景，多支出一万二万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事，但碰在这个勋贵豪强与他较劲儿的节骨眼上。这件事情就不能等闲视之。如果能把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