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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的姓名，古里古怪的贼名都一一开列，每一小战缴获的牛马都计数上报。莫非怕皇帝不信？－－自然朝中是有一批文官专门在哪儿挑剔勘验，怕谎报军功。事实上也是主要写给他们看，因谎报军功的太多，朝廷总是煞价－－你报四千，他按二千算。这次对王也是如此，兵部以圣旨名义下达的嘉奖令，就让他杀贼的数目少了一半。
最不可解的是说重复话，几天之内写几万字的公文，反复请求给他专职专权，累不累？－－没工作时，身体不好，有了工作，身体就好了。不给权责，不干不就得了么，还何必像要饭似的去乞求效忠君国的工作机会。比皇帝还积极。救民水火的责任感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恐怕是功名心，不愿意一事无成。若不能成功，他就既难成圣也难成雄，而无权就什么事也干不成。然而贪则必败，怯则无功。这中间有许多微妙的道道。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勤于王事的典范。大明朝的官成千上万，若都像他这样，就出不了李自成，女真族也很难进关了。但是朝廷很有办法，偏能不让这种人得志行道，象是偏要召唤李自成起来、女真族进来。
皇帝因他平樟南匪患之功，赏了他银子二十两、奖状一张，升官一级。他又上疏谢恩，说不是我的功劳，是那些做具体工作人的功劳。尽管这点赏赐还不如皇帝一次赏给某个和尚、道士、优伶、太监的那个零头呢。但朝廷还只是先赏他一个人，别人经勘验明白后再说。他并不是一个贪功冒赏的人，他一再声明自己只是尽了点催督之责。事实上差不多也是如此，他没有像别的官僚那样成为“梗阻”，能够把底下的愿望体现出来，把上头的意志贯彻下去，就是上上好官了。
王本人的确不在乎那点奖励，但他要能够行使赏罚的权力。这时他又要运用法家的理论了。道德教化解决不了燃眉之急。他接二连三地给皇帝上“赏不愈时，罚不后事”的常识课。用当代眼光看，那种体制真够厉害的，能把每个人都弄得可怜兮兮的，像个要饭的叫花子。然而这正是自古“士不遇”悲歌的总帐。阳明的感慨何尝少浅！现在，他来操作，不是空叹了。
不过，大思想家即使谈鸡毛问题亦言近旨远－－只要是他在谈，而不是跟皇帝报杀人的帐单，就还可看，而且可以看出官军无能到什么程度。
他说近年来，岭北一带谢志珊、高快马、黄秀魁、池大鬓之属，不时攻城掠乡，每每督兵追剿，不过遥为声势，等着匪散围自解，而终不去决一死战，原因盖在于无赏罚以激励人心。南、赣之用兵，不过文移调遣，以免坐视之罚；应名追捕，聊为招抚之媒。南、赣之兵本有数千，然而却不见敌就跑，不等打就败。原因在于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罚。最后，他请求朝廷让他用已练出来的这两千兵便宜行事，不限期限，再给他提督军务的全权，再借给他朝廷的旗牌，给他直接赏罚下属的权力。他保证能取得比大军会剿要省半费而加倍的功效。他等于向朝廷立了军令状：给了我令旗令牌，得以行大军诛赏之法，便宜行事的自由，而兵不精、贼不灭，臣亦无以逃其死矣。
朝廷一干文官反对这样做，就一直拖着－－低下办事不利，皆由上边形式主义养成的官僚主义，大明朝后来不得不亡也以此。
而搞“团练”这一套，阳明教会了曾国藩。成了国溃时期的救命稻草。
王阳明在民众那里获得了肯定。在班师途中，他受到了焚香顶礼的跪拜。回师上杭，正赶上那里久旱不雨，他就祁雨，还正好下了雨。百姓一面欢呼，一面觉得不满足，让他再求雨。他就又求，并向上天保证马上班师，不再起刀兵。还正好又下了雨。百姓以为他是神仙，说他的军队和求来的雨都是及时雨。他就作了篇《时雨堂记》－－因为人们要把他求雨的那个台子叫做“时雨堂”。
他去时还为“疮痍到处曾无补”而说气话－－还不如回南京旧草堂过清灯苜蓿生涯。今天看见自己的“作品”了又高兴得喜气洋洋了：南氛平定，遍地农蓑下夕烟，人们又过上太平日子了。为了这场雨，他一下作了三首诗。他是从心里热爱老百姓的。
为了让百姓长治久安，享受政教合一的阳光雨露，尤其是要教育好后代不再当土匪，他热情地响应了下层的请求－－在樟南河头地方建立一个平和县。他将下级官员、民众的一致要求转达了之后，加以深度论证。他不像别的官员那样成为“梗阻”反而成为变压器，这就是民众之福了。他一开始有这样的顾虑：大军过后继以重役，百姓难以承受。他还实地考察了一番，询问父老，众口一辞，都盼望着建县，有地的出地，有山的自动奉献木料和石头，他们自发的来义务劳动，但不敢擅自盖县衙门。他们最怕的就是上边不同意，应了毛泽东的判断：人民群众当中蕴藏着巨大积极性。好官能够将这种积极性组织起来，让他们发挥出来，而坏官则把他们压制下去。王阳明“教导”皇帝：河头形势，系江西、福建两省贼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伞、箭灌诸巢虽已破荡，但难保有余党不再啸聚。过去，乱乱相承，皆因县治不立。若于此地开设县治，正可以抚其背而扼其喉，盗将不解自散，化为良民。
除了可以安置新抚「招降过来的」之民两千余口，更重要的是设立学校，通过教育永久问题。他提醒皇帝：“若失今不图，众心一散，不可以复合；事机一去，不可以复追。”俯顺民情，是他的基本指导思想。就像孟子和焦玉禄说的只要老百姓说好，就是对的。现在，地图上的自然也是有实体的平和县就是这么出现的。
另外，他还在横水建立了崇义县。规划土地建筑民房，鼓励山民修建梯田，以解决山多田少的矛盾。还凿山辟路，以通险阻，用扩大交通的办法达到开化民俗的作用。他的这些举措证明他是诚心让百姓好起来，不是单单镇压了事。所以不能说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因为他还是农民生活的建设手。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这样评说阳明：“当桶冈横水用兵时，敌侦知其讲学，不甚为备，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盖用兵则因讲学而用计，行政则讲学兼施于政术。若阳明者真所谓天人，三代以后岂能多见。”
反正每当他与民众在一起时，他就感到一种充实的发自内心的喜悦，这是心学有平民性的“内证”，也是心学受下等华人拥护的原因，因为它有种人情味、人道主义精神。这就很了不起了。
更让他高兴的是徐爱在 上买了块地，和几位同学在等着他同去过卧龙躬耕垄上的日子。他用喜情幽默的笔调写到：新地收获少，那么收税也少，咱们再学学钓鱼，－－但是我现在却须向千山万壑夜发奇兵。“百战自知非旧学”，我多么想跟你们在一起，然而，然而．．．。然而，他虽然知道徐爱病了，也甚为关切，几次写信垂问。但他没想到他的这位颜回，不久即到了别一世界。
而薛侃、陆澄等学生这一年都中了进士。阳明却说：“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摇动，如絮在风中，若不粘泥贴网，亦自主张不得。”就是希望他们有所依傍－－不是加入官僚网，而是在精神上有寄托，别滑坡。他知道官场是个销魂鬼窟，心志不“老”很难不受其斫伤。他很惦念他们，不知道他们他经得起这种害人的进步的考验不？现在，他顾不上管他们，唯有用过去的教育效果来安慰自己了－－“想平时功夫，亦须有得力处耳。”
他给别的同学写信时说，他们考上，我真正高兴的是可以日后一起隐居田间了。他之所以这么说，大约是因为不当几天官就没有经济能力去隐居。
５．心中贼在制度中
他给他的学生杨仕德写信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我来铲除鼠窃毛贼，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这才是大丈夫不世之伟业。”
他这两句话本来是他惯用的“仿辞”表达式，后来－－在新中国却名声大噪，成了他反动透顶的铁证。其实他的本意只是：让我来平定民间暴动，是杀鸡用宰牛刀；真正难办的是扫荡心中的邪恶。心中的邪恶之所以难除，是因为人们不以为那是贼。国事如此不振，人心如此不古，就是因为心中贼在做祟。他这话主要是针对那些把持朝政的奸恶之徒，自然也包括人人心中不可告人的毛病。本来人性是善良的，却因贼的盘踞而变了态。这个心中贼是指所有人都可能具有的道德缺陷，能破除之就是孟子说的大丈夫。他这是在激励学生去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并不反动。人人都能铲除了心中贼，则人人都是圣贤，就回到了羲皇上古、三代圣世。
相比之下，还真是属“山中贼”易破，去破山中贼的那一套“管理体制”的问题难破。因为山中贼是民，制度中的贼官。官比民难缠多了。他参劾一批失事官员，也奖励了一批官员。制度问题又大于官僚之间的主体间性。难办的还有财政，打仗是打钱呢。他想办法疏通盐法，以保证军饷。最最难的是，须得到上边的支持。他两次疏请旗牌，还是在特拔他的王琼力排阻力，才暂时给了。并把巡抚改为提督，使他有了可以现场发挥的自主权。
尤可恼的是，害群之马太监，见打仗就以为来了发财的机会，浙江镇守太监毕真走内线，让皇帝旁边的太监说服皇帝派他去当剿匪部队的监军。这是明朝的惯例，就像国民党派军统特务管地方部队一样。自然，太监监军并不从明朝始，但在明代是登峰造极了，也是明军在对外族时作战屡屡失利的原因。阳明那种最怕受羁络的英才，若顶上一个外行婆婆，便须带上镣铐跳舞了。朝里有人好做官，又是王琼保护了他，王琼说：“兵法最忌遥制，若是南、赣用兵而必待谋于省城的镇守，断乎不可！”但还得给太监一点面子－－若省城有警，南、赣军队必须救应。王琼打了个太极拳，算圆了这个场。要无王尚书如此知人善任，而且不避嫌疑地一再再而三地扶持他，他再有心学功夫也营造不出顺利的官场环境，从而即使是龙，也得变成虫。而王琼也知道他阳明成功也是兵部尚书的功劳，琼也是个别有奇情的干材，才能英雄相惜，他愤慨的说：“国家有此等人，不予以权柄，还将有谁可用？”
现在有了“势”，就可以作法使术了。他先改造部队编制，以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他当年下过正经功夫，那时的纸上谈兵现在都可以“精神变物质”了。他说：“习战之方，莫要于行伍；治众之法，莫先于分数。”这是兵法实相，不像小说家言那么渲染战将的神功，真正的战争不是《三国演义》式的阵前苦斗貔貅将、阵旁旁观草木兵的那种儿戏。将领的作用是决定攻防计划、组织部队去完成这个计划。
他的“治众之法”就是强化等级之间的权力和责任，即所谓“分数”。他的新编制如下：二十五人为伍，伍有小甲；二伍为队，队有总甲；四队为哨，二哨为营；三营为阵，二阵为军，军有副将。副将以下，层层管制。现代的科层制管理方式也是如此。这样做其实并无什么新意，尽管《明史》阳明本传中赫然录入，并说是“更兵制”之举。只是将每个单位的数目做了调整。
《周礼》记载周代的兵制是：五人为伍，五伍为两，递进为卒、旅、师、军。宋代的李纲则调整为伍、甲、队、部等。阳明这样改为了剿匪时分进合击的便利。他说这样做可以上下相维，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举动齐一。这几句话李纲也说过。就像他的十家牌法是古代里甲制度的翻版一样。。
编伍完毕，发放兵符。每五个人给一牌，上写本伍二十五人的姓名，使之联络习熟，谓之伍符。每队各置两牌，编立字号，一付总甲，一留阳明的总部，叫队符。相递有哨符、营符。凡有行动，发符征调，比号而行，以防奸弊。平时训练， 战时进退都集体行动－－这是否是现代部队编制的先声？反正有效地改变了明朝地方部队一盘散沙，死了跑了都没人管的疲软局面。现在他可以治众如治寡，纲举目张了。
他有了权势以后是否也就有了心中贼了呢？这要看他拿权力去做什么。譬如眼下，是去杀人还是去救人。他还是根据他的理解去尽量做“抢救”工作的。
真正的贼还是在制度之中，制度中有贼性才使贼与制度同生共长。贼尽管无日无之，但“盗贼蜂起”就说明不但制度的性质有问题，而且状况也每况愈下了。毫无疑问的通则是：缺乏社会公正与有效的教育是产生民间暴动的基本原因。“乱自上作”，是集权国家的普遍事实。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