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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陈维崧周围还会聚了一些与之风格相近的词人，如任绳隗、曹亮武、蒋景祁、陈维岳等。他们相互唱和，并编有《今词苑》（陈维崧主编）、《瑶华集》（蒋景祁编）等词选，一时也颇有声势，以宜兴古名称“阳羡派”。但他们对于建立宗派并不积极，其风格在正宗词人看来也只是一种“别调”，故影响不大，并很快趋于式微。
朱彝尊是名诗人，在清词中影响更大。他认为明词因专学《花间集》、《草堂诗余》，有气格卑弱、语言浮薄之弊，乃标举“清空”、“醇雅”（其说源于张炎）以矫之。他主张宗法南宋词，尤尊崇其时格律派词人姜夔、张炎，提出：“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词综·发凡》）又云：“倚新声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题词集》）他还选辑唐至元人词为《词综》，借以推衍其主张。这一主张被不少人尤其是浙西词家所接受而翕然风从，“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静惕堂词序》）。后龚翔麟选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及本人词为《浙西六家词》，遂有“浙西词派”之名。其势力笼罩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的词坛。
朱彝尊的《曝书亭词》由数种词集汇编而成。所作讲求词律工严，用字致密清新，其佳者意境醇雅净亮，极为精巧。
如《洞仙歌·吴江晓发》：
澄湖淡月，响渔榔无数。一霎通波拨柔橹，过垂虹亭畔，语鸭桥边，篱根绽、点点牵牛花吐。红楼思此际，谢女檀郎，几处残灯在窗户。随分且欹眠，枕上吴歌，声未了、梦轻重作。也尽胜、鞭丝乱山中，听风铎郎当，马头冲雾。
静谧的江南水乡的清晨，乘舟出发的风情，被描摹得十分细腻。一路月淡水柔，篱边花发，楼头灯残，舟中人在吴歌声中若梦若醒，写出一种清幽的情趣。
朱彝尊有一部分据说是为其妻妹而作的情词，大都写得婉转细柔，时有哀艳之笔。下面是其中的一首《眼儿媚》：
那年私语小窗边，明月未曾圆。含羞几度，几抛人远，忽近人前。无情最是寒江水，催送渡头船。一声归去，临行又坐，乍起翻眠。
把初恋时的欲罢还休，热恋后离别之际的坐立不安，表现得淋漓尽致。文字平易清新，却又可以领略到孤诣锤炼的功力。
朱彝尊词中，还有一部分怀古、咏史之作，颇有苍凉之意。如《金明池·燕台怀古和申随叔翰林》的结末几句：“数燕云、十六神州，有多少园陵，颓垣断碣。正石马嘶残，金仙泪尽，古水荒沟寒月。”但这类词缺乏激昂雄壮的情调，而且在朱彝尊那里也不是主要的。他推崇南宋亡国前后的一群词人，而他们的特点正是用精雅的语言形式构造清空虚渺的意境，作为逃脱现实的心灵寄寓，这里有着时代、处境和心理的相似之处。后人批评说：“自朱竹垞以玉田为宗，所选《词综》，意旨枯寂；后人继之，尤为冗漫。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家法若斯，庸非巨谬。”（文廷式《云起轩词钞序》）
与朱彝尊同时的浙西派词人，成就都不高。这一派的另一位重要词家厉鹗时代较晚，情况也有些变化，我们到后面再作介绍。
清初独成一家的词人是纳兰性德（1655—1685）。他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长子。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官至一等侍卫。自幼敏悟，好读书，与陈维崧、朱彝尊等众多当世名士相交往，与词人顾贞观尤为契厚。曾救助吴兆骞由宁古塔戍所归还，为世所称，而落拓之士得其力者甚多。有《通志堂集》、《纳兰词》（又名《饮水词》）。
纳兰性德于词崇尚南唐后主李煜。李煜之词出语天然，其感人处全在性情之真和感悟之深，原无从摹拟，而纳兰词也完全是用自己的语言写自己的人生感受。从表面上看，他作为一个贵族公子，生活的经历很平静，除了前妻的亡故和几次出使边陲，无多周折。但他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内心世界非常丰富。出入相府、宫廷的生活，在他非但不觉得满足，反而感觉到难言的压抑。“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金缕曲·赠梁汾》）；“羡煞软红尘里客，一味醉生梦死”，（《金缕曲·简梁汾》），可以见出他的心情。他在《如梦令》中写道：
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旧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
用自然的语言写很平常的生活场景，但那种人生无聊的感觉，却足以令人心惊。
纳兰性德深于情，后来有人认为《红楼梦》中宝玉写的就是他，大约与人们从其词中感受到的气质有关吧。他的许多表现男女之爱和悼念亡妻的词，写得十分感人。如《蝶恋花》：
辛苦最怜天上月，一昔如环，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轮终皎洁，不辞冰雪为卿热。无那尘缘容易绝，燕子依然，软踏帘钩说。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牺蝶。
纳兰以这一类哀婉凄清的小令最为人们称道，但他也有些长调是写得很出色的。如《风流子·秋郊即事》：
平原草枯矣。重阳后，黄叶树骚骚。记玉勒青丝，落花时节，曾逢拾翠，忽听吹箫。今来是，烧痕残碧尽，霜影乱红凋。秋水映空，寒烟如织，皂雕飞处，天惨云高。
人生须行乐，君知否，容易两鬓萧萧。自与东君作别，划地无聊。算功名何许，此身博得，短衣射虎，沽酒西郊。便向夕阳影里，倚马挥毫。
词中既有萧条悲凉之感，又有豪爽磊落之情，节奏明快，辞语简洁有力，与小令的清丽柔婉不同。
况周颐《蕙风词话》称纳兰性德“天分绝高”，而作词又“纯任性灵”，这两句评语最能代表纳兰词的基本特点。他的词实际不乏南唐风格的华丽，但他善于将华丽的语言和自然朴素的语言相结合，表现真实而深切的人生感受，绝少矫饰做作。如前举《如梦令》开头“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堪称天然壮丽。又如《山花子》中“愁向风前无处说，数归鸦”，写出愁闷无聊赖的情状，“人到情多情转薄，而今真个悔多情”，写出对于“情”的一种特殊感受，都是出色的例子。王国维说他“从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人间词话》），评价很高。可以说，他给词这种越来越失去自然本色的文体带来了新的生气，我们没有理由因为他的词反映的生活范围较狭小而加以轻视。至于王氏认为其词风的形成是因为满族入关未久的缘故，恐怕不完全如此。
纳兰词中那种对人生容易失落的敏感和伤感，同他广泛交接汉族文人，同明末清初的社会氛围，应该说是不无关系的。
清代前期能词者尚多。诗人吴伟业、王士禛均有词名。词家中，毛奇龄、彭孙遹均擅小令；曹贞吉多豪放之作，与陈维崧稍近，然才情不侔；顾贞观是纳兰性德的密友，他寄吴兆骞的两首以词代书的《金缕曲》真切动人，为世传诵，纳兰性德读后，决意救回被流放的吴兆骞，成为一时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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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清代前期的散文
在晚明的传统文学类型中，散文因为能脱离道统的立场而作富于个性的自由抒发，又不太受形式的拘束，其成就较诗为显著。入清以后，随着封建正统文化的再次强化，散文中固有的“载道”传统又重新抬头了。在清朝统治者看来，这是由衰转盛的表现。但从文学的个性表现和自由抒发的价值上看，这正是严重的衰退。
不过这种衰退也不是简单的和直线式的。首先，晚明小品的传统仍有延续，只是创作不像前一时期那么集中，思想尖锐的文字也更为少见，大抵转向一种闲逸的情调。这是对尖锐的现实矛盾的逃脱，也是与统治思想、统治力量的疏隔。
习惯上归于明代而实际作于清初的张岱的一些作品，即代表着这一倾向。此外，金圣叹（1608—1661）虽不以文章名世，他的一篇伪托施耐座的《水浒传序》，却是谈论悠闲生活的佳作。文中以友朋聚谈为人生快事，而所谈之事，“不及朝廷”、“不及人过失者”、“不求惊人”，只关乎个人性情。这里面实际上可以感受到对现世的畏惧，而作者由此而导出的则是一种飘然远引的情趣。至于李渔的《闲情偶寄》，则专门教人把日常生活变成艺术化的享受，有许多话题，都说得很新鲜。如《菜》一文谈菜花虽贱，因其至多至盛而可贵，有如“君轻民贵”，这种联想就很奇特，很有意思。而后描绘道：
园圃种植之花，自数朵以至数十百朵而止矣，有至盈阡溢亩，令人一望无际者哉？曰无之，无则当推菜花为盛矣。一气初盈，万花齐发，青畴白壤，悉变黄金，不诚洋洋乎大观也哉！当是时也，呼朋拉友，散步芳塍，香风导酒客寻帘，锦蝶与游人争路，郊畦之乐，什伯园亭，惟菜花之开，是其候也。
这一类文章，固然谈不上有多少高的思想价值，但有真实的感情，有活泼的美感，较之装腔作势的高谈大论，更有文学趣味。
清前期的小品，也不完全是这样的，有些仍记录了时代的悲哀和痛苦。如廖燕（1644—1705）作《金圣叹先生传》，对具有反传统思想的金圣叹备加推崇，又记他无辜得祸，临刑时说：“斫头最是苦事，不意于无意中得之。”在无理可言的世界，连悲哀都是多余的了，所以有这样滑稽的语言。将此篇与金氏本人所作的提倡悠闲生活的《水浒传序》相对照来看，我们对清初文人的处境，会有更深的感受。
在另一方面，一些以遗民自居的文士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则努力提倡经世致用之文。顾、王二氏的文章，多属单纯的政论和学术论文，而黄宗羲的情况则稍有不同。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曾参与武装抗清，后隐居从事著述。有《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及学术史性质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他主要是一位学者，但并不排斥具有文学性的散文。
他认为：“文以理为主，然而情不至则亦理之郛廓耳。……古今自有一种文章不可磨灭，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
（《论文管见》）他自己的文章大多比较平实，但也有些是讲究文采，富于感情的。像《原君》虽是政论文，但攻击君主多以天下为私，辞调显得严厉而激切。人物传记中，《柳敬亭传》虽有讥刺意味，但对这位市井人物并不过分苛责，颇有生动之笔。其中写到柳敬亭曾受左良玉信赖，参与军中机密，因而倾动一时，明亡后复以说书为业：
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家失国之事，无不亲身见之；且五方土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
这里也寄寓了作者自身对于“国变”的惊心动魄之感。
在清前期文坛上居于正统地位的，则既不是承晚明余波的小品，也不是学者之文，而是号称接续唐宋古文传统的古文。先有侯方域、魏禧、汪琬所谓清初“三大家”，后有桐城派。前者代表了从明末文风向清初文风的转变，后者代表了与官方意志相应的古文体式的确立。
关于清初三家，《四库全书提要》有比较完整的评价：
“古文一脉，自明代肤滥于七子，纤佻于三袁，至启、祯而极敝。国初风气还淳，一时学者始复讲唐宋以来之矩矱，而（汪）琬与宁都魏禧、商邱侯方域称为最工。然禧才杂纵横，未归于纯粹；方域体兼华藻，稍涉于浮夸。惟琬学术既深，轨辙复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经，与二家迥别。……庐陵、南丰固未易言，要之接迹唐、归无愧色也。”很清楚，这里是把侯、魏、汪三人之文作为对明文尤其是晚明散文的反动来提出的。
正因如此，尽管三人中实以侯方域较有才华（要说“大家”则一个也谈不上），馆臣却把能“原本六经”为文的汪琬放在最高地位。
从反映明清之际文风转变的意义来看，侯方域（1618—1654）是最具代表性的。他字朝宗，河南商丘人。父恂为东林名士，他自己也是复社中人物，明末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号称“四公子”。入清后应河南乡试，据说因“为忌者所阻斥，置副车（副榜）”（胡介祉《侯朝宗先生传》）。有《壮悔堂集》。
侯方域在明末是一个活跃于东南一带的贵公子、名士和热心于政治的人物，他的行止很自然地会染上明末文人任性放浪的习气。明亡后归乡里，他把自己的书室名从“杂庸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