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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的朋友、学生方献夫就因有“无我之勇”，而入道如箭。无我才能成“自得”之学，修圣学须无我、自得－－心学辩证法就是如此。
阳明的无我，像胡塞尔“悬隔法”，把来自经验界的东西甩开，首当其冲的是把官方推行的、士子队伍中流行的、他认为已非朱子本意的朱子学甩开。他在猴年为湛甘泉送行的“序”中，完整准确的阐述了他、也包括湛告别流行朱学的原因。而且下笔就是一扫千年－－自颜回死而圣人之学亡！
曾子把握住了孔子的一贯之道，传给了孟子。又空白了两千年，才有周濂溪、程明道接续上孟子的传统。但是，「他没明点朱子的名，却分明指的是朱子」紧接着便出现了暗流－－在大肆研究儒学的活动中遮蔽了圣道：“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这给后来李贽他们批判假道学定下了基调。
阳明的自得，是自身拥有的道德水平，而非有知道多少外在的伦理学知识。他用愤激的语调说：今世学者都号称宗孔孟，骂杨朱和墨子，排斥佛、道，好象圣学已大明于天下。但我仔细观察，不但见不到圣人，连做到墨子之兼爱的、杨朱之为我的也没有。更没有能做到道家那种清静自守、佛门那种究心性命的！杨、墨、佛、道还能讲究“自得”，有内在的修持，能养育内在的境界。而那些号称圣学正宗的人却只是在做学问、混饭吃！这都是记诵辞章这种通行做法给搞糟的。他们的“成功”世人告诉仁义不可学、性命不必修行。
他们做外缘功夫，本是缘木求鱼的活计，却攫取了现实荣华，自然觉得内缘的自得之学是徒劳无益的了。用孟子的话说，他们要的是“人爵”，自得之学修的是“天爵”。天人又合不了一，高尚便成了个人爱好一类的事情，难受也是你自找的。他的知行合一之旨，只能打倒外缘性的求知的做法，才有可能归拢到“致良知”正轨上来。
１１．反身而诚
猴年（１５１２年，正德七年），他的另一个好同志黄绾也告别京华，归隐天台山，去专门修练自得之学，以期明心见性去了。这只是脱产进修，并非真正金盆洗手。他是靠恩荫赏赐入仕，是“任子”，以他的性格是不会当隐士去的。这自然不用多加理会。精于识人的阳明也无法看清他死后黄绾会怎么变化。现在，他对黄是大动感情，他死后，黄也对他极仗义。黄对别人“反复”“倾狡”是政治斗争的需要，用西方谚语说是“搞政治的人无良知可言”。王阳明总想使搞政治的人有良知，虽不像老式儒者那么把政治伦理化，还是想在灵魂深处打通它们，但是很难，所以才有破心中贼难的浩叹。
他本人也不是那么绝对纯粹的，他的《别黄宗贤归天台序》写的“哲”情并茂，却有为黄粉饰处，黄本是恩荫入世，是拣了便宜，王却说他比自己高明，自幼就放弃了举子业、厉志于圣贤之学。若大多数人能恩荫为官，谁还去死啃举子业？自然也都立志圣贤之学了。王有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侠气，美化朋友是应尽的义务。他与黄的感情深于湛，与湛是平行的朋友，与黄还有纵向的师生情谊。黄也是有些侠气的人物，不忍与师别却需要老师写几句指明方向的话，这种心情是相当诚挚的，有点心学的火候了。
这一时期，阳明的“中心思想”是自得二字，自然开口就是这个主题。他说，心本体是光滢明澈的，欲望把它挡黑了，经验把它污染了，要想去掉遮蔽清除毒害，使之重放光明，从外边着手是不管用的。心像水，有了污染就流浊。心像镜子，蒙了尘埃就不亮。若从清理外物入手，逐个对付是不现实的。最主要的是，那样就得先下水，就等于入污以求清，积累尘垢以求明。等于负积累、负增长。黄开始也是遵循着这种流行文化去做，结果是越勤奋越艰难，几近途穷。这不是他的罪过而是他的不幸。
王则教他从“克己”做起，从我心做起，“反身而诚”，明心见性，这样就可以不依赖外界就能改善自己的德性水平。主体高大了，外界就渺小了。黄深以为是，总如饥似渴地听他的教诲，每每喜出望外。
这种唯心主义其实是逼出来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总等待外界改善，那差不多是河清无日、却守株待兔。有了主体意志，则外在的磨难便成了玉成的磨练。
那位到南京当学道的王纯甫与上上下下的关系都相当紧张，阳明刚听到这个情况，一开始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就高兴起来。他写信告诉纯甫，感觉不好是世俗私情，感觉高兴是说明你正在像要出炉的金子一样、经受最后的冶练。现在的难受事小，要成就的重大。这正是变化气质的要紧关头：平时要发怒的现在不能发怒，平时忧惶失措的现在也不要惊恐不安。“能有得力处，亦便是用力处。”
他说，天下事虽万变，我们的反应不外乎喜怒哀乐这四种心态，练出好的心态是我们学习的总目的，为政的艺术也在其中。
自得，自得，就是在千变万化的境遇中，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自己能找到良好的心态，自己能听从灵魂的指令，保持虚灵不昧的状态。这是自家吃饭自家饱的事情，谁也不能给谁、谁也替不了谁，自己也不能从外头弄进来，必须从自己的心本体中领取能得到的那一份。你自修到什么程度就得什么果位。
王纯甫收到阳明的信，琢磨了好长时间，给阳明写了封回信，辞句非常谦虚，但语意之间其实是很自以为是的。阳明很反感自以为是，因为这事实上是没有求益的诚意，觉得说什么，对方也听不进去。本想不予理睬了。后来，想了想，生命不永，聚散无常，他自以为是是他犯糊涂，并非明知其非来故意折腾我，我怎能任性只顾自己？
自得之学的天敌便是自以为是。后来心学门徒就有把自以为是当成自得之学的，所谓“良知现成”就是他们的口号，害得刘宗周一系用“慎独”功夫来补救这种放荡习气。
王阳明深知个中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界线。首先是个“诚”的真伪深浅的问题。自以为是者都认为自己是真诚的，弄不好还认为唯我“明善诚身”，别人倒是在装蒜。自以为是往往是自得的头一项硕果，而且绝对是自得出来的。怎么办？
这其实是人类的绝症，也是东方主体哲学的“天花”－－不自信其心就不会向往那绝对的善，太自信其心必自以为是。而自以为是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王阳明的办法不可能是科学的办法，只能是准宗教的办法－－这两种办法都只能得手一时而遗患频乃。问题也同样出在超越界线上。科学的办法适应于提高全社会的总体素质，宗教的办法适应于提高个体的良知。若用后者取代前者，必出现造神运动、极左思潮。若用前者取代后者，必出现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病、文明病。
朱熹是想把心灵问题学术化，类似于用科学解决宗教问题，也的确出现了只有学科而无学的问题，尤其是成为应试的举子业后，与微妙的心灵几乎毫无关系。
阳明是想找回这个“学科”的灵魂，把学术问题变成身心问题， 而且这个转化是不能把“外”当成“内”的，要从内心向外转，扩良知于事事物物，而不是相反。怎么克服自以为是的问题呢？只有更真诚深入的信仰心中的上帝。用人人心中本有的无条件存在、无限绵延的大“是”－－他后来管它叫良知－－来收拾每个人的那点自以为是。王纯甫就是支离外驰而不觉，以为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须逐个求个至善，才能得到“明善”－－这类似后来唯物主义的无数相对真理之和就是绝对真
理的说法，现在已基本被证明是幻想。阳明只能是坚持他的唯心一元论：
“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
若将心与物分为二，必活得破绽百出，遇事便纷扰支拙。而盲目自以为是；是〃认气作理；冥悍自信。〃这种人其实是瞎牛。 所以；必须在事上练心，克服自以为是的良方是“必有事焉”，在实践中矫正自以为是。“心外无事”既阐明了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表明了事不在心外，干事即是在练心。
王阳明最反对“堕空虚”，他不满于佛教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一事不干，既放弃了伦理责任，又无法找到活泼泼的“心”。这种辩证法形成了王学绝对唯心又绝对实用的那种实用形而上学的身手。即非逻辑的也非经验的，而是即先验又管用的。“明善之极，则身诚矣。”诚则成物矣，而不诚则无物。这就能直入尧舜之道了，而朱子的工作则只是勾缝而已。
１２．大量者用之即同 小机者执之即异
自得之学虽是阳明自得而来，却得了湛不少强化训练。所以，王总说湛使他去了邪僻，得入正道。这其中有客气、推誉的成分。阳明在阳明洞中修炼时已了悟了自得的重要性。但要从思想史上说，自得之学的首创者是湛的老师陈白沙。白沙初年，由书本寻找入道门径，像阳明遵从朱子的教诲循序格物一无所得一样，累年无所得。他真诚的修练说出的话令人可信：我心与此理总不接茬、不搭界。他开始转向，转变与我心中自求的道儿上来。他的口号是：“道也者，自我得之。”
湛甘泉一生极尊师道，弘扬师道不遗余力，只要有条件就建造白沙祠堂。从大方向上说，他与湛、上至白沙是一条道儿上的。但阳明有他的独到之处。
方叔贤去西樵山去修自得之学去了，黄宗贤去雁荡山、天台山之间去修自得之学去了，湛甘泉则在萧山和湖湘之间盖起了别墅，离王的阳明洞才几十里，书屋也将落成，八五八书房阳明“闻之喜极”。他曾与黄、湛有约，他们要继续在一起聚讲圣学，还将像在京城一样－－几个人死缠烂打在一起，共进圣学之道。黄则声称是为他二人打前站的。王是信以为真的。他觉得人活着乐趣莫大同此，像孔子最欣赏曾点那逍遥的气象一样。
他别方叔贤的诗说“请君静后看〈羲〉画（指八卦），曾有陈篇一字不？ ”因为方有重书本的倾向，特提出规劝。关于自得的话头是：“道本无为只在人，自行自住岂须邻？”这是化用“我道不孤，德必有邻”的典故。他嘲笑那些想从知见觅虚灵的做法是在缘木求鱼。
他别湛甘泉的诗充满了生离死别的忧伤，像刘备送徐庶一样。在飞短流长的官场文人圈子中，像湛那样淡泊的人，依然有人瞎猜疑，王的答复是：“黄鹤万里逝，岂伊为稻粱？”阳明的紧迫感跃然纸上：“世艰变倏忽，人命非可常。斯文天未坠，别短会日长。”最后以他们幽居林泉讲学论道，共辅斯文不坠作结。
跟黄宗贤也说了协隐同游、拂衣还旧山的话，更让人琢磨的是劈头两句：“古人戒从恶，今人戒从善。”
呜呼！世风浇漓如此，已无外援可恃，只能从本心“自得”道德意志了，恰似蜻蜓自食其尾以汲取氧气。
第八回 弼马温随地指点良知
１．开始革命
羊年二月，他当了一次会试同考官，没有了当年主试山东的豪兴，他现在已看透了科举考试的弊病，不再像年青时那样充满“假如我是宰相”的幻想了。再说，会试虽比乡试高了一格，但他这个同考官位卑言轻，因为主考官往往是礼部尚书一类人物。他离那个位置还差得远。
十月，他升为文选司员外郎。次年，即猴年他又升了半格，成了考功司郎中。这些都是外在的，他真正的收获是收了一批同志。在他的门徒后来编的《同志考》的记录中，这一年入门弟子有十七、八个。队伍拉起来了，他的“心”也既通且达了。
经过高度艰难的痛苦摸索、尤其是过了“朱陆之辨”这一关，他知道该怎样绕开宋儒的影响，尤其是朱子的缠绕，走自己的路了。他认定程伊川（小程）与朱子的路线不是儒奔正宗，周濂溪、程明道（大程）才是正宗，陆九渊方向对头，但工作不够。
他终于心明眼亮了。自龙年（1508年）龙场悟道以来，这三、四年间，他找到了登堂入室的精微问题：伊川、朱子以《大学》为中心，特别是朱拼命将格物穷理，形成了支离外驰的走向，元明以后影响全国。官学、私学为对应科举考试都不得不用讲知识的方式来讲道德，造成整个士林、整个官僚队伍道德大滑坡！
他认为这种割裂是致命的割裂，闻见之智、经验之知、辞章记诵之学对养育道德、砥励良知有害无益－－这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这种思路的先声。但王阳明这样说时却是相当革命的。他要想办法给全民灌注充实的道德意志－－走培养自由意志这条路，而不是走知识积累的路。
他自己是绝对在真诚的为天地立命，为百姓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