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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秀却不是这么乐观，在筵席上一直默然无语。酒到一半，山口方令通事说明，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将他们正法。徐承煜顿时颜色大变，极口呼冤，大骂洋人狼心狗肺。
启秀却很镇静，还劝徐承煜，应该痛悔前非。徐承煜那里肯听，整整闹了一夜，但等天一亮，反而寂然无声，已是神智昏迷，吓得半死了。
到得十点钟，刑部来提人。京中大小衙门，尽为联军所占，唯一交还的是刑部，因为百姓犯了罪，洋人不便代审，都要移送刑部惩办。因此只有刑部尚书贵恒、侍郎景沣、胡燏芬最为忙碌，司官星散，提人也只好景沣带着差役，亲自办理了。
两乘没顶的小轿，先抬到刑部大堂过堂，做完了照例的验明正身的手续，原轿抬到菜市口。洋人闻风而至，不计其数，有的人还架着照相机，东一蓬火、西一蓬火地烧药粉照明，将徐承煜的下场，纷纷摄入相机。
“天道好还！”大家有着相同的感慨，“徐承煜监斩袁昶、许景澄，是何等得意。谁想得到，曾几何时，当时伺候‘二忠’的刽子手会来伺候他？”
※ ※ ※和议终于可望达成了。最主要的一条，赔偿兵费的数额及年限，取得了协议，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以金价计算，四十年清偿，未偿之款另加年息四厘。预计要到“光绪六十六年”
方能偿清。
这笔空前庞大的赔款中，俄国独得一亿三千多万，占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九。照威德自己的计算，俄国战事上的损失，总共不过一亿七千万卢布，所得赔偿，折合卢布达一亿八千四百万之巨，收支相抵，净赚一千四百万卢布，而劫掠所得，则更无法计算。因此，拉姆斯道夫在他国内洋洋得意地说：“我国这一次进兵东三省，是有史以来最够本的战争。”
于是四月二十一下诏，和局已定，择于七月十九回銮。预定出潼关，经函谷，到开封，由彭德、磁州到保定，坐火车回京。
其时吴永亦正回西安，他是上年秋天，由于岑春煊的排挤，军机处的不满，被派了个赴两湖催饷的差使，在武昌过的年，而且又续了弦。三月里结束公事，料理西上之时，在荆门接到一个电报，催回行在。
一到照例宫门请安。第二天头一起就召见，行礼既罢，慈禧太后仿佛如见远归的子侄一般，满面春风地问起旅途中的一切。然后说道：“如今和局定了，回銮的日子也有了，我想还是要你沿路照料，所以打电报把你催回来。”
“是！臣亦应该回行在来复命了。”
“我前些日子才知道，原来岑春煊跟你不对，他们把你挤出去的。”慈禧太后停了一下又说：“你出去走一趟也好。如果你们两个混在一起，不定闹出什么花样来！”
“臣并不敢跟他闹意见，只是岑春煊过于任性，实在叫人下不去。”
“我知道，我知道。”慈禧太后连连点头，“岑春煊脾气暴躁，我知道的。”
看样子一时还谈不完，而吴永吃过一次亏，已有戒心，奏对时间太久，遭军机大臣的怪，所以抓住这个空隙，跪安而退。
回到寓所不久，慈禧太后派了太监来，颁赐亲笔书画折扇一柄，银子三千两，袍褂衣料十二件，准吴永到内库中，亲自去挑选。接着，军机处派人来通知“奉懿旨，吴永着仍伺候宫门差使。”
此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俞廉之，在奏复吴永催饷办理情形的折子中，都有附片密保，吴永才堪大用。因此，两宫定期正式召见。一起三个人，除了吴永以外，另外两个是孙宝琦与徐世昌，出于庆王及袁世凯的密保。
吴永不知见过两宫多少回，但这一次仪注不同，高坐在御案后面，手中执着写明召见人员履历的“绿头签”的慈禧太后，俯视一本正经，行礼报名的吴永，自觉滑稽，忍俊不禁，几乎笑出声来。
等退了朝，慈禧太后忍不住向李莲英笑道：“吴永今天也上了场，正式行起大礼来，真象唱戏似的！”
这话与“奉旨以道员记名简放”的喜信，同时传入吴永耳中。感激之余，颇思报答，因而想起张之洞的一段话。
张之洞是这样说的：“这一次的祸端，起于大阿哥，酿成如此的大变，而此人还留在深宫，备位储贰，何以平天下之心？况且祸根不除，宵小生心，又会酿成意外事故。他一天在宫中，则中外耳目，都不安，于将来和议，会增加无数障碍。因此，如今之计，亟宜发遣出宫。如果等洋人指明要求，更失国体，何不及早自动为之。老兄回到行在，最好先把这番意思，密奏皇太后，不妨道明，是张之洞的主张。只看老兄有没有这个胆量？”
吴永胆量是有，但有当初奏保岑春煊而招致军机不满一事的前车之鉴，决定先问一问荣禄的意向。
于是找个能单独相处的机会，吴永将张之洞的话，细细说了一遍，并又问道：“这件事我不能冒昧，能不能跟皇太后说，请中堂的示。”
荣禄一面坐着用橡皮管子抽鸦片，一面瞑目沉思，直到抽完三筒“长、黄、松”的烟泡，时隔十余分钟之久，方始张目开口。
“也可以说得！”荣禄慢慢点着头，一脸筹思已熟的神情，“以你的地位、分际，倒是恰好。象我们就不便启齿。”
吴永知道，这倒不是他怕碰钉子，是怕说了不见听，以后就不便再说了。如今照他的看法，自己不但可以说，而且说了会有效，不由得勇气大增。
“不过，你措词要格外慎重，切戒鲁莽。”
“是！”吴永加了一句：“当然不能当着皇上陈奏。”
“那还用说吗？你好好用点心，奏准了，就是为国立了功，也帮了我们的忙。”
荣禄的鼓励，自比张之洞的激劝更有力量，吴永从此一刻起，便以找寻机会，向慈禧太后进言，列为宫门伺候的第一件大事。
这天上午是慈禧太后单独召见，问过一些琐碎的事务，吴永发觉她神气闲豫，颇有想聊聊闲天的意向，而左右恰好无人，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机会，再不开口，等到何时？
于是他定定神，尽力保持着从容的语气说：“臣此次从两湖回来，听到外面的舆论，似乎对于大阿哥，不免有闲话。”
“喔，”慈禧太后略有诧异之色，“外面说点什么？跟大阿哥有什么关系？”
“大阿哥随侍皇太后左右，当然与朝政毫无关连。”吴永将心口相商，不知琢磨了多少遍的话，慢慢说了出来：“不过大家的看法，以为这一次的事情，总由大阿哥而起，如今仍旧留在宫里，中外人民，不免胡乱揣测，就是在对外的交涉上，亦怕徒增妨碍。如果能够遣出宫外，则东西各国，必定称颂圣明，和约就容易就范了。臣在湖北的时候，张之洞亦这么说，命臣奏明皇太后、皇上。张之洞又说，此中曲折，必在慈圣洞鉴之中，不必多奏，只是事事要皇太后亲裁，太忙或者容易遗忘。只要一奏明了，皇太后定有下慰臣民、外安列邦的区处。”
后面这段话，措词极其婉转，亦很象张之洞的口吻，慈禧太后的脸色变得很严肃了！凝思了好一会，放低了声音说：“这件事，你在什么人面前都不必提起！到了开封，我自有道理。”
“是！”吴永恭恭敬敬地答应，心里在想，这张“无头状子”大概可以告准了。
辞出宫来，又将奏对的经过回想了一遍，慈禧太后虽有谨守慎密之谕，但对荣禄，应是唯一的例外。于是，吴永即刻谒见，要求摒绝从人，将此事的结果，秘密相告。
“很好！渔川，你这件事办得很妥当。”荣禄又似自问，又似征询地说：“该怎么酬庸呢？”
“中堂栽培之日正长，”吴永客气地答说：“不必忙在一时。”
荣禄不答，想了一会，接着他自己的话说：“现在倒有一个道缺，地方远一点。好在上头一时也还不肯放你走，路远路近无所谓，你先占了这个缺，随后再想法子替你调。”
这个缺是广东的雷琼道，韩文公流放之乡，海刚峰出生之地的中国版图中极南之区。不过，补缺的同时，另有一道上谕：“新任广东雷琼道吴永，着缓赴新任，监办回銮前站事宜，并仍照旧承应宫门事务。”
这一下很快地传了开来，吴永是皇太后面前，第一红人。包括孙宝琦等人在内，纷纷登门道贺，啧啧称羡，形于词色。
而吴永却是苦在心里，知道以后做事做人更难了。
本来由怀来到太原的宫门事务，都由吴永一手承办。所谓“宫门事务”，即是地方官及各省差官，有事向宫门接头时，由吴永居间联络折冲。他是地方官，深知个中苦况，所以持平办事，不让太监有凌逼勒索的情事。“宫门费”不丰不俭，按股匀分，倒也相安无事。
可是，此番重掌前职，情况完全不同了。因为自太原至西安，他的职司改归岑春煊接替。此人善于投机，猎官不择手段，是肯管李莲英叫“大叔”的人，当然不会放弃借花献佛，巴结近侍的机会，所以一反吴永所为。凡是各省解饷进贡的差官，岑春煊都出面替太监“讲斤头”，使费不足，多方挑剔，让人交不了差。每到一州县，第一件事就是谈“宫门费”，多则上万，少亦七八千。此外只要跟宫门打到交道，他一定代为需索。这一来，太监们自无不高兴，众口一词地说：“岑三儿够交情。”
相形之下，吴永便招恨了，太监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气量小的，所以当吴永初回行在，奉懿旨仍旧照料宫门时，便有个李莲英的亲信，专管各省贡品的太监赵小斋，当面向他诘责。
“我们从前都蒙在鼓里，被你吴大老爷刻薄死了！还亏得岑三懂交情，肯帮忙，动是千儿八百的，作成我们吃口饱饭。横竖使的人家的钱，百姓头上搜括，来路容易，也落得大伙儿做个人情，偏是你掂斤播两的，区区几两银子，还要叫人请安谢赏，这不存心耍我们吗？”
当时吴永知道此番归来，召见“过班”，必蒙外放实缺，照料宫门，是个短局，既然太监有此怨言，大可撒手不管。可是这一次明文奉了上谕，而且督办回銮前站事宜，不能不管宫门，也就不能不做恶人。而况如今的太监，居安而不思危，已恢复了在京的气焰，浑非去年流离道路，求一饱而不可得，所望不敢过奢的境况。吴永意料到以后的麻烦不但会多亦不会小。
※ ※ ※本来定期回銮的上谕一宣布，人心原已大定，但朝廷内部有异见，各省疆吏亦有难处，因而慈禧太后的心又活动了。
朝廷中，军机大臣鹿传霖首建幸陕之策，至今亦仍不以亟亟乎回銮为然。因为他是同情旧党的，提起刚毅、赵舒翘，言下之意，总觉得他们死得可惜。
有时酒后大言，鹿传霖说洋人如不肯就范，不妨再决雌雄。他的话谁也不会理他，但侧面主张两宫仍留西安，亦可以看出他始终有“固守关中，俟机东向出击”那种两千年前的兵略思想。
在疆吏，主要的是怕期限太促，误了差使。第一个近在咫尺，接替岑春煊而为陕西巡抚的升允，上折奏报：“天时炎热，道路泥泞，请展缓行期。”
其次是河南巡抚松寿上奏，说是今年夏天，积雨连旬，黄河大水泛滥，跸路多被冲毁，灵宝、阌乡一带为古函谷道，深沟一线之路，山洪暴注，尤为危险，至今泥深数尺，步步阻滞。此外巩县的行宫，亦由于洛水漫溢，工程有所损失，刻正设法赶修之中。同时又说，七月间的“秋老虎”很厉害，圣母高年，不宜跋涉。因而建议，将回銮之期改至中秋以后。
这一次跸路所经，横贯河南全境，松寿的责任特重，他的话亦就格外有力量。不过展期启驾，虽成定局，却不便过早宣布，怕影响了沿路整修桥道的工程，更怕引起无谓的揣测。
而揣测终于不免。
流言纷纷，说来亦有道理。一说，慈禧太后怕回京以后，各国会提出酿成拳祸的首要责任，促请归政，所以不许皇帝回京。又一说，慈禧太后倒还坦然，是李莲英怕她失权就会失势，极力丛恿，暂留为佳。
至于展期的次第，亦言之凿凿。说第一次改期在中秋以后，第二次改期在九月初三；第三次必以慈禧太后万寿为借口，改期十月半中旬，第四次则以时序入冬，不宜道路，改至明年春天，这样一改再改，结果是遥遥无期。
当然，这些流言，亦非全无根据。慈禧太后确有一个坚持不移的宗旨，洋兵不撤，决不回銮。而各国的意见恰好相反，要等两宫自西安启銮，方肯全撤。为此和约虽经定议，就为撤兵确期一节，所见相左，迟迟不能签订。
※ ※ ※费了好大的劲，拖到七月二十五终于在贤良寺订了和约。李鸿章抱病出席，与庆王奕劻占大餐桌的一面，正对面是外交团领袖，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其余德、奥、比、美、法、英、意、日、荷、俄十国公使，列坐三面。略一寒暄，由葛络干宣读条约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