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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也很能使人体味出他已尝尽了世态炎凉的辛酸。
以上三种类型的作品，其时代先后已不可考，未必就是艺术成就最低的时代最早，但元代话本在总体上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则可断言。
宋，元话本的上述三个特点，对后来通俗小说的发展具有指示方向的作用。《水浒》、《西游记》、《金瓶梅词话》等都是沿着这个方向而演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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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宋、元的文言小说
中国的文言小说发展到唐传奇而形成高峰，宋代则相对衰落。究其原因，正如鲁迅所说，是由于“士习拘谨”（《中国小说史略》）。与唐代的文言小说相比，宋代作品的想象力较弱，文字也嫌平实，议论益趋严冷。但也有值得重视之处，是文言小说受到了市井民众的影响，从而一方面出现了唐传奇所不具的若干思想成分，另一方面在形式上吸收了“说话”的一些特点，文字较唐传奇通俗，描写也较具体细致。正是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才在元代出现了文言小说的杰构《娇红记》。
一、宋初的文言小说
宋初的志怪，有徐铉的《稽神录》、其婿吴淑（947—1002）的《江淮异人录》等，传奇则有乐史（930—1007）的《绿珠传》、《杨太真外传》等。铉生平见前宋诗部分。淑字正仪，润州丹阳（属今江苏）人，和徐铉一样，原仕于南唐，后随李煜归宋，仕至职方员外郎。史字子正，抚州宜黄（今属江西）人。由南唐入宋，举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先后任著作佐郎、三馆编修、著作郎、直史馆，转太常博士，又尝先后知陵、舒、黄、商诸州。学问渊博，著《太平寰宇记）二百卷，为地理方面的名著。
《稽神录》所记，大抵简率，事亦平淡。吴淑之作稍详，但想象力也显得贫乏。如其记洪州录事参军成幼文遇异人事，先叙一恶少年欺凌一个卖鞋的小孩，害得他把所卖鞋子堕入泥中，一书生要周济此小孩，又遭恶少年辱骂，书生“甚有愠色”。接着就写成幼文把这书生请到自己住处谈话，并留他住宿；晚上一起闲谈时，成幼文到内室去了一下，出来就不见了书生，但大门却都好好关着；过一会书生又出现了，说他已杀了那个恶少年，并把头颅掷在地上；他在头上敷了些药，“捽其发摩之”，头便变成了水。其实，唐代铏《传奇》写聂隐娘事，就已说她能“白日刺其人于都市，人莫能见，以首入囊，返主入舍，以药化之为水”。在进入人家时，“度其门隙，无有障碍”。所以，吴淑并没有给这位侠士创造新的技能，只不过给他设计了一个杀人的理由；而这理由实在也很一般。
乐史的传奇具有明确的伦理目的。他的《绿珠传》篇幅不大，议论却相当长：“其后诗人题歌舞妓者，皆以绿珠为名。
……其故何者？盖一婢子，不知书，而能感主恩，愤不顾身，志烈懔懔，诚足使后人仰慕歌咏也。至有享厚禄，盗高位，亡仁义之性，怀反复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务，节操反不若一妇人，岂不愧哉？今为此传，非徒述美丽，窒祸源，且欲惩戒辜恩背义之类也。”若以此与唐沈既济《任氏传》篇末的议论相较，就可以看出他具有远为强烈的道德上的义愤；因为《任氏传》虽也感慨于有些人的道德品质还不如狐，却没有这样地声色俱厉。所以鲁迅说宋传奇“篇末垂诫，亦如唐人，而增其严冷，则宋人积习如是也，于《绿珠传》最明白”（《中国小说史略》）。
大概由于伦理上的目的太突出，对于传奇的其他要求就比较放松。所以，一方面不重视描写人物及其内心世界，如于绿珠之死，就只说：“收兵忽至，崇谓绿珠曰：‘我今为尔获罪。’绿珠泣曰：‘愿效死于君前！’于是堕楼而死。”即使当时形势确是紧张到每人只能说一句话，但写写各人的神态、特别是石崇在绿珠死后的反应，总是可以的吧。另一方面也不注重创造性，鲁迅说乐史的“绿珠、太真二传，本荟萃稗史成文，……又参以舆地志语”（同上），是很确切的。如《杨太真外传》即大段大段地采录《长恨歌传》。在写史传时，这方法本来常被运用；但用于写传奇，未免是以“荟萃”的功夫代替了创作。
所以，北宋初期的志怪和传奇，较之前代不免有相形见绌之感。
二、北宋中后期的文言小说
自此之后，北宋的志怪有张君房《乘异记》、张师正《括异志》、聂田《祖异志》、秦再思《洛中纪异》、毕仲询《幕府燕闲录》等，大抵仍循着徐铉、吴淑的路子。传奇则情况较为复杂，约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深受“士习拘谨”的传统的束缚。第二种类型，虽仍受“士习拘谨”的影响，但已出现了若干与宋、元“说话”相通的因素。第三种类型则具有较明显的市井民众的思想特色。
属于第一种类型的，有秦醇、钱易、张实诸人的传奇。
秦醇，字子复，谯郡亳州（今安徽亳县一带）人。生平不详。现存的四篇传奇均收入刘斧《青琐高议》。刘斧生活于宋仁宗、神宗、哲宗三朝，秦醇当为北宋前期或中期人。所作传奇以《赵飞燕别传》及《谭意歌传》较受注意。前者写飞燕、合德姐妹俱得汉成帝宠幸，姐为皇后，妹为昭仪，既而飞燕失宠，昭仪纵恣，杀害成帝其他妃嫔所生之子。成帝死，昭仪也被迫自缢；并以杀成帝子嗣，“罚为巨鼋，居北海之阴水穴间，受千岁冰寒之苦”。但核以情理、杀子之事非昭仪所能擅为，就史实来看，也确是成帝与昭仪共同干的（见《汉书·外戚传》）；即使成帝对昭仪因爱生畏，杀子出于被动，但若不经成帝同意，此事就不可能出现。今则诿过昭仪一人，让她独受巨罚。从中既可看到“为尊者讳”的道德观，也反映了女人祸水论的传统思想；死后巨罚的设计，尤可见其严冷。唯篇中有“兰汤滟滟，昭仪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语，甚为明代文人胡应麟等所赞赏（见《少室山房笔丛》）。《谭意歌传》写谭意歌流落长沙为，与张正字相爱，婚约甚坚，其后张迫于母命及舆论，竟另娶妻。而两人分别时意歌已怀孕。意歌虽知被弃，仍养子守节，不另嫁人。三年后，张所娶妻已死，遂与意歌重圆。其子长大后成进士，意歌“终身为命妇，夫妻偕老，子孙繁衍”。鲁迅谓此篇“盖袭蒋防之《霍小玉传》，而结以‘团圆’者也”（《中国小说史略》）。而若以男性为中心，谭意歌实比霍小玉、崔莺莺都可爱得多。她在被弃以后，既不像霍小玉那样给李益带来麻烦，又不似莺莺那样嫁给别人，却仍艰辛自守，男子什么时候愿意跟她重圆都可以。鲁迅评其传奇为“辞意皆芜劣，惟偶见一二好语，点缀其间”（同上），实非苛论。
钱易，字希白，为五代时吴越王钱镠后裔，北宋前期人，《宋史》有传。大中祥符年间“以度支员外郎直集贤院，宰开封”。所作《越娘记》，写杨舜俞为越娘尸骸迁葬，越娘鬼魂很感谢他，与他同居。但她的这种行为为正道所不容，故最后被一道士以符拘系，并受答挞。
张实，字子京，生平无考。所作传奇《流红记》收入《青琐高议》，自为北宋人。该篇写唐僖宗时事：宫女韩夫人题诗于树叶上，置于御苑水渠中，随水流出，为儒生于祐所得。祐复题两句，也书于叶上，置于上流水中，流入御苑，又为韩夫人所得。韩夫人为此更题了一首诗。其后僖宗遣放宫人，韩夫人得以出宫，经人介绍成婚，而其丈夫竟然就是于祐。
此篇内容系缀合前人所写两个故事而成。其一，《云溪友议》载：唐宣宗时卢渥于京师御沟拾得一红叶，上有题诗，其后竟与题诗的宫人成婚。其二，《本事诗·情感第一》载：顾况曾拾得皇宫中流出的大梧叶，上题一绝句；顾况于次日也题诗于叶上，置于流入皇宫的水中；其后又有人拾得宫中流出题有诗句的梧叶，系答顾况诗而作。《流红记》缀合此二者，稍加渲染，而使人物的思想感情尽量符合当时道德规范。如顾况和卢渥所得宫人之诗，分别为：
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
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随红叶，好去到人间。
前一首的一、二两句，颇有怨怒之意，后两句显含对于爱情的企求，这都不是安分的宫女所当为。后一首则仅有很淡的哀怨，合乎“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之旨。《流红记》中韩夫人题于叶上的第一首诗即用后者。顾况所题之诗，为“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欲寄谁？”把深宫的情景、宫女的处境都写得相当悲惨，并对宫女表现出衷心的同情；这对于本就心怀不满的宫女只能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自为重视礼教的宋儒所不取。所以《流红记》中于祐题叶的诗只有两句：“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把顾况诗中的强烈感情都清除了。《本事诗》中宫女第二次所题的诗是：“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
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一方面流露出欲与题诗人相见的渴望，一方面进一步显示出宫女的可悲可怜，连落叶都不如。这样的大胆，同样不是迂拘的宋儒所敢想象，因而《流红记》中韩夫人的第二首诗与此完全不同：“独步天沟岸，临流得叶时。此情谁会得，肠断一联诗。”虽然用了“肠断”这样的词，但却毫无激烈、越轨的感情。
总之，此一类型的作品由于不敢稍逾礼教的规范，感情贫乏，不可能出现对于人物内心世界的生动、精采的描写，仅在涉及某些外在形貌时偶有摹画，如上述“兰汤滟滟”之类。
属于第二种类型的，有《大业拾遗记》、《隋炀帝海山记》、《炀帝开河记》、《隋炀帝迷楼记》。均写隋炀帝故事，作者无考。大抵《大业拾遗记》出现最早①。
这几篇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在于对人物感情的描写。隋炀帝当然是荒淫奢侈的亡国之君，有许多罪恶，但作品不是力图把他写得像个反常的恶魔，反而写了他的多愁善感，——为生命的易于流逝而悲伤。《开河记》里，他看到了“殿壁上有《广陵图》”，就“思旧游之处”，“瞠目视之，移时不能举步”，“圣容惨然”。在《大业拾遗记》里，他回忆起以前与萧妃的浓烈感情和为萧妃所作的诗，当萧妃重念旧诗时，“帝听之咨嗟，云：‘日月遄逝，今来已是几年事矣。’”然而，这种对于生命易逝的细致的感受，在他身上所激起的却是疯狂的享乐欲望。萧妃提醒他，国家的形势不大好，要他留意。
他却说：“人生能几何？纵有他变，侬终不失作长城公。汝无言外事也。”（《大业拾遗记》）正因“人生几何”，他就要尽情享乐，连皇帝地位能否保住也不放在心上了。因此，即使是好意的提醒，也因影响了他的及时行乐的心境而为他所厌恶。他还公开宣称：“人主享太平之富，亦欲极当年之乐，自快其意。”（《迷楼记》）所谓“极当年之乐”，就正是“人生几何”的必然引申。于是穷奢极欲，给人民制造了无穷的灾祸；臣子有敢于劝阻的，一律“赐死”，弄得“臣下相顾，箝结自全”（《海山记》）。然而，这样地倒行逆施，他的内心真的很快乐么？却又未必。
①此四篇有人以为是唐传奇，似不确。关于其时代的具体考证，见章培恒《关于〈大业拾遗记〉等传奇的时代》，载《贾植芳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3月版。
大业九年，帝将再幸江都。有迷楼宫人抗声夜歌云：
“河南杨柳谢，河北李花荣。杨花飞去落何处？李花结果自然成。”帝闻其歌，披衣起听，召宫女问之曰：“敦使汝歌也？汝自为之耶？”宫女曰：“臣有弟在民间，因得此歌，曰：道途儿童多唱此歌。”帝默然久之，曰：“天启之也！天启之也！”帝因索酒，自歌曰：“宫木阴浓燕子飞，兴衰自古漫成悲。他日迷楼更好景，宫中吐艳恋红辉。”歌竟，不胜其悲。近臣奏：“无故而悲，又歌，臣皆不晓。”帝曰：“休问，他日自知也。”（《迷楼记》）
这是写隋炀帝的内心痛苦很深切的一段。根据古代的迷信观念，“道途儿童”所唱的这种歌，是显示天意的“谣議”，意味着隋朝皇帝杨氏（“杨柳”）当灭，另一个家族李氏（“李花”）要取而代之，而当时的现实形势也使他明白自己就要完了。他的歌本想自我安慰，意谓有兴必有衰，用不到为此而悲伤，现在虽已是燕子归去的秋天，但等下个春天来时，迷楼会更加美丽。但这又怎能真的起到安慰作用？当迷楼更加美丽时，作为今日迷楼主人的自己不是早就灭亡了么？是以“歌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