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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再次，强调，这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我生活工作在毛泽东身边，耳闻目睹一片“伟大”．“英明”．“万岁”之声。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无论领导干部还是群众，甚至像张澜、李济深、沈钧懦、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等先生。毛泽东亲自去搀扶他们下车，上台阶，这些民主革命的前辈也都无一例外竖大拇指，夸耀“真伟大”，“最伟大的人物”。“真了不起”，“打遍全国无敌手的军事家”，“我们都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没有哪一个朝代的人能跟毛主席比”……
在一片赞誉声中，毛泽东可能滋长一些骄傲情绪，但我的感觉，他仍然不乏警惕性。朝鲜停战后，大概是第二年。金日成主席赠送毛泽东主席24箱苹果。
一般国内外送给毛泽东的礼品。毛泽东看到的只是白纸黑字一份礼品单，并不见实物。实物直接由负责礼品的部门交公。这一次因为是金日成所赠，又是不宜保存的食物，所以毛泽东吩咐我把苹果转赠警卫部队。
我将苹果送到警卫一中队，恰好是春节前夕，大家非常高兴。七手八脚打开纸箱，忽然都傻眼了。那些国光苹果，拳头大小．整齐匀称。问题是每个苹累上都有一行字：“毛主席万岁”。
那字擦不掉，后来才明白，是早早写在苹果上，被阳光晒出来的。
“毛主席万岁”怎么能吃掉呢？大家束手无策。便有人说：“这样也好，干脆别吃，保存下来，天天可以闻到苹果的香味。”
我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大不以为然。皱起眉毛摇头：“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一万岁的？活不到，那就吃掉。”爆
于是，24箱晒有“毛主席万岁”的国光苹果便全被我们吃掉了。这种事情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能吗？恐怕比“芒果”要拾得更高，供奉如神灵。、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去登山，不可能自己把自己抬上山。抬上山的只能是别人。”家长制”和“一言堂”情况的发生，责任不能推到毛泽东一个人身上。也不能全推到林彪，“四人帮”一伙头上。毕竟，山呼万岁的绝大多数并不是野心家、阴谋家。毛泽东开始是警惕这种“个人崇拜”的发生和发展。刚才讲的吃苹果是一个例子。不许在天安门广场为他竖铜像。称之为“只有讽刺意味”也是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我说句不恰当的辩护话：再伟大的人物。生活在这个山呼万岁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天天面对万岁的呼声，不习惯也会习惯。终于变得习以为常，理所当然。
万岁喊多了，必然神化，神化了就脱离群众了。越脱离群众就越容易被神化；循环下发展，悲剧就会产生。
1952年毛泽东去武汉，游龟山蛇山，参观黄鹤楼。他这时已经不像转战陕北时期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到群众中去了。安全部门一再坚持，他不得不妥协，戴着口罩到人民群众中。那时的情况是：群众见到毛泽东的机会越来越少、但见到毛泽东肖像却越来越多，天天处处都可见到。正是春节，春游的人不少。一个小孩子竟然隔着口罩认出戴着口罩的毛泽东。
“毛主席！”孩子一声惊喜的叫喊，人群轰地一下乱了，潮水一般拥来，刹那间，人挤人，挤成一团。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杨奇清在外面保护，我们卫士在里面环绕着毛泽东，随着人潮动荡，到处都是人，反正倒不了，就那么拥来拥去，出透几身汗，终于拥挤下山。拥挤到江边，保护毛泽东登上船。
毛泽东摘下口罩，回头向大家招手。岸上掌声雷动。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振聋发喷。罗瑞卿和杨奇清坐不住了，向政治局作检查，说安全保卫没搞好。毛泽东毫无责怪的意思。他只是从心底发出一种微笑，稍稍带了一丝陶醉的语气说：“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
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从武汉乘船到南京。陈毅和张爱萍从上海赶到南京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南京住了两天，国民党飞机轰炸了上海。潘汉年被捉并不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只是事后听人汇报。说潘汉年给敌人透了消息，材料是公安部搞的，说潘汉年历史有问题。毛泽东到南京后，敌人估计毛泽东该到上海了。算定日子轰炸了上海。毛泽东只是在潘汉年被捉起来以后才知道这些事。
此后，安全措施越来越严密，发展到后来。连飞机也不许毛泽东乘坐了。是中央的决定。怕飞机失事。
毛泽东本人是希望到群众中去的，但他面对的是一个“集体”．他同这个“集体”有过较量。在北面河，他曾经坚持“出去走走”．走不出去还发了脾气。有关部门怕毛主席气出病，同意他出去走，但必须戴着口罩，戴墨镜。毛泽东走在田地里想和社员聊聊天：戴着口罩墨镜的“不速之客”。身后跟一群人，谁还敢和他聊天呀？毛泽东愤怒地摘下口罩墨镜甩到一边。这下子不得了，农民条件反射一样蹦起来喊：“毛主席万岁！”。远近农民立刻蜂拥而来。为了安全。我们卫士和警卫员便不容分说，很快将毛泽东簇拥着离开了。他发脾气也没用，换谁当警卫都会这样做。
我们卫士们多次私下议论：毛主席的生活太清苦，太单调，大枯躁，大没有自由了。
你不相信，你难以想象，是吗？那你就想想太空船上的宇航员吧，这游十万八千里却始终在一个密封舱里。也许我这个比喻不太恬当。
毛泽东的足迹遍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但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多数要经事先安排．就连火车专列上的服务员要见他，也需经我们卫士同意。他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只是个人，面对的是组织决定。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得不到去饭馆吃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可以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是不可能。必须经有关部门同意安排……他曾多么羡慕那些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市民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呵！
1955年苏加诺总统来华访问。我跟随毛泽东去机场为苏加诺送行。飞机起飞后，毛泽东忽然对我说：“银桥，咱们找个饭馆吃饭吧。”我提议：“咱们吃羊肉泡馍吧．我在那个饭馆吃过。”当时饭馆不到营业时间，所以事情好办。好警卫。饭馆里只有他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不爱吃羊肉，吃不几口，他只是深情地环顾属于饭馆的一切。这一切能够唤醒那些遥远而亲切的记忆。他还“微服私访”．到丁家花园看了一个姓了的老头养的菊花。这种活动对他来说是莫大的享受，可惜次数太少了，屈指可数！
1958年3月13日，毛泽东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之后，出来正值吃午饭时间。他坚持要到饭馆吃顿饭，便来到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也作了安排；不会有外人进来。附近都布了哨。可是毛泽东憋的慌，到窗口望了一眼街景。就这一眼，被对面楼上一位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那妇女惊喜的叫喊：“毛主席，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自从”毛主席”与“万岁”成为不可分割的词组后，事情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喊毛主席就必然有万岁，喊万岁就必然有毛主席。刹那间，人群从四面八方潮水一般涌来，万岁声一阵高似一阵。尽管其中许多人想见却没见到毛泽东。这种欢呼场面同我在陕北见到的欢呼场面已经有所不同。陕北者乡喊万岁，不同年龄性别的人有各自鲜明生动的特色；天津群众喊万岁缺少各自特色，表现是的同一种形态的热烈。或者还带着盲目。
沸腾的人群包围了正阳春饭馆。附近路口全堵满了人。交通瘫痪，交通警察也跟着挤，都想看一眼毛泽东嘛。毛泽东想到群众中去，我们自然不答应。其实这种情况这种场合走到群众中又有什么用呢？再不可能像在陕北那样捏着粪肥推着碾子与老乡聊家常，调查研究社会实际了。人和“神”只有祈祷和恩赐的关系，不可能有平等对话的关系。
从上午一点多到下午五点多，我们被包围了六个多小时。警备区用一个排的兵力硬把一辆“华沙”小轿车推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门口。一群剽悍精壮的战士好不容气将毛泽东保护上汽车。“华沙”车小，毛泽东平时坐不进去。那夭被战士们硬塞进去了。然后，仍然由战士们前面开路，后面推车，终于冲出包围圈。事后收场，鞋帽、钢笔和手表收了七筐半。
在北戴河，毛泽东曾因为群众喊万岁，聊不成天，发脾气。今天面对天津人民的热烈欢呼，看到如痴如狂的紧紧追随他的群众，毛泽东又不无陶醉的笑了。他也是只说了一句话：“又是一次黄鹤楼。”
这话是褒是贬？
事实是，以后毛泽东只要露出“随便走走”的意思、有关部门便举出黄鹤楼和正阳春的例子。即便不说毛泽东的安全，也需考虑不要惊扰正常的社会生活啊。毛泽东一生英雄，却不得不在“黄鹤楼”和“正阳春”面前低头让步。久而久之，他习惯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事实是，1949年毛泽东与柳亚子泛舟昆明湖，我亲耳听到毛泽东对柳亚子说：“你现在可以赤膊上阵发表文章。讲话，现在与蒋介石时代不一样了，你的人身安全是有保证的，你的意见会受到尊重的。”可是十年后，到了1959年，我在庐山又亲耳听他说那位“赤膊上阵”写了意见书的彭德怀：“彭德怀，军队不踉我走的话，我可以重新到乡下去组织游击队，重新建军。”这是充满自信的挑战。他相信自己远胜于相信彭德怀，甚至胜于相信集体。后来事态的发展。确实证明了他的这种自信有根据，有道理。他一句活能使整个党组织都瘫痪！他站在哪里，群众就会被吸引着朝哪跑。
毛泽东曾经喜欢“万岁”，曾经不喜欢“万岁”。他后来厌烦”万岁”，又陶醉于“万岁”，他始终处于这种矛盾中。到了晚年；我虽然不在他身边，但是和许多人一样，可以感觉到他越来越限于口头上反对“万岁”反对搞个人崇拜。而事实上，却有意无意听任对他的个人崇拜发展起来，有意无意鼓励了对他的”神化”运动。
毛泽东晚年有错误，错误的责任却不在他一个人身上。全党全民都应当从中自我反省才对。
第九章
毛泽东很“土“吗？
土。加引号的土。
我以为，这种“上”包含了农民的生活习性与革命者艰苦朴素的主活作风这样两个内容。从毛泽东的“上”里，你可以看到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过去和延续，看到一个伟大革命家的品格与追求。
衣着总是首先表露出“上”或”洋”。我先讲儿个这方面的小故事。
毛泽东从来不穿新鞋。一双新鞋拿来，总是先叫警卫人员或是卫士代他穿一段时间。旧了，他就要回来自己穿。
战争年代，毛泽东不止一次将鞋让给没有鞋的战士穿。这是“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的表率和榜样。但是，不穿新鞋，让战士穿，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个人的习性。有入喜欢穿新，衣帽鞋子鲜亮是一种美。毛泽东不喜欢。他保持了农民讲求实际。实用的习惯，对于衣着以穿起来舒服为第一标准。
“你们年青人穿新的精神，我岁数大了穿旧的舒服。”毛泽东将新鞋交给战士，将旧鞋要回来穿在自己脚上，“我们各取所好。”
毛泽东的个人习惯和外表的落拓不羁，一半来自幼年时的农村生活，一半来自长期艰苦的战争主活。这一切是适应中国这个农业国的社会环境和艰苦的战争环境的。他经常深入农村搞调查，各种农活难不倒他。记得1958年我随他去天津新立村参观水稻，一位中央首长和当地干部说一亩地产十万斤。毛泽东摇头，说：“吹牛。”他们用灯光照，用吹凤机往稻田里吹风，让小孩往上站。毛泽东说：“靠不住，站得高跌得狠。”他说那位中央首长：“你没种过地，你就会放大炮。我种过地，十万斤不可能么，堆也堆不起来。你骗不了我。”试想，对于一个经常下乡的人，田边地头随便坐，扶犁挥镰干两下，手提粪肥与老农聊天时，穿一身笔挺的衣服合适吗？
历史为毛泽东留下了很多很多带了一身补丁的形象。其实，他身上的补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内衣内裤以及粗线袜子上。而且这些补丁“千姿百态”．“不成方圆”。蓝布头、黄布头、灰布头，有什么碎布就补什么补丁。有时找不到布头还拿用过的医药纱布做补了。不同时期他说过这样一些不同的话：“没关系，穿里边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我的标准，不露肉不透风就行”“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一发子弹。…“现在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