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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尽管诗人实际做不到这一点，但他尝试了，这就是很了不起的。同时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这里写到了体力劳动的艰苦和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宁静乃至安乐。同类诗中意境最美的，当数《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结尾两句再一次说明，陶渊明之写田园生活，写体力劳动，实际都是在咏歌自己的理想，显示出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
以上主要分析了陶渊明的田园诗所反映的社会理想，以及他对个人在社会中的生活方式的思考。此外，陶渊明的田园诗，还牵涉东汉末以来文学所集中关注的问题：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何在？生命怎样才能获得解脱？在这方面，我们首先看到，陶渊明对生命短促的事实，表现得比同时代任何人都焦灼不安。他的诗现存不过一百多首，竟有几十处提及“老”和“死”。但在哲学上，他却有一种豁达的解释，这在组诗《形、影、神》中表达得最明白。诗人借用辞赋的对话体，让“形”提出饮酒自乐、忘怀一切的人生态度（这近于《古诗十九首》），又让“影”强调应追求事功，建立身后之名（这近于建安文学）。这两者其实都是陶渊明所难以舍弃的，但作为最终的哲学归结，他在第三首《神释》中把前二者都否定了，认为每日醉酒伤害生命，立善求名也只是外在的追求，毫无意义，应该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即归化于自然，不必有意识追求生命以外的东西，这就是不求解脱的解脱。
“自然”哲学的这一种内涵，在田园诗中以美好的形象表现出来，如陶诗中最著名的《饮酒》之五就是：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开头四句，说只要心境旷远，就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下面说采菊东篱，不经意中目遇南山（即庐山），在暮岚紫霭、归鸟返飞之中，感受到造物的奥秘，参透了人生的真谛。尽管诗中明说“欲辩已忘言”，但如果联系陶渊明的其他作品来考察，他在本诗中通过一系列意象所隐约暗示的人生真理还是可以探索的。南山的永恒、山气的美好、飞鸟的自由，不正是体现了自然的伟大、圆满与充实，尤其是自在自足无外求的本质吗？那么，人的短促的一生，除了归依自然、顺应自然，在自然的永恒、美好、自由中感受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外，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所以说，这首诗仍然是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的寄托，只是偏重有所不同。当然，诗中的这种人生观说到底只是一种诗意的、哲理的向往。因为人从根本上不可能摆脱在一定的对象中实现自我的追求，也不可能摆脱现实利害的矛盾。但作为对人生的一种哲学思考，它是有价值的；作为诗歌的理蕴，它更带来独特的效果。
归结起来，陶渊明的社会观和人生观都以“自然”为核心。他向往的社会是和平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他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任运委化、无身外之求的人生；他所喜爱的生活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意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的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此即前人所言“静穆”。但在这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深感无所寄托的焦虑。换言之，“静穆”是在“自然”哲学支配下构造出的美学境界，而激起这种追求的内驱力恰恰是高度的焦灼不安。
陶诗中最集中的就是写田园生活的作品。其代表作除了前面提及的以外，还有《移居》、《和郭主簿》、《咏贫士》、《杂诗》、《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等。但是，陶渊明并不是只有这种以冲淡平和为主要特征的作品，他也写过一些直接涉及现实政治，或直接表现出内心的强烈情绪的诗篇。如《述酒》诗，虽然辞义隐晦，不易读懂，但其内容关系到晋、宋更代的一些政治大事，当无疑问。又如《赠羊长史》，对刘裕于义熙十三年北伐破长安之役，显得十分高兴。“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感情。此外，《咏荆轲》和《读山海经》中的几篇，对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一些虽然失败而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表示同情、仰慕和赞美，具有慷慨悲壮的风格。《咏荆轲》结末说：“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分明流露出诗人心中的激昂之情。
又如《读山海经》中的一篇：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
精卫微禽，而有填海之志，刑天断首，犹反抗不止，都表现出不为命运屈服的伟大精神。最后二句，既是说精卫、刑天，也是说自己：虽有昔日的壮志雄心，却没有偿愿的时机！这些诗的事实背景已无法加以确凿的证明，但至少可以说明，陶渊明在隐居中仍然渴望强烈的、有所作为的人生。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不但有“静穆”、“悠然”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主要是指这些作品而言。不过，应当看到两者也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从诗歌渊源关系来说，陶渊明有远承阮籍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其诗多抒发内心深处的情感，表现对人生的探索，使用哲学观照的方式，并多用组诗的形式。另一方面，陶诗也显然受到玄言诗的重大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诗中有许多玄学的语汇，其平淡的语言风格也同玄言诗一致，而且，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上。在阮籍诗中，大量地以自然的永恒与人生的短暂相对照，人在自然面前感受到强大的压迫；而在东晋的玄言诗中，则转变为人对自然的体悟和追求；到陶渊明，又更明确地提出归化自然的观念，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意识成为构成陶诗独特意境的决定性因素。当然，陶诗重视通过艺术形象而不是抽象语言来表现哲理，这同玄言诗的枯燥无味是根本不同的。
陶渊明在诗歌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是他开创了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虽然一般的玄言诗人都注意到从审察自然来体会哲理，并由此产生了山水诗的萌芽，但没有人把目光投向平凡无奇的乡村。只是在陶渊明笔下，农村生活、田园风光才第一次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由此为后人开辟了一片情味独特的天地。他把农业劳动视为自然的生活方式，歌颂在劳动生活中包含着美的意趣，这同样是深刻的发现。对陶诗的艺术特点，前人早有定评，谓之朴素、自然、真淳。但这并不是民歌或受民歌影响的风格，而是诗人有意识的美学追求。从根本上说，这也是由陶渊明的“自然”哲学决定的。在他看来，人为的繁复的礼仪破坏了社会的自然性，矫饰的行为破坏了人性的自然性，那么，诗歌在外现形式上的过度追求，也必然破坏感情的自然性。所以，他绝少使用秾艳的色彩，夸张的语调，深奥的语汇、生僻的典故。他的诗中也常用对仗句式，但多数是比较古朴而不那么精巧的，以至在感觉上并不明显。他的诗歌充满感情，但真正表现得很强烈、显得激荡起伏的时候很少，而是和冷静的哲理思维结合在一起，呈现为清明淡远的意境。这一种美学境界是前所未有而且很不容易达到的。
进一步说，陶诗语言的朴素，又并不是随口而道，毫无加工，而是高度精炼，洗净了一切芜杂粘滞的成分，才呈现出明净的单纯。他对自然的美，无疑有十分敏锐的感受，因而能够用准确而朴素的语言将其再造为诗的形象。像“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写乡村的恬静，“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写雪的轻虚，“有风自南，翼彼新苗”写风的踪迹，都是有名的例子。
西晋诗歌追求华美、注重修辞的倾向，一方面提高了诗歌语言的表现技巧，但有时过于用力于此，而忽视了诗意的完整，造成繁冗、割裂的毛病。陶诗以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哲理为底蕴，绝不炫耀外在的美饰，所以大多通篇简洁，少作铺排，钟嵘《诗品》称为“殆无长语”。诗的意境，也总是比较完整，从总体上感染读者，而不以一字一句，某个片断吸引人。
陶渊明留存下来的散文、辞赋总共只有十多篇，但几乎每一篇都很出色。其主要艺术特点，与诗歌一致，也有个别几篇，风格不尽相同。
散文中《桃花源记》最为著名。这篇散文实际近于小说，所以又被收录在据传是陶渊明著的志怪小说集《搜神后记》中。文中虚构的“世外桃源”，既有儒家幻想的上古之世的淳朴，也有老子宣扬的“小国寡民”社会模式的影子，其中乡村景象的描绘，又同作者的田园诗意境相似。可以说，它既是作者依据他的社会理想所作的美好想象，也代表了那个动乱时代的广大民众对太平社会的向往。文章的语言优美而朴素。如写武陵渔人初入桃源的一节：“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写桃花源中风光：“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这种文笔，使语言、意境、主题达到高度的统一。
《五柳先生传》是作者自况，也是一篇奇文。全篇只百余字，以一“不”字贯通始终。开头便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既而又是“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结束“忘怀得失，以此自终”，意义还是一个“不”。大量使用这个否定词，意蕴在于表示自己对世间的一切无所措意、无所执着，只是任情率真地生活。不但世俗的荣名毫无价值，就连一个人的姓名也是外加的东西，可有可无。这就是所谓“自然”的人生哲学。用语浅而含蕴深，是这篇短文的显著特点。
辞赋以《归去来辞》最为著名。此篇作于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决心辞官归隐之际。文中关于归途景象和还乡以后生活的描写，均出于想象。在古代各种文体中，辞赋的基本特点就是华美，而陶渊明这篇赋却写得相当朴素，语言清新流利。它的抒情色彩浓厚，富有诗意，同时又充满了哲理的内涵。“舟超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想象归途中的自由无羁、轻松愉悦，令人心旷神怡。“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等写景之笔，非常形象地体现了自然界自生自化、充足自由的灵韵。正因为这些描绘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客观对象，也包括作者自身的人生情趣，才特别地美好动人。
上述几篇，情调都比较平和。而《感士不遇赋》着重抒发怀才不遇、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就显得比较激烈；《祭程氏妹文》悼念胞妹，则真情流泻，凄恻感人。比较起来，《闲情赋》在陶集中尤为特殊。其题旨标榜为“闲情”即约束感情，实际内容却同大多数类似作品一样，非常热烈地渲染男女之情。而且文辞流宕，色彩丰艳。其中“愿在衣而为领”以下一大段，用各种各样的比喻表现欲亲近美人之情，穷形尽态，极铺排之能事，颇有民歌的特点。从这里可以看到陶渊明思想情趣的另一方面，和文学才能的多样性。
陶渊明对后代有多方面的影响。在南朝，他还主要被当作一个品行高洁的隐士来看待，对于他的文学创作，评价并不很高。而由于当时社会普遍推崇华丽的文风，陶渊明诗文那种朴素平淡的风格，也难以为一般作者所接受。入唐以后，情况有了改变。李白、杜甫等人，由于审美趣味不同，他们特别表示尊敬的文学前辈中，并不包括陶渊明。但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一派诗人，虽也不是经常提到陶渊明，他们的艺术风格，却明显受了陶诗的影响。在唐诗中，这是一个重要的流派。应该说，唐诗的主导风格，是修辞之美与激情的结合，这和陶诗的精神显然不同。所以，陶诗影响所及，范围不是很大。到了宋代，陶渊明开始受到普遍一致的推崇。这是因为宋代的社会气氛比起唐代有很大变化，诗歌的激情和浪漫精神开始减退，而转向对于理性意蕴的重视。北宋最著名的文学家苏轼评陶渊明说：“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特点抓得相当准，评价也格外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