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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彭绍辉带着一只右臂，又回到了红军的战斗行列，担任了红34师师长。
不久，在光明山一带阻击敌88师的战斗中，彭绍辉又一次中弹负伤，在手术器械、麻醉药奇缺的情况下，他忍痛做了手术，取出了弹头。彭绍辉出院后，即到红15师（即少共国际师）任师长。彭绍辉和师政委肖华率领红15师踏上充满艰辛、布满荆棘的长征之路。
长征一开始，彭绍辉就和肖华一起，指挥红15师担负了艰巨的掩护任务。在石城、大脑寨一带，阻截红军的是一股强敌。红15师进行了顽强的抗击，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最终都遭到失败。我红军主力迅速从容地得到转移。不久，红15师改编为红1军团第3师，并补充了新兵，主要担任掩护军委纵队的任务。彭绍辉和肖华带领全师，昼夜兼程，沿粤、桂、湘边境行进，越过苗岭山脉，强渡乌江天险，经过一次次战斗，终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到达遵义。
彭绍辉率领红15师出发时，全师有5000人，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已减少到2700人。为此，彭绍辉常常整夜整夜不能入睡，在他眼前老是晃动着自己熟悉的部下。彭绍辉常想，同样一支部队为什么过去连连打胜仗，而现在却一败再败，最后不得不东躲西藏。红军的前途在哪里？革命难道真像有的人说得那样，快到头了不成？直到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红军危局得以扭转，彭绍辉心中的疙瘩才逐渐解开。
遵义会议后，彭绍辉率部抵达贵州桐梓时，红军部队进行了整编，决定将第3师撤销，原3师的人员分别编入第1、第2两个师，以加强主力。彭绍辉则调任红1军团司令部当了教育科长。
当教育科长和当师长是不一样的，彭绍辉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也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他认为，整编是为了打胜仗，只要对战争胜利有好处，个人算不了什么。
可是，事情并不像彭绍辉想象的那么简单。不久，他的警卫员被取消了，他所乘的马在行军累死后也没有再配备。这对于失去左臂的彭绍辉来讲，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彭绍辉处处感到艰难，但却没有丝毫怨言，更不向组织述说自己的困难，仍然以饱满的热情坚持值班、管理军团直属队，组织侦察、警戒、行军教育等等。
第二次占领遵义后，彭绍辉被调回红3军团。因为他当过师长，彭德怀见面为难地说：“你回来就好，可是现在没有适当的位置。你看……”
看着自己尊敬而又熟悉的老领导，彭绍辉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什么也没有说。
过了一会儿，彭德怀询问道：“你去搞教导营好不好？”
“好！”彭绍辉立即说：“只要是干革命，什么工作都行！”
红3军团的教导营，有3个连，1个营部。彭绍辉担任教导营长后，和营政委李志民一起，率领教导营奋勇行进在长征路上，渡赤水，袭金沙，翻雪山，和红4方面军会师后，进驻到四川的松潘、黑水地区。
在一次饭后，周恩来单独找到彭绍辉谈话，说：“中央已确定北上建立陕甘宁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了和4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决定从1方面军调几个当过师长的同志去4方面军当军参谋长，组织决定派你到30军工作。你到那里后，要谦虚谨慎，注意团结，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工作做好。同时要注意不要摆1方面军的架子，要与4方面军的同志打成一片。”
遵照中央的决定，彭绍辉到30军担任了军参谋长。
当部队通过草地到达四川西北的阿坝地区，准备渡过噶曲河继续北进时，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突然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折回草地南下，说是要“打到芦山、天全去，那里天天吃大米。”这一蛊惑人心的口号对部队中占绝大多数对大米有一种特殊感情的南方兵来说，无疑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张国焘还放风说，党中央的路线错了，要重新“审定”中央路线，并且扬言要另立“中央”、“中央军委”。与此同时，张国焘错误地认为中央派人到4方面军是故意与他过不去，是对他的不放心，于是他未经中央同意，就把党中央派到红4方面军的一批人撤了下来。
彭绍辉知道后心里非常不安，觉得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全党应听从党中央。他想找朱总司令谈谈心里话，可是一直见不到，便给朱总司令写了一封长信，申述自己的意见，主张全党应服从党中央，应听毛主席的，反对分裂党中央，反对分裂党的军队，反对张国焘自立中央的活动等等。信写好后，托过去认识的一位领导转给朱总司令。
信送出去了，彭绍辉正盼着朱总司令指示时，张国焘突然派人通知他去谈话。彭绍辉想：事情不好，早不谈晚不谈，这时找谈话，肯定不是好事。想归想，彭绍辉还是硬着头皮去见张国焘。
彭绍辉走进张国焘的办公室，看见屋里坐着许多人，朱德也在。他进门后首先向靠门而坐的朱总司令敬了一个礼。这时，坐在张国焘左边的一个人突然跳了起来，劈头盖面地骂了他几句，接着提出一连串的质问：你为什么反对南下？为什么反对张“主席”？为什么反对成立新中央？这些大有来头的话，使彭绍辉猛然醒悟过来：原来写给朱总司令的信没有交给朱总司令，而落到了张国焘的手中。
那个质问的人越说火气越大，竟然掏出驳壳枪，并把子弹用力推上膛，紧紧顶住彭绍辉的胸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一旁冷眼观看事态发展的朱总司令站了起来，把那人的枪夺了下来，并严厉地大声喝道：“同志，这是党内斗争！”
那个气势汹汹的人手里没有了枪，觉得一口气还没有出完，便轮起手臂打了彭绍辉一个大耳刮子。顿时，鲜血从彭绍辉的嘴角流了出来。
彭绍辉一言未发，两眼死死盯着若无其事的张国焘。
朱德气愤地喊道：“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接着，朱德亲切地对彭绍辉说：“你先回去吧！”彭绍辉向朱总司令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并高声答道：“是！”接着一个后转，连嘴角的血都未擦，朝自己的住地走去。
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彭绍辉对许多人说：我的命是朱总司令从枪口下捡的。
张国焘当时把一些所谓不执行其路线的同志，都以革命工作的需要弄到了一般工作岗位上“监督使用”。彭绍辉也因“革命工作的需要”被调到红4方面军红军大学当了科长。彭绍辉常常苦思冥想：怎么坚持党中央路线的人却受到打击、排斥？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便偷偷地去找朱总司令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朱德抱着同情的心情，亲切而耐心地对他说：你们这些同志都是好同志，这是路线斗争，不要着急，早晚一定会弄清楚和解决的。分配到红军大学去，也是党的工作嘛！而且红军大学这块阵地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要充分利用并占领好这块阵地，宣传好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争取更多同志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作斗争。经过朱德一番点拨，彭绍辉的心里亮堂多了。
彭绍辉等被解除兵权后，张国焘并没就此善罢甘休，他一面扬言谁要谈论他的所谓坏话，就要遭到“铁锤”的打击；一面让保卫局派人对被解除兵权的人进行暗中监视，并经常搜集所谓的“反映”。彭绍辉担任科长期间，派去担任他警卫员的一位同志就是保卫局派去的。警卫员警卫是假，真正任务是要他随时注意彭绍辉的言行，并直接向保卫局汇报。时间一长，警卫员从彭绍辉的举止言行中明白了彭绍辉讲的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符合全党利益的，也是符合4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利益的，而张国焘宣传的那一套不符合党的利益、不利于党的团结。特别是彭绍辉正义凛然、英勇奋战的精神和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都深深地教育了他。他觉得彭绍辉是一个好领导、好党员、好同志，是自己的好榜样。因此，后来每次保卫局搜集情况时，他总是说彭绍辉的好话，并且回来还把保卫局布置监视的事，一五一十地向彭绍辉作了汇报，并提醒彭绍辉注意些什么问题，便于与他密切配合以对付保卫局的监视。这位同志为彭绍辉免遭进一步迫害，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后来，警卫员和彭绍辉结下了革命的深情厚意。
1936年6月，由于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和4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路线，2方面军与4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一起北上抗日。这个消息一传开，受到广大指战员的热烈拥护和欢迎。彭绍辉才得以在朱德和贺龙的关怀下，调回红2方面军6军团任军团参谋长。
3．指战员编了一段顺口溜来称赞彭绍辉：“一把手”的党性强，革命
全局胸中装，教育部队紧肚肠，有粮首先送中央
抗日战争爆发后，彭绍辉先是任八路军120师教导团团长，后来又担任了358旅旅长。
358旅的任务十分艰巨，除与日寇作战外，还担负着护送由延安向敌后根据地输送人员、物资和弹药的经常性任务。
1939年3月，日军对晋西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企图寻找八路军领导机关，消灭八路军主力。在这紧急情况下，358旅奉命护送由“抗大”、“陕公”、“鲁艺”等单位7000多名男女干部学员组成的“第5纵队”，越过同蒲铁路东迁敌后。
同蒲铁路是交通干线，日军控制得很严，早已对铁路两侧的村庄实行清剿政策，致使沿途百余里几乎成了无人区。
“第5纵队”又都是非战斗人员，要安全顺利通过是十分困难的。彭绍辉非常重视这次护送任务，接任务后，召开诸葛亮会，组织熟悉封锁线两侧敌情、地形、民情的人仔细研究护送的路线。彭绍辉还派出少量兵力到北线踩路、找向导，并且严密封锁信息，制造假象，将敌人的注意力吸5！到北线，然后从南线护送东迁。
彭绍辉确定护送方案：把“第5纵队”分成3个梯队，并亲自率领1个团进行掩护。彭绍辉利用夜暗行动，三次往返于敌人据点林立、铁甲车昼夜巡逻的同蒲路，把干部学员送了过去。在剩下最后一批人员时，彭绍辉更加小心，又一次研究方案，确定路线，最终全部胜利地完成了护送三个单位学员干部的东迁任务。
入冬以后，358旅奉命向晋察冀护送一批弹药。时值寒冬，晋西北高原北风呼啸，大雪铺天盖地。全体指战员们不仅要随时准备对付敌人的铁甲巡逻车，而且还要与严寒、饥饿作斗争。经过努力，最终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一面派人到临汾与日军进行试探性谈判，一面调动6个师的兵力，向晋西北。晋西南根据地发动进攻。人路军120师主力正在冀中平原作战，根据地内部兵力极为缺乏。这时的358旅既要坚持对日作战，又要同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还要担负护送人员、物资、弹药往返于延安和各根据地的任务，担子沉重，可想而知。
彭绍辉面对如此巨大的任务，镇定自若，从容地指挥部队，先在太原以北耀子村歼灭日军两个中队，接着率领晋西北的358旅及抗日决死队，按照“坚持自卫、坚持胜利、坚持休战”的原则，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与顽固派展开坚决的斗争，直到贺龙率120师主力回师晋西北。逐出顽固势力。
此时的晋绥根据地，不但形势险恶，生活也极为艰苦，无论军队还是地方，吃穿都成了问题，到了“夏缺单衣冬缺棉，踏脚跑步来御寒，二两黑豆四两糠，土豆南瓜苦菜汤，数月不见油和盐，想吃小米难上难”的地步。
面对现实，彭绍辉更多想到的是党中央。只要搞到一点粮食和钱，就送往120师师部再转往延安。指战员编了一段顺口溜称赞彭绍辉：“一把手”的党性强，革命全局胸中装，教育部队紧肚肠，有粮首先送中央。
在抗日战争时期，彭绍辉有较长一段时间还担任了抗大分校校长的工作。这位从小与学校几乎无缘的穷苦人，到部队后却处处与学校打交道。
在旧军队，彭绍辉进过随营学校。平江起义成为红军战士以后，他当过教导队长，在红军学校当过队长，就是在战略转移的长征路上，他还当过教导营长、红军大学的政治科长兼军事教员；长征胜利后，他担任的第一个职务又是教导团长。新中国成立后，彭绍辉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1957年底参与组建军事科学院，任副院长。他的军事生涯似乎与军事院校有缘。难怪人称“校长将军”。
抗日战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