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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初，汽笛一声长鸣，一列从广州开往北京的火车缓缓起动了。谭政在他的机要秘书秦兴汉的陪同下（暂未带家属），匆匆离开庶田、椰林的南国之乡，驰往四季分明、六代古都的北京。
谭政到京后，经组织分配，立即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协助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主持总政治部的常务工作。同时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其实，早在谭政调京前，他就已参与了总政治部的工作，参与了修改、审定和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工作。
1952年12月中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秘书长、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主持的各大军区、各特种兵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的联席会议上，就提出了从1953年6 月起，人民解放军开始学习苏联，实行正规化、现代化的军事训练，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和军衔制（简称“三大制度”）。在准备实行“三大制度”的过程中，有的干部认为搞正规化建设，苏军有现成的条令、条例，我们照搬过来，一切按条令、规章办事就可以了，不必再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们主张，可以按苏军的做法，取消政治委员制，实行单一首长制。例如，在1953年5 月颁布的以苏军条令为蓝本制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就只规定营长、连长是营、连的首长，而忽略了教导员、指导员在营、连中的地位与作用。还有人主张把政治委员改为副职，或各级政治委员都兼任政治部（处）主任，只管具体业务工作。
在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积极建议下，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彭德怀（1952年7 月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等，一致否认了上述右的倾向，并于1953年12月7 日至1954年1 月26日，由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军事系统高干会议，会议基本否定了上述右的倾向。会后，中央决定，由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副主席陈毅与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道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在此期间，恰值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年2 月6 日至10日在京召开。作为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的谭政，赴京参加了七届四中全会，参加了反对高岗的斗争。会后，经陈毅、罗荣桓的建议与请求，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审定和印发。谭政根据自己多年部队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强调了部队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了部队各级政工人员的地位、职责与作用。在谭政的积极参加、参与下，修改后的《条例》总结了我军所特有的丰富建军经验，简明而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我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性质、任务、职责、组织形式、工作作风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了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条例》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设立党的各级委员会，作为部队统一领导的核心；并确定党委统一的集体的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条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在《条例》中，关于“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一语，原先草案中有，因干部认识不统一而被删去。经谭政的坚持与建议，毛泽东在审阅《条例》时，又亲笔将其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修改与制定，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将毛泽东提出和总结的我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经验，制定为我军的重要法规。它的出台，标志着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迈出了学习外来经验与我军实践相结合的新的一步。它不仅保证了我们“三大制度”的顺利贯彻，而且还保证了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一个正确的道路和方向。主持起草和修改《条例》的陈毅、罗荣桓在这方面起了主导作用，参与、参加修改、审定、印发的谭政，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54年4 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正式在全军颁布实行。
1956年3 月中旬。北京某地。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春节刚过，积雪己逝，古城北京的街头巷尾、城郊山湖，便已显现春意盎然的自然景观。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会议室里，继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报告之后，谭政以《关于军队肃反工作的总结报告》为题，作了生动的报告。他在对军队内的肃反工作，做深入、系统的经验总结。
自谭政来京， 1954 年9 月5 日参加了一届全国人大（9 月27日一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一届人大委员）。 1955 年3 月21日至31日参加了于北京召开的以清除“高饶集团”为中心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书记是董必武，另一副书记刘澜涛，委员、候补委员共二十一人）。在军队开展的这些政治运动中，谭政始终掌握“批判错误从严，定案、处理时从宽”的原则，尽量做到少出偏差和不出偏差。
当时，也有人反映说他思想右倾，但他还是坚持他的一贯主张：“给一个犯错误的同志定性做结论，总还得给他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要一棍子打死嘛！”从1955年7 月中旬开始，全军分批开展了军队的肃反运动。谭政对军队的肃反工作，既严肃又认真。在运动中，他始终遵循党的方针、政策，既打击了真正的反党反革命分子，又保护、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谭政在此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才以此为题作为报告。谭政在谈到军队肃反运动的基本情况时说道：“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在运动的全过程中，我们始终遵循中央的指示、方针行事。”在谈到运动中出现的偏差时，谭政讲道：“只是在某些单位，发生了打人、体罚、逼供、诱供等错误，但时间很短，很快便得到纠正。”在谈到运动后期的处理与政策时，谭政说道：“在甄别定案处理中有关政策界限的掌握上，对于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偏向，必须批评纠正。”谭政的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谭政结束了自己的肃反总结报告，信步走下主席台。谭政在肃反运动中，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不搞扩大化，给每个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相关，人们还清楚地记着谭政在参与和直接领导政治运动中，纠正“左”的倾向的另外一些感人肺腑的事例。有一次，谭政下去检查工作，某省军区政治部向谭政汇报了该部下属有一位政工科长， 1947 年伪造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和一封党员介绍信，利用分配到一个新工作单位之机，“混进”了党的组织。汇报该问题的同志并告诉谭政，这个人的问题已全部调查核实完毕，本人也如实作了交待。现在，他准备将这个人定为混迸党里来的政治骗子，作清除出党的处理。谭听取汇报后问道：“他入伍后表现如何？”汇报的人回答说：“一贯表现较好，作风正派，能联系群众，工作上有一定成绩。”谭政又问：“根据他的一贯表现，你看他是否具备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汇报人回答说：“可以说基本具备。”问明详细情况后，谭政表示：“我看这个同志，既不能定为混迸党内的政治骗子，也不能清除出党。”在座的军区领导干部都惊愕了。接着，谭政不紧不慢富有哲理地解释道：“他当时采取的那种手段混到党内来，做法上当然是错误的。但事实证明，他到党里来不是别有用心，想干坏事，这和政治骗子完全不同。如果1947年他不那样做，根据他在部队工作的八九年的表现，也可能早就入党了。我看还是为他补办一个人党手续，帮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他会为党继续努力工作的，对党有益而无害。”谭政这种以党的事业为重，一切从大局考虑，历史地、实际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一切为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化消极为积极，对人的处理十分慎重的工作方针，使在场的每个人赞叹不已！后来， 1957 年在反右期间，某军一领导同志向谭政汇报说，“内定”的师团职干部“右派分子”的定性标准不好掌握。过后，谭政便派出工作组帮助工作，并对派出的工作组当面交待说：“对划为右派的复查定案，是件很细致的工作。对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对待。要注意接受历史的教训，打击面不能太宽。”这样，工作组通过逐人逐事复查，将原来“内定”的若干名师团职干部“右派分子”的名单刷下来一大半。谭政又很好地保护了一批党的军队干部。1956年9 月中下旬。北京西城太平桥大街。政协礼堂。酷暑刚过，金秋已临。今天，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新落成的政协礼堂，红旗招展，卫兵凛然。具有划时代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八大”，在这威武雄壮、富丽堂皇的政协礼堂里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一千零二十六名代表，佩带精制的代表证，代表着全国一千零七十三万名党员，洋溢着胜利、喜悦的笑脸，秩序井然地步入会场。来自五十多个国家的外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出席了会议。整个会场，热烈庄重，呈现出团结、兴旺的活跃气氛。谭政，这位“七大”时期的中央候补委员，在“七大”后十一年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与成绩，今天，也光荣地参加了大会。
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在听取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朱德、陈云、董必武等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所致的开幕词、所作的报告和重要发言后，谭政也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建军新阶段中政治工作的若干问题》的发言。原来，谭政自调京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总政常务工作以来，在部队的建设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及其政治工作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加之建国前谭政的成就与贡献，因此，1955年9 月，谭政被授予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因此，谭政在党的“八大”的发言中，便对新阶段部队中的政治工作经验作了总结。发言前，谭政将发言稿分送邓小平、彭德怀、罗荣桓、黄克诚等审定。彭德怀、黄克诚对谭政的发言稿作了肯定的批语，邓小平在文字上还作了改动。谭政在“八大”会议上的发言中说道：“全国解放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在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逐步地从过去的旧阶段，进入到现在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到来，是以技术装备的改善开始的，由此引起的是军队的指挥、编制、训练、制度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
这是军队建设的一个飞跃，建军史上的一次巨大变化。“谭政在介绍了上述时代变化的背景、特点之后，单刀直人，提出了如何认识政治和军事技术的关系问题。他提高语调继续说：”有鉴于此，因此，现阶段的政治工作，应正确认识政治和军事技术的关系。在现代战争中，技术条件的重要性是大大地提高了。没有现代技术装备，没有高度技术水平的诸兵种合同作战，卑靠人的勇敢是不能在战争中取胜的。目前来说，我们在军事科学、技术和现代指挥方面的知识，不是很多，而是很少，技术的薄弱仍然是当前军队建设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克服这种落后状态，并争取若干年内在军事技术上赶上其他先进国家的军队。“
谭政在强调了军事技术在部队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及其现状之后，话题一转，又谈到了人的因素、政治因素的重要作用。他说：“但是，我们强调技术的重要，并不是主张可以降低人的作用、政治因素的作用。
相反的，人的因素始终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在技术条件日趋复杂，兵种增多，战争更加残酷的条件下，更需要发挥人的作用。技术是由人掌握的，任何新的技术只有同人结合，才能发挥作用。“
为此，谭政格外强调：“必须加强部队文化教育，使各级干部文化程度若干年内普遍达到大专以上，同时普及战士的文化学习，适应国防现代化的要求。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只有这样，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实现正规化，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国防军。”
最后，谭政又在发言中指出了在目前新阶段中，部队工作转变中所发生的几种偏向。他指出：“这些偏向大略表现为：忽视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传统：忽视思想工作，不走群众路线；在学校教育与部队训练中，存在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军队同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