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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若水在给阳明作的墓志铭中深情的说：“夫水土之积也厚，其生物必藩，有以也夫。”——良有以也！
３．第一等事
会稽山，原名茅山，苗山，防山，涂山。东翼为五百冈山，西翼为西干山，中翼为化山，北与宁绍平原相接，是钱塘江支流曹娥江和浦阳江的分水岭。最高点为东白山，海拔500米，峰岭秀异，奇气弥漫，素称“浙东名山”。它敦实了王阳明的品性，我们应该感谢它。这有他的诗为证：“昔年大雪会稽山，我时放迹游其间……我尝亲游此景得其趣……”
更有一座“王家山”，因阳明的远祖王羲之建宅于山麓之中，故名。它在绍兴的东北，周围约2公里，高52米，相传山上长蕺，越王勾践为雪耻兴国曾经在此采食蕺草以自励，所以又名蕺山。蕺山因“蕺山书院”而名漫天下，明末大儒刘宗周在此讲学，培养了一个更大的儒——黄宗羲。黄的《明儒学案》是心学专门史。清末于书院旧址创办山阴学堂，秋瑾的同志徐锡麟曾任堂长。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这是杜甫的名句。鉴湖在绍兴西南，俗名长湖，大湖；雅名镜湖，贺鉴湖。它因“鉴湖女侠”秋瑾的英名而广为人知。也因其水酿造的绍兴黄酒而成为俗话题目。阳明咏鉴湖的诗无甚名气，但可见他对家乡水的感情：“鉴水终年碧，云山尽日闲。”（《故山》）“春风梅市晚，月色鉴湖秋。空有烟霞好，犹为尘世留。”（《忆鉴湖友》）
罗列这些是为了“呈现”我们已无法确知的王阳明的“生态环境”。越山是神奇的山、越水是神奇的水，越人是既不同于齐鲁人，也不同于燕赵人的。吴越素称肝胆相照的邻邦，但越人强项，吴人奢靡。民风格捍难通。浙东学风与湘湖学风相近，而去浙西较远。阳明只能从姚江走出，而不可能从秦淮河畔崛起。秦淮河出名士，不大出志士。越地出志士，即使是名士也带有孤傲倔强的志士风。
阳明十二岁那一年，向塾师提出了一个很不寻常的问题：“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惟读书登第耳。”阳明的天性和个性使他直言不讳的反驳老师：“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学圣贤就是不以登攀仕途为目的，而以成圣当伟人为目标。这就是说，阳明不想呆走读书人“学成文武艺，赁于帝王家”的钦定官道。这条已通行两千年的正途，无法安顿这个追求不朽的少年的心灵。尽管不能排除这个细节是《年谱》作者为树立老师高大形象而倒果为因的“合理虚构”，但还是“合理”的，是能见出阳明卓尔不群天赋的有用之言（阳明，李贽都重视“有用之言”）。
早期经验是人的性格的奠基地。性格是受自我内驱力支配的追求体系。人们都在追求幸福，而幸福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是早期经验的满足。刚刚登第当了状元的父亲嘲笑儿子这种不着边际的理想：“汝欲做圣贤耶！”然而若没有他儿子，这位龙山公早已被人们归入忘川。阳明是跟着爷爷长大的，他爷爷象贾母保护宝玉一样保护了小阳明豪迈不羁的天性。阳明的成圣意欲也应该说是从小从他爷爷那儿听来的。小阳明会说话以后就会背诵爷爷曾经读过的书，大人惊奇，问他为甚么会？他说：“听爷爷读时已默记住了。”在纯真的童心中种下了古典情结。学为君子，学为圣贤，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主题。所有的精致文化都是要把人教育成名曰君子的艺术品。孔，孟，荀，《诗》《书》《礼》《易》《春秋》，各讲一套，但在教育人一定要成为君子圣贤这一点上高度一致。
他童年的心地如同古朴的越地，尚未受到“文明”的污染，阳明越过“现代”的父亲人格（当然包括塾师所体现的教育系统），通过爷爷上接了古典的原教旨。所以提出了大人不以为然的真正的根本性大问题。阳明悟道之后才明白这叫作“良知天然现成，却被闻见习气给遮蔽了”。大人们觉得他可笑，其实大人们下等资质的蔽于欲，上等资质的蔽于意见，可怜得找不到大和真觉了。阳明终生自豪的自己的这“千古圣贤相传一点真骨血”的心学，就他个人的“发生学”来说起脚于十二岁时的这一问！
当然，阳明现在的“第一等事”还只是蒙胧的生命意志，是他的良知天然呈现，尔后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将这个“我心”变成天下之公器。但没有这种出发点，这一条夜行船也许会销蚀在夜色中。戴震小时候问他的老师：朱熹怎么知道千年以前的事情？梁启超用他特有的夸张表达式这样概括戴震这一问：这一问问出了三百年启蒙思潮。仿此，则不妨说阳明这一问一答，开辟了心学的主航道，一直通到毛主席要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要人人成为毫无私心杂念的专门利人的人。这种以伟人自期的英雄主义，是我中华大丈夫的祖传心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毛泽东语）的精神胜利法是我们克强敌创奇迹的法宝。
“何为第一等事？”是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人怎样生？路怎样行？立什么志成什么人，怎样的日子才值得一过？四百年后的法国哲学家加缪说：只有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人为什么自杀或不自杀。判断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在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阳明的意义就如黄宗羲所说的：以心学教天下，示人作圣之路，改变了理学将心物分为二的错误路线，让人步趋唯诺，无非大和真觉。
现在我们的“夜行船”要为
“第一等事”而启航了。
但他哪里也去不了，只是跟着他中了状元的父亲到了北京，念私塾。
真正的生活是内心生活。真正的航程在心里。
自古传法一线相悬，气如悬丝，但以心传心，薪尽火传神不灭。
第三回 多管齐下
１．侠客梦
小阳明性情活泼，好动，且矫健异常，窜奔跳跃，相当欢实，不是循规蹈矩的“好孩子”。多亏了他爷爷开放式的教育，他的天性没有受到大家庭惯有的压抑和斫伤，直接的成果就是发展了他的兵家兴趣。任何小孩子都有尚武倾向，只是更多的人在成长时期被文化给化掉了。阳明也没想到他现在的每一件事都为他一生埋下伏笔。
《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滁州会语》中说他生来就是个“英毅凌迈，超侠不羁”的孩子。他“十二岁在京师就塾师，不肯专心诵读，每潜出与群儿戏，制大小旗居中调度，左旋右旋，略如战阵之势。龙山公（王华）出见之，怒曰：‘吾家世以读书显，安用是为？’先生曰：‘读书有和用处？’龙山公曰：‘读书则为大官，如汝父中状元，皆读书之力也。’先生曰：‘父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么？’龙山公曰：‘止吾一世耳。汝若中状元，还是去勤读。’先生笑曰：‘只一代，虽状元不为稀罕。’父益怒扑责之。”（《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卷上）王华常常担心儿子会发展成甚么模样，王天叙却充满信心。他凭直觉就觉得这个孩子不是凡品，而且他更愿意相信相面先生的美妙预言：“此子他日官至极品，当立异等功名。”
后来他总结道：“儒者患不知兵。仲尼有文章，必有武备。区区章句之儒，平日叨窃富贵，以词章粉饰太平，临事遇变，束手无策此通儒之所羞也。”（同上，引王氏信中语）
他十三岁在身为翰林院修撰的父亲的家里，找不到畅快的感觉，因为他此时更崇拜侠客。曾经一个人溜出去游览北京北边的居庸三关。下关，中关，上关个相距十五里，出上关北门又十五里为八达岭。皆依山起势，从把达岭俯视下关如同窥井。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居庸关真京城北向之咽喉。阳明骑马逶迤而上，自如下关，便两山相凑，仅有和边小道，路遇鞑靼人也骑马大大咧咧地走来。阳明好斗的天性加上民族间的仇恨，更有一试自己能力的好奇和证明自己侠客梦的冲动，遂拈弓搭箭，呼啸着朝鞑靼人冲过去，连喊带射。鞑靼人卒不及防，不知这个孩子身后有和仗势，再加山近有回音奏响，遂仓慌逃窜，跑出一箭路，回头一看，原来也就是一个孩子而已。
阳明为什么这么恨鞑靼人呢？除了汉族中心主义的民族情绪，还因为他崇拜于谦。于谦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伟人。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是小阳明心头中最大的迷。他在京城四处巡梭，想了解实战情景。他在于谦的祠堂前题下这样一联：
赤手挽银河，公自大名垂宇宙。
青山埋忠骨，我来何处吊英贤。
这次他在居庸关附近“考查”了一个多月。浏览长城，拜访乡村老人，询问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了解古代征战的细节，凭吊古战场，思考御边方策。“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回到家中，居然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梦，梦见自己去参拜伏波将军庙，还有一首诗：“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这位将军叫马援，是征讨交趾苗乱的名将。神奇的是，他临死前，居然亲身到了伏波庙，跟他现在梦见的一样。
终明之世，刀兵不断。不算宗室夺权的战争，约有三类：一是北部少数民族，西北东北正北均战火连绵。明朝胜利时少。斩敌上百即为大捷。二是东南沿海的倭寇，他们常常几十人就搅得数省不得安宁。三是各地各民族的起义，此起彼伏。规模大小不等，时间长短不一。只有专门家才能统计清除永乐死后，发生过多少农民起义。自然洪武永乐两朝也没闲着，打别的仗了。明帝国内部各地的农民起义真是多如牛毛。就说成化一朝，云南大藤峡瑶壮各族起义，官军斩断大藤，改地名断藤峡。刘通（刘千斤），石龙，刘长子在房县大石厂起义，率领荆湘流民数万。四川“蛮”起。靖州苗起。广西黄公汉，开成满四、李原在竹山，四川荣县民起兵据府库，纵狱囚，福建上杭，广西田州（今百色，田东，田阳）头目黄明起兵……这还是阳明“考查”居庸关以前的不完全统计。
他十五岁时，便屡屡想上书朝廷，献上自己的“平安策”，你说这个人的参与意识表现欲有多么强！这也是他后来虽然沉溺于仙释却终究并没有出世高蹈，还是当了杀贼王平反叛的“英雄”的性格基因。心学家区别于理学家的一个特点就是“好事”。他那位状元老子斥责他太狂妄了，〃你懂甚么，治安缉盗要有具体办法，不是说几句现成话就能见效的。还是先敦实你的学问，再来建功立业罢。〃
此前，他与几位同学在长安街上漫步，一位相面先生追着给他看相，说他这种相貌太难得一见了。他让阳明将来要记住他说的话：“当你的胡子长到衣服领子是，你就入了圣境；胡子长到心口窝时，你就结圣胎了；胡子长到肚脐时，你就圣果圆满了。”这正与他的期望相吻合，至少可以抽象地相信自己是可以成圣的。
但是，怎样才能成为圣贤呢？立德，立功，立言的下手功夫在哪里？为什么父亲不让我上平安策呢？他和老师还嫌我学做圣贤的愿望太可笑。但愿相面先生说得准！他常常捧着圣贤书静坐凝思，期望与圣贤神遇心契。然而，圣贤的精灵并没有附体与他。
２．长生久视
十七岁这一年，他带着怎样才能成为圣贤这个深深的拷问和年轻人易有的热切与摇摆，告别了京城，回到山阴。
这里有他的“百草园”，有他的“三味书屋”，有凝聚着他顽皮淘气的种种“文化遗址”，唯独没有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郑氏四年前就去世了。他在京闻噩耗自然哭得痛不欲生，但只有回到家才深切感受“直觉”到母亲不在人间！没有妈妈的家再小也空空荡荡，家越大越空荡。因父亲中了状元而大事增建的“家”，此刻对阳明成了残酷的嘲弄：外在的东西到底有甚么用？这些人工的东西与我心何干？人为什么说死就死了呢？
他直觉到生与死之间的距离不过相隔一张纸，生与死之间的过程简略得亦在呼吸之间。生命的真相和根本到底是甚么？他陷入了这种情意痴迷的思考，不同于亚里斯多德，培根等西哲自不待言，令人注意的是与朱熹式的宋理学，郑玄式的汉学均大不相同。这个切切实实的生命困惑，蕴酿了阳明冲击汉学宋学的契机：支撑王学体系的根本情绪，便是这股“生命意识”。
这种生命意识的浅近境界就是追求长生不死。他开始迷恋养生之道。
显然，当你死了就甚么也不是了。所以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长生久视。
当时，南方流行的是融合了全真，清微，净明三派的正一道。从洪武初年起，正一道天师即掌全国道教事，超出全真道而为主导。他们推崇全真南北二宗的内丹之传，以性命双修为教法之本，以心性为三教共同之源，运用宋儒的太极之说解释心性，并糅和了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