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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昏暗的灯光下，彻夜不眠，继续写作。他的眼睛熬红了，他的脸颊消瘦了，他的计划终于完成了。1936年3 月26日，一份字迹工整、脉络清晰、思想鲜明的“万言书”——《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终于上报了党中央。
谭政在意见书中写道：根据新形势下党的政策的改变，目前红军在军事战略性质的意义上，开始了新的历史阶段。鉴于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路线、策略的转变，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红军的政治工作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当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矛盾，国年的阶级矛盾降五次要地位。红军的政治工作即应由阶级矛盾跟上民族矛盾这一新的形势，由比较单纯的社会活动，转变到复杂的社会活动。在红军政治工作转变后的历史时期，加紧对部队进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的教育，就成为红军政治工作中的中心任务。同时指出，不管红军新形势下的任务怎样改变，组织形式不能不有某些变化，党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绝对领导是不能改变的，部队的管理教育不能放松，严格的纪律不容破坏。随着民族战争的开展、战争性质的改变，部队基本的政治教育，主要是提高其民族感，发扬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坚定革命的意志。基于今后抗日战争作战任务和作战对象的改变，政治工作仍然是以保证提高部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素养为前提，使红军部队走上近代军队的地位。发扬红军固有的特长——迅速、秘密、灵活机动，善于速决战，又善于持久战；善于攻击，还要善于山地战，还要善于平原作战、村落战、巷战，以及河川战斗。军事训练中，着重于干部素质的提高和指挥艺术的发挥，并开始指导战争规律的研究。红军的政治工作，必须在一定的战略任务之下，确立政治工作的方针。从一个战役计划，过渡到另一个战役计划，使政治工作领导，始终以党的工作为基础。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政治工作指导系统如果不和党的工作指导系统融成为一块，政治工作必然偏离方向。
谭政的意见书，最后对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和政治机关的作风，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指出：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加强，不仅要要求他们能够完成指定的任务，而且要培养他们具有单独判断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要有敢于负责解决问题的毅力。整个政治机关的工作，必须真正建立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使工作有计划地、系统地从组织上来推动，能够指挥如意地去领导部队的工作。随着战争向民族革命战争的发展和军队所担负任务的改变，要求政治工作有高度的集中与严格的政治纪律，反对各自为政的游击主义习气，保持红军政治工作优良的作风，求得创立政治工作统一的意志，整齐的步调，协同一致地为着工作的目标去努力奋斗。①谭政的“意见书”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载发了谭政的《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书，并加了重要按语。按语写道：谭政的这篇文章，对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杭日战争的转变，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②谭政的“意见书”也曾提出过错误的意见，如“为了遵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的统一行动和编制体制，建议取消设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对于这样的意见，中央没有批评指责，只是在转发谭政“意见书”的按语上指出，除政治制度的改革意见尚待研究以外，谭政所提红军新时期政治工作改进意见是正确的。谭政的《意见书》深得毛泽东、朱德、罗荣桓等领导同志好评。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曾风趣地问谭政：“谭政呀，给你十发子弹，你能命中十个敌人么？”谭政回答：“打死靶子差不离，打运动目标一个也不保险。”这位领导说：“那你就别拿枪了，好好地用你的笔。你那支笔用好了，战斗力是不可估量的。”春天的温情尚未散尽，夏日的炽热已经来临。在这阳光明媚、景色宜人的季节里，陕北瓦窑堡沉浸在欢庆的气氛里。
1936年6 月1 日。陕北瓦窑堡米粮山。一座旧庙堂门前的空地上，临时堆起了一个土台，土台上放着一张长方桌，几张木条凳，一条横幅悬挂正中，上面写着“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旧庙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整个会场简朴而又隆重。主席台上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一一落座。主席台下，红军大学的学员们盘腿而坐，阵容整齐。谭政有幸成为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坐在主席台下的学员队里，出席抗日红军大学开学典礼。
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之事，早在1936年初就开始了，当时党中央决定以“红军学校”为基础，创办“红军大学”，并立即着手筹备。
二月间，毛泽东、彭德怀签发了西北红军大学招生布告。5 月14日，毛泽东等出席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再次提出了创办红军大学的问题，并且强调应抽调大批干部到红军大学学习。5 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讨论决定建立“红军大学”，并决定将校址设在瓦窑堡米粮山。于是，选派干部进入红军大学的工作立即展开。红军各军团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将一大批优秀干部选送到红军大学，保证了6 月1 日红军大学按时开学。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红军大学成立暨开学典礼开始了。毛泽东向红军大学学员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指出：“我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为了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培训干部，提高干部。因此我们的干部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以便将来出校后，能够独当一面地去工作。”接着，他又鼓励大家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毛泽东两手时而叉腰，时而举起和挥动右臂，给红军大学一期的学员们，作了一次生动、慷慨激昂的演讲。毛泽东的讲话深入浅出，着重阐明了创办红军大学的目的、意义，规定了红军大学的教育任务，给正在聆听讲话的谭政很大鼓舞。他感觉身上的担子格外沉重，一种解放民族、争取光明的使命感、责任感油然而生，在谭政内心荡起无限涟漪。他禁不住想起了不久前党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指出的，面临历史转折的伟大时刻，“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上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红军大学正式宣告成立。毛泽东担任红大政治委员，林彪任红大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刘亚楼担任训练部部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红大第一期在成立当天正式开学。
第一期学员共有一千零六十三人。分为一、二、三科。第一科为军团一级、师一级的干部，第二科为团、营一级的干部，第三科是连、排职的干部。谭政进入了第一科，这一科最为引人注目，招收的三十八人虽然在三科中人数最少，但质量高，全部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他们有罗荣桓、罗瑞卿、谭政、彭雪枫、陈光、杨成武、刘亚楼、刘震、王平、莫文骅、耿飚、贺晋平、陈士榘等和林彪、黄永胜。
科长是陈光，政委是罗荣桓。这些同志平均年龄仅二十七岁，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平均每人身上就有三处伤疤！1955年，当人民解放军初次授衔时，这一科的毕业生。最低的是中将，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将军科”。第一科的课程较重，教师阵容也相当强大。军事课，主要由毛泽东讲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役学，主要由林彪讲授；战术学，由共产国际顾问李德主讲；政治课，主要由凯丰、吴亮平讲授；哲学则由王稼祥、艾思奇等主讲；中国革命问题和马列主义与联共（布）党史，则由张闻天、博古主讲；文化课是徐特立讲授。红军大学的校园生活开始了，谭政全身心地投入了紧张的学习生活中。他深知这次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学习的自觉性和热情很高，学习十分刻苦。每天除上课外，都抓紧时间阅读、讨论、研究问题。保安，地处陕北的西部，北靠长城，南望洛河，东邻安塞，西接吴起，在秦朝和唐朝时，是防御北方游牧部落南侵的边防要地。六月的保安，景色秀丽，风光迷人。远远望去，起伏婉蜒的山峦，犹如茫茫之海中奔腾澎湃的云涛。座落在山谷里的保安古城，犹如镶嵌云涛中的金色项链，在午后阳光的辉映下。一片火红。走近保安，一切像变了一个样，举目四望，除了荒山野坡，只有破庙烂窑洞，马厩牛棚，不到四百人口的小城到处是野草乱石，遍地是牛屎马粪。难怪当地有句民谚，“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1936年6 月21日，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瓦窑堡，红军大学主动撤离，于7 月3 日来到了保安县城，红大随即在城东南的一座半山坡上准备建设新校舍。一进保安，举目疮痍，真使大家倒吸了一口凉气。来到新校址，大家一看，破烂窑洞像是荒废了不知多少年代，沉积了厚厚的一层羊粪、腐草和兽骨，人走进去，臭气难闻。谭政和他的同学们没有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他们自己动手开创红大新校舍的战斗开始了。谭政与战友们，这些曾经指挥过千军万马的高级指挥员一下子变成了打扫垃圾的清洁工，变成了劈石弄土的泥瓦匠。大家清理完垃圾，修整好洞穴，又自己凿石、挖土，自制了教学和生活用的石黑板、石粉笔、石桌、石凳、石床、石枕，甚至连油灯都是石头做的。有的同志开玩笑说：“嗬！我们又回到了石器时代啦！”毛泽东来红大看望大家时，高度评价了同学们这种艰苦创业、因陋就简地建立陕北“最高学府”的精神，同时还风趣他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你们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在洞内修炼，可以成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毛泽东所说的”参禅“，就是”参“马列主义之”禅“；毛泽东说的”悟道“，就是”悟“中国革命之”道“。
这就是说，毛泽东要求红大的学员们，在这里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道理，以便将来更好地从事革命工作，并带着马列主义这个锐利武器投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洪流中去。红军大学的学习条件十分艰苦。垒起的石头就是挡风墙，草帘子就是门窗，几个小石洞是卧室，讲台和凳子是用石头砌成的，晴天时大家在大树下露天上课，雨天就搬进石洞上课。上课用的讲义则是利用废纸甚至敌机撒放的传单背面油印的，有的红绿纸油印得很不清楚，难以辨认。艰苦的学习环境并没有影响谭政学习的兴致。他白天听课，看书，校对，整理笔记，晚上摸黑与同志们讨论问题，联系自己实际，总结亲身经历的战斗经验和教训。据莫文骅回忆，“当时谭政的学习极为刻苦，他的刻苦学习精神，真是令人钦佩。”1936年12月12日。
陕北保安，红军大学驻地。火红的太阳冉冉升起，伸延在狭长山谷里的边陲要塞保安古城，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座落在城外山壁上的孔孔蜂窝似的窑洞——红军大学“教室”，显得格外肃穆与庄重，这是古城保安冬日少有的艳阳天。红大一科的学员按六个组，在各组组长刘亚楼、彭雪枫、谭政、杜理卿、张纯清、杨成武的分头主持下，各自在窑洞里讨论战略问题，忽听窑洞外有人喊道：“同志们，蒋介石被抓起来了！被张学良、杨虎城活捉了！”谭政及其第三组的同志们顿时惊愕了。他们相互用目光询问：会是真的么？窑洞内顷刻开始寂静，寂静得只听见每个人粗重的呼吸声。谭政的心激动得嗵嗵跳个不停。但大家谁也不开口，他们在沉默，在倾听，在判断。窑洞外那个狂喜的喊声，还在响着，其他窑洞各组的同志已经隐约传来阵阵的欢呼声。是真的！谭政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拳头往炕上一捶，大叫道：“真好啊！”一呼百应，三组的同志们同声欢呼起来，争先恐后挤出门，要去外面打听个究竟。谭政等学员跑到一科科部洞口，一科政委罗荣桓同志满脸喜色地走了出来，挥舞着拳头激动他说：“蒋介石被抓住了，在临潼抓住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立了大功！”随后，红大校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