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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踌躇满志的神情。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值得赞赏，但在当日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受贵族压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这样写比虚假的说教更富于真实性。
另一方面，由于策士以一种比较自由、可以择君而辅之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战国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强有力的肯定。《齐策》中记颜斶见齐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他还滔滔不绝地论证了国无士则必亡，故“士贵耳，王者不贵”的道理。《秦策》中赞扬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却使得“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这当然是夸大的，但这夸大中显示了策士们的自信，也是平民中优异人物的自信。
《战国策》还热情讴歌了多位义侠之士的豪情壮举。
“侠”也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拘勒的人物。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感情激烈，显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观。所以“侠”总是为放任不羁的人们所喜爱。
总而言之，《战国策》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不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说话。由于《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当然从历史学的眼光看这是缺陷），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从文学上看，《战国策》的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富于文采。《左传》也是以文采著称的，但两者相比照，可以看到《战国策》的语言更为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战国策》都常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绚丽多姿的辞藻，呈现酣畅淋漓的气势。在这里，语言不仅是作用于理智、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也是直接作用于感情以打动人的手段。如《苏秦始将连横》、《庄辛说楚襄王》等篇，都是显著的例子。
第二，《战国策》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更加具体细致，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左传》描写人物，大抵是简笔的勾勒。
如前面举出的重耳向怀赢陪罪的例子，虽然也能传神，毕竟过于简单。而《战国策》中，如《齐策》写冯谖，一开始，描绘他三次弹铗而歌、有意索求更高物质待遇的奇特行为，初步刻画了他的不同凡响而又故弄玄虚的性格。接着，展开了“冯谖署记”、“矫命焚卷”、“市义复命”、“复谋相位”、“请立宗庙”等一系列波澜起伏的情节，将这位有胆识、有策略、有手段，同时也是恃才自傲、多辞善辩的“奇士”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著名的《荆柯刺秦王》一篇，更是精彩纷呈，激动人心。易水送别的一节这样描写：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徽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这段描写力极强。文章大师司马迁作《史记·刺客列传》，对有关荆轲的部分，也大量抄录了《战国策》的原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也由此传闻天下。
第三，《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也是以文学手段帮助说理。这些寓言，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又浅显易懂，独立地看，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诸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历来家喻户晓。由于《战国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常常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正是体现了战国时代活跃的思想氛围。它对语言艺术的重视，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更为向前发展。
第三章 诸子散文
诸子散文，是春秋战国时代各个学派阐述自己学说的著作，是百家争鸣的产物。其思想各据一端，精彩纷呈。正因为它是随着争辩的风气而发展起来的，其基本趋向，就是从简约到繁富，从零散到严整。愈是后期的著作，篇幅愈宏大，组织愈严密。
就本来的意义说，诸子散文是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的论说文，不是文学作品。但同历史散文一样，多少不等地包涵着文学因素，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价值。再从更大的范围，即文化史的意义来说，诸子的思想，尤其是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影响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这也是研究中国文学史所不可忽视的。
第一节 孔丘与《论语》
孔丘（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字仲尼，世称孔子，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孔丘在鲁国做过官，又曾游说四方，但总的来说，一生是郁郁不遇的。其主要活动是聚众讲学，由此建立了中国古代第一个私家学派——儒家。他还整理过许多重要的古代典籍。孔丘是古代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在民族文化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极重要的人物。但后代奉为圣人、当作偶像崇拜的孔子，与历史上的原貌，并不完全相符，这里面既利用了孔子学说对统治秩序有利的内容，又有偶像制造者按照自己的需要灌注进去的东西。
孔丘在政治上属于改良性的人物。他对春秋时代的社会动荡深感不满，希望借助周礼重新建立井然有序的统治制度，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时也反对残暴的政治，强调“仁者爱人”，要求各人以自我克制和礼让的态度调和社会矛盾。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子不语怪力乱神”，表现出对现实生活之外的冥冥之物不欲深究、冷漠淡然的态度。同样，他对抽象的、纯思辨的哲学问题也没有兴趣。“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中所讨论的问题，大多数是关于现实生活和伦理道德范畴的。他教给学生的也都是些实用的知识。孔丘又是一个性格顽强的人，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奔波一生，好学不厌，诲人不倦。在后代知识分子的身上，常常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性格投下的影关于《论语》，《汉书·艺文志》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孔子既卒，门人相互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此书专门记述孔丘的言行，是研究他的生活、思想的重要资料。它是用语录体写成的，全书比较散乱，没有系统的组织，先后次第亦无严格准则。
《论语》是早期语录体散文，语言基本上是口语，明白易懂。文字简括，一般只叙说自己的观点，而不加以充分的论证。由于孔丘对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往往有很深刻的认识，《论语》中颇多言简意赅、富于哲理性和启发性的语句。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流传后世，成为人们常用的成语、格言。
《论语》的记录者，并没有在文学上追求一定效果的意识，但有时通过简短的对话，显示出人物的性格，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意义。如《述而》章：“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写出孔丘安贫乐道的一面，较有感情色彩。在孔门弟子中，子路的为人最为鲁莽直率，常与孔丘发生冲突，这种对话，性格就更鲜明了。有一次，子路问孔丘，如果卫君要他执政，他将先做些什么。孔丘说：“必也，正名乎！”子路嘲笑他：“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孔子教训说：“野哉由也！君子于其不知，盖阙如也。”而后说了一通为政先正名的大道理。还有一次，孔丘去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子路很不高兴，孔丘只好发誓诅咒：“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写出当时的语气，显得孔丘对这位学生有些无可奈何。《先进》章中，有较长的一节，写孔丘与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在一起，令他们各言其志，从比较、对照中显出各人性格的不同。子路冒冒失失，抢先作答，说了一通大话；冉有、公西华以谦虚的语言表述了自己的志向；而后是曾皙：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二三子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这一段，不但语气生动，而且有简单的情节，又有场景的描写，曾皙的回答也特别具有美感，在《论语》中，是比较特出的了。
《论语》虽然篇幅不大，但作为儒家经典之一，长期以来，是文化人必读的书籍。它所表现的人生态度、思想观念，在我国文化史、思想史上，留下了极为广泛深刻的影响。
第二节 墨翟与《墨子》
墨翟，生活时代约当于孔于与孟子之间，即春秋战国之际。相传他原为宋人，长期居住在鲁国。《墨子》书中提到，他被人称为“贱人”，又提到他能制作车辖，大约出身地位是比较低的。早期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木”，后来创立了与儒学相对立的墨家学派。墨家不但是一个思想学派，而且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民间团体。领袖称为“钜子”，门徒众多，重视艰苦实践，不避危险。
墨子主张“兼爱”，反对儒家从宗法制度出发的亲疏尊卑之分；提出“非攻”，反对各国之间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要求“节葬”、“节用”，反对奢华的生活方式以及礼乐制度；鼓吹“尚同”、“尚贤”，反对任人唯亲。他还相信“天志”和鬼神的存在。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墨子的思想代表了“农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墨学在战国时曾一度盛行，与儒学同为当代的”显学”。西汉以后，逐渐衰微。《墨子》为墨翟及其弟子、后学所著，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总汇，汉代有七十一篇，现存五十三篇。
墨家的思想，就其对整个社会文化的看法来说，是提倡质朴和实用，所以对一切语言文字的表达，强调有切实的内容，以道理说服人，反对无益于实用的修饰与文采。这种观念，对于论说文自有相当的道理，对于文学作品，就不太适宜了。《墨子》一书的风格，也正是如此。语言质朴，逻辑严密，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说理。如《非攻》篇，先说：“今有一人，入人园囿，窃其桃李，众闻而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以自利也。”然后再说攘人犬豕鸡豚者，取人牛马者，杀无辜人夺其衣裘者，再三说明“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的道理，最后归结到“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条理非常清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中国古代严格意义上的论说文，就是从《墨子》开始的。就此而言，它在中国散文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第三节 孟轲与《孟子》
孟轲（约前３７２—约前２８９），邹（今山东邹县）人，生活于战国前期。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他自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由于他景仰并弘扬了孔子的学说，成为儒家的又一名大师，后世尊为“亚圣”。他的行事也仿佛孔子，收过不少门徒，率领着他们游说各国。由于各国间都以力相争，他却鼓吹以德为王，言仁义而不言利，终不能被任用，于是退而著书。
孟轲的思想本于孔丘而有所发展。他主张施仁政，使人民安居乐业。他提出的理想社会，是一种黎民不饥不寒，老者安享晚年之乐的小康景象。“民贵君轻”是他的著名论点。他对当时某些统治者虐民以逞的行为提出尖锐的批判，甚至斥责为“率兽而食人”（《梁惠王》），同时基于宗族统治集团的利益对君主的个人绝对权威表示否定：“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万章》）“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离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梁惠王》）这样的话，在专制强化的后代就没有人敢说了。
《孟子》共七篇，记述孟轲的言行。此书的写作与《论语》不同，是他本人和门徒共同完成的。从体制上说，《孟子》基本上仍属于语录体，但较《论语》已有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