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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沉思了一下说：“钳工，你爸爸倒是行家。你爸爸在巴黎勤工俭学时学过钳工。不过这不该是他干的活，他应该干全国的大活呀！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
一听这话，毛毛当时一阵哽咽涌上心头。多少年了，毛毛都没有听到过这样温暖、这样直言不讳的言语了！
“你不要去陕北，赶快再回江西，把我的话告诉你爸爸，一字不拉地告诉你爸爸！”
毛毛知道事情重大，连连点头。
王震顿了顿又说：“你到北京来，我已向有关的中央领导报告过了。现在外面很乱，我要对你在北京的安全负责。你哪儿也别去，就住在我家里！”
王震完全是用命令的口气说这话的。
王震对毛毛下的命令，是一个严肃的命令，更是一个温暖的命令，是一个令毛毛感动不已终生难忘的命令。当时王震的那种口气和神情，像铸铁一样地印在了毛毛的心底。
第二天，正好是“五一”节。毛毛知道自己所担负的使命，于是便离开王家，悄悄地踏上了再回江西的路程。当毛毛把在北京见到胡子叔叔的场面告诉了邓小平时，邓小平照旧只听不说，但他脸上的表情，显得甚为欣慰。
1973年，邓小平被毛主席召回北京。不久，毛主席重新启用了邓小平，并赋予了邓小平党政军的一线指挥权力。邓小平出来工作后，义无反顾，不畏艰难地大刀阔斧地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并对江青“四人帮”进行了不妥协地坚决斗争。他的大胆作为，迅速地取得了成效，但也最终触怒了“左”的势力。
1975年12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夜之间席卷全国大地，邓小平实际上再一次被停止了一切工作。
邓小平被停职，王震气愤万分，甚至气得病倒了。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少不了要表态的。他当然不怕亮明自己的观点，在一份关于批邓的中央文件上，竟写下了毛泽东主席称赞邓小平同志的话，如“人才难得”之类。而这份文件明明白白注明，阅后是要收回的。或许是出于保护首长的好意，秘书在送回文件时，把这些话涂掉了，为此，王震还颇不满意呢！
王震当时气愤难平，甚至气得把拐杖都摔成两截，后来家人又为他换了一根新的。这一根拐杖一直伴随他老人家渡过人生最后一段旅程。不久，王震被家人和工作人员强行送进了医院。
王震住院，一是因为1月8日失去了他极其敬重的周恩来总理而悲痛过度，二是被“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气得怒火积心，更主要的则是为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而愤怒至极。王震住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爱憎分明、耿直仗义、气冲云天，他悲愤、他不平、他抗议，他就要喊，就要叫，就要骂娘！为了保护胡子不被“四人帮”迫害，他身边的人就把他“软禁”了起来，不许他出院。
王震这个人，一股子倔犟脾气，他不住院，必定要喊，你把他圈在医院里，他照样要喊。
王震把一些老同志找到医院，直冲冲地对他们说：“我要上山打游击去！你们敢不敢跟我走！”接着他又问：“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枪？”
老将军们面对王震的质问，无从回答，只能默默忍受着老首长的无名之火。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
毛泽东去世了，中国怎么办？
一辈子跟随毛主席的王震无比焦虑，他去找叶帅商量。他们二人讨论一番之后，叶帅让王震去串联串联。王震首先找了陈云同志。他们讨论了如何对付“四人帮”的措施。此后，王震几次在叶帅和陈云之间“穿梭”，商量着把“四人帮”抓起来的方案。
1976年10月6日晚上，在病房里，王震指名道姓地说，江青一伙说以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是“走资派还在走”，是要篡党夺权！他高声地说：“我的腿坏了怎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说走，我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天，北京城传开了罪大恶极的“四人帮”终于被正义的力量所惩治的消息。
“四人帮”被抓了，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批邓”还在继续。王震见状着急，他真着急呀！他通过他的儿子和毛毛，不断地给邓小平传递各种消息。他到叶剑英元帅那儿去，到李先念副总理那儿去，他找各种各样的人谈话，他奔走疾呼，中心只有一个议题，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邓小平还没有完全解除软禁，王震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坐着汽车，上了西山，去看他的老战友。
王震来了，到了院门口，他情急之下摇下车窗高声对院门口的警卫喊道：“我是王震，我要见邓小平！”警卫本想做出阻止的手势，立即转换成通行。
1993年，王震走完了他革命生涯的最后一段路程，临终前，他留下遗嘱：将自己的骨灰洒在祖国的西部边唾。
王震军事生涯最辉煌的时期也在祖国的西北地区。他对祖国的大西北有着特殊的感情。
还是在1949年3月，王震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单独接见了他。毛主席说：“仗打不了多久了，现在要把重点放在胜利后的发展经济、生产建设上来。”
毛主席这一席话，把王震本来要说的话立刻引了出来，他拿出自己起草的报告递到毛主席手里，说：“我的想法全在这里。我要求到新疆去。新疆各族人民需要我们去解放，祖国的边疆需要我们去开发建设，发展经济。”
毛主席高兴地说：“我料到你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的。”
王震豪迈地说：“新疆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不去，还要我们手中的枪干什么？我们还叫什么革命者？”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当时写下了战斗的诗篇：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1949年6月，王震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参加扶眉战役进军甘肃，解放天水、临挑、临夏，夺取西宁，解放青海。9月，王震率部翻越冰雪覆盖、高寒缺氧的祁连山，直插河西重镇张掖、酒泉，逼近新疆大门，对促使新疆和平起义，起了决定性作用。随后，王震率部进驻新疆全境，将红旗插遍了天山南北。
1954年10月，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发布命令，由王震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兵团的大部、陶峙岳率部起义改编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的全部、新疆民族军的大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当时有人曾对设立建设兵团持反对意见，特别是对王震率领部队从事生产有些不解。毛主席只是淡淡一笑：“要相信有创造精神的人。”
提到“有创造精神”，人们自然想到359旅在南泥湾战斗的岁月。
那是1941年初，359旅奉命开进南泥湾，守卫延安的南大门，并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南泥湾开展生产运动。经过两年的努力，开荒种地30余万亩，年产粮900余万斤，除全部自给外，每年上缴300万斤粮，为全军和抗日根据地树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榜样。王震被陕甘宁边区选为劳动英雄，359旅被西北局誉为“发展经济的前锋”。
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进入80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难逃撤销的命运。在兵团撤销以后，王震出于对维护祖国统一、维护边境安定团结的大局的考虑，曾写信给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阐述了兵团存在的意义，希望中央考虑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在王震的努力下，邓小平亲自批准恢复了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王震就明确指出：“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军区的后备军，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重要力量。”
1981年8月，王震陪同邓小平主席到新疆视察工作，并且兴致勃勃参观了石河子垦区。
1991年，王震又以83岁的高龄，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新疆，他对周围的人深切地说：“我热爱祖国的新疆，热爱这里的各族人民，同这里的山山水水有着很深的感情，我退休以后要在新疆度过晚年。当我去见马克思时，我的骨灰也要撒在天山上，永远成为新疆大地的一粒沙土。”
1991年8月23日下午，王震又对身边的人说：我在1980年曾经说过，现在我重申，如果去见马克思，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将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永远同各族人民守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北边疆。
1993年4月4日，王震的骨灰护送至乌鲁木齐，新疆党政军领导同志一起去迎接。长歌当哭，泪洒边城，无限悲痛汇集着不尽的思念。
4月5日，王震的英魂飘落九霄，骨灰伴着花瓣撒向巍峨的天山，一支英雄交响乐在新疆辽阔的疆天和广袤的大地回响。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43年前，王震率大军解放新疆、建设新疆；43年后，王震的骨灰遍撒天山南北，撒在这片他流过血、淌过汗的沃土上。王震永远地同新疆1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连成一体。
举目天山，一座巍峨高洁的丰碑耸立疆天。
一野十大虎将传奇……独臂虎将——上将贺炳炎
独臂虎将——上将贺炳炎
贺炳炎湖北松滋人，1929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一野第1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17岁的贺炳炎一人一次就逮住了47个俘虏，并顺利押回驻地。被人
称为“贺小龙”
1929年春。
积雪初融，大地复苏。在湖北渔洋河一带的渔洋关、松木坪、江家湾等地，有一位身体瘦弱、衣衫褴褛、可怜巴巴的少年，跟随一位面黄肌瘦的兄长，走街串巷，为人打铁器，换一些食物维持生命。少年无论走到哪里，头一件事就是打听村子里驻没驻红军。
这个少年就是贺炳炎。
贺炳炎，1913年生。父亲贺学文是个靠帮工、背煤为生的穷苦人。贺炳炎的出生给贺家又平添了一分忧愁，多了一口，就多了一份负担，本来就近乎穷困潦倒的家庭，到哪里去寻新添一张嘴的口粮啊！
贺学文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了一个响亮的乳名——明言，这个小小的名字蕴藏着贺学文对明言（年）的期盼，也暗示贺家对正直和光明的向往。母亲晏兰则唤明言为“么娃”。
“炳炎”这个名字是明言懂事后改的。贺炳炎嫌“明言”二字不响亮，便与教书先生一合计，更名为“炳炎”。用贺炳炎的话说，“这个名字威风，听起来有气魄，还不失‘明言’的味儿。‘贺’嘛是祝贺，‘炳’嘛是烧大火，‘炎’就更不用说了，加起来就是让焚烧旧社会的大火冲上天！”
贺炳炎全家五口人，五张嘴，全靠父亲背煤的微薄收入来维持生活。贺炳炎6岁时母亲病故，这对贺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姐姐被迫送人做了童养媳，哥哥过继给他人。婶婶胡德秀怜爱侄儿，将贺炳炎接到家中抚养。
贺炳炎9岁时就随着父亲在江家湾、郑家恢煤矿开始背煤，当上了“煤黑子”。稚嫩的双肩过早承担了生活的压力。风里来，雨里往，一个弱小的少年，历尽生活的百般艰辛。因年少体弱，力不能支，常常被煤筐压得爬不起来，心疼得贺学文时常暗自落泪。贺学文见儿子实在受不了，就带他转到郑家恼煤矿学挖煤。在石头缝里抠煤，贺炳炎虽人小可以直起腰，但膀不圆、力不足，一镐下去只能刨个小窝窝，砸起的煤碴呛得他满脸乌黑。贺学文只得托人说情，让儿子到松木坪地主刘晴轩家放牛。
刘晴轩在乡里霸道惯了，有一次看见年幼的贺炳炎在与小伙伴们一起做游戏，于是二话没说，举起“文明棍”朝贺炳炎头上身上打去。直打得贺炳炎遍体鳞伤，这才拂袖而去。
地主周武寿的几只鸽子丢了，找不着，便跑到贺家门口大吵大闹，硬说是贺炳炎领着小孩子杀了煮着吃了。贺学文只得连连赔不是，借钱赔了才息事走人。
压榨、欺凌，一件件一桩桩在贺炳炎幼小的心灵中积压；苦水、深仇，浇灌着它生根、发芽。贺炳炎做梦都盼着自己快快长大，学那些杀富济贫的英雄好汉，为穷苦人报仇出气。
大革命的洪流席卷而来时，贺学文积极参加农民运动，当了农民协会会员。大革命失败后，到处白色恐怖，贺学文被迫背井离乡，在湘鄂交界一带四处躲藏。1929年春，贺龙率红军第4军来到澧县、松滋、宜都边境一带活动，贺学文将孩子托付给亲戚，毅然参加了红军。
不久，贺学文跟随部队到五峰、宜都、松滋边境的渔洋关、王家畈、松木坪、刘家场一带打游击，回到了家乡。父子相见，自然喜不自禁、贺炳炎恳求父亲带他去当红军。贺学文考虑再三，觉得他太小，一是参加队伍出不了力不说，弄不好会给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