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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此时已定都洛阳，赤眉军的行动，无异于向这一中原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挑战。刘秀针对赤眉的行动，派遣破奸将军侯进屯驻新安，建威将军耿屯驻宜阳，大司马吴汉则率大军集结于洛阳附近，加上冯异、邓禹军团，对赤眉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
汉军给养充足，以逸待劳，坐待赤眉军撞上门来。然而赤眉确实是一支战术上所向无敌的军队，即便已是强弩之末，仍然能够在湖之战中大败邓禹、冯异联军。
可是赤眉糟糕的战略头脑，使得他们所有的胜利都无法转化为胜果。湖之战的胜利，并未让他们认识到汉军正在集结重兵，堵截东归之路的事实，他们既不休整，也不筹备给养，就这样莽撞地闯入了刘秀设置好的圈套里。
公元二十七年正月，赤眉军与冯异军会战于崤底。冯异派精兵万余，化装成赤眉军，在预计的战场附近埋伏。然后向赤眉军挑战，故意示弱，引樊崇不断投入预备队。
最后，双方形成僵持。按以往的经验，赤眉军更善于持久作战，似乎樊崇赢定了。这时冯异的伏兵发挥了作用，赤眉军正在苦撑之时，突然发现身边出现大量自相残杀的“自己人”，军心顿时大乱。冯异抓住时机，全军出击，将赤眉军彻底击破，共俘降男女八万余人。樊崇等人突出重围，不敢再战，率残部十余万人向东南疾走。
刘秀得到崤底的捷报，大为欣喜，回书冯异道：“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渑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方论功赏，以答大勋。”在创造成语之余，他亲率汉军主力急进宜阳，堵住了东逃的赤眉残部。
赤眉军此时士气低落，粮食断绝，无力再战，遂决定投降，派出已经很有投降经验的刘恭前往宜阳洽降。刘恭见到刘秀后，问：“刘盆子率百万之众投降，陛下将何以待之？”刘秀清楚地知道赤眉此时困窘，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遂轻蔑地道：“待汝以不死耳！”
即便是这样的屈辱，赤眉仍然只能选择投降。刘盆子率樊崇、徐宣以下三十多位将军大臣肉袒投降，将赤眉军从刘玄那里抢来的传国玺绶、更始七尺宝剑及玉璧等物交给了刘秀。
赤眉军兵甲堆积，与熊耳山齐高。十余万赤眉降众，到这时，才能吃得上饱饭。这支曾纵横中原的无敌劲旅，就这样因为自身的痼疾，覆没了。
这支军队有种种毛病，但即便是作为敌人的刘秀，也承认赤眉军有“三善”：“攻破城邑，周遍天下，本故妻妇无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余贼立君，迫急皆持其首降，自以为功，诸卿独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
次日，刘秀大陈兵马于洛水，命刘盆子等君臣列观，然后拿这位可怜的本家兄弟开涮：“自知当死不？”刘盆子回道：“罪当应死，犹幸上怜而赦之耳！”刘秀大笑，咱们宗室里，还真没你这么滑头的家伙。
涮完了刘盆子，刘秀又回过头来涮樊崇：后不后悔投降？现在放你们回去，咱们再决一胜负？樊崇虽然战败投降，但终究是条汉子，这样公然的侮辱让他很难堪，然而他手里已经没有了武器，也只能闭口不答。徐宣叩头道：“咱们一出长安东门就想投降的，只是没来得及告诉手下人罢了……今日得以归降陛下，犹如去虎口而归慈母，欢喜得很，哪还会后悔啊！”
刘秀颔首笑道：“你就是所谓铁中铮铮，庸中佼佼了！”
这个咄咄逼人的家伙，已经不再是那个随和的田舍翁刘秀了。
刘盆子这帮“君臣”，被每人赐田二顷，宅第一所，与妻子终老洛阳。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这么了结。这年的夏天，勇猛难制的樊崇、逄安因意图谋反的罪名被杀。
杨音在长安时，对刘秀的叔父刘良很照顾，因此被赐爵关内侯，与徐宣一块回到东海的故乡，老死于东汉朝初年的太平盛世。
刘恭替更始皇帝报仇，杀死失信的谢禄，然后又一次把自己关到牢房里，但光武帝赦免了他的死罪。
光武帝对刘盆子还算厚道，赏赐甚重，任命他为赵王郎中。后来刘盆子莫名其妙地因病失明，又被赐予荥阳的均输官地，建起一排门面，靠收租金养老。
刘秀晚年厌恶言兵，皇太子问攻战之事，他长叹一口气，仰望着星空，悠悠地道：“当年卫灵公向孔子问征战，孔子不答。战争，不是你能驾驭的啊！”
十二、余韵
刘邦拿二哥开玩笑，问父亲刘太公：今天我和老二的产业，哪个大？当时自然没有人回答——答案不是明摆着的么！
可是时日流逝，到唐朝，有人过刘仲隐居之山，感叹道：千载遗踪寄薜萝，沛中乡里旧山河。长陵亦是闲丘陇，异日谁知与仲多？
这个答案费人思量。
因为厚厚的黄土下，业已湮尽繁华。两千多年后，原上空余下西风残照，汉家陵阙，满目是秦砖汉瓦，劫火余灰。一切似乎都已深埋在那些遥远的时代。
然而历史绝不只是旧纸堆中那些古老的符号，它常会穿越时空，突兀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咸阳北五陵原上，随便一阵风雨的蚀剥，也许就会揭示一段历史。
一九六八年，咸阳市一位三年级小学生，在韩家湾狼家沟路旁的田沟里，偶然发现了一方仿佛是印章的东西。印钮雕刻着像是老虎的动物，印文刻画着古怪的文字。
“也许是文物？”于是这方“印章”被辗转送到当地文物部门。
它高二厘米，边长二点八厘米，重三十三克，系以和阗美玉制成，螭虎钮，四侧刻云纹，印面阴刻篆体“皇后之玺”四字。
在行家们眼中，这方小小的“印章”褪去了起初的神秘面纱。这方“印章”的印文，揭露了它的身份——“皇后之玺”。
该是哪位皇后的用玺呢？
这方“皇后之玺”出土的地方，距西汉开国帝刘邦和皇后吕雉合葬的长陵，仅一公里之遥。故考古学家们判断，这很可能就是西汉第一位皇后吕雉的用玺。
这方玺印在它的主人辞世后，就成为长陵中的附葬品——也许是陪葬棺椁中，也许是在陵边的便殿中用于祭祀。从此它就静静地陪伴着它的主人，打发寂寞的光阴，等候末世的劫数。
它离尘出世，看完了刘吕宫廷纷争、吴楚七国之乱，又看见了铁骑绝大漠，蒲桃入玉关，还看见了长门赋幽怨，金屋锁阿娇，然后是昭君出塞，一曲琵琶汉宫秋，紫塞青冢未归人。
终于有一天，不再有钟鸣鼎食。祭祀的袅袅香烟，在别人家的祖庙上飘起。
这就是沧海桑田。
又过了些年，一群乱哄哄的山东农民来到这里，他们拆毁了建筑，掘毁了陵墓，然后放了一把大火。附葬的器物、珍宝，都被这他们带走，这方“皇后之玺”，不知被哪个不识货的家伙，随随便便地扔在水沟里，从此深埋了两千年。
也是偶然，一个过路的孩子，惊醒了它两千年的沉睡。
然而，那又是个离奇的时代，历史上的女主，如武则天、吕雉，甚至于造反的女“贼”陈硕真、唐赛儿等，都被重新加以评价，一种异样的舆论正在营造中。
因此，这方“皇后之玺”的出土，也就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它被小心翼翼地送到北京，被触摸，被凝视，被回味……
人们感叹：那是个多么遥远而又如此相似的时代啊！
然而历史的大幕终究落下，当尘埃落定后，这方“皇后之玺”回到了它最该去的地方。
今天，它安安静静地躺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吸引着两千年后的人们惊异的目光。对于一块经历过沧桑的石头来说，这一切，都已经淡若烟云了。
第三章 毁灭太平的预言——大瘟疫与黄巾之乱
序言
那是一个被预言笼罩的时代。
各种各样的预言，在那个时代里被奉为神示。王莽篡汉，献图谶语言者，就达数十万人，非如此不足以显示天命所归。
东汉的光武帝刘秀，也痴迷于此道，他老人家对各种稀奇古怪的预言图谶，简直到了迷信的地步。当年他起兵造反，就是因为李氏兄弟给他看了“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图谶。后来他手握重兵，割据河北，势倾中原，群臣劝他称帝，他却死活不肯——为啥呢？因为他觉得还差道手续，天命未予。亏得老同学强华了解他，编造了个“赤伏符”献上，说是“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刘秀这才觉得功德够圆满了，敢于当皇帝。
当了皇帝后，他仍然迷信不改，和大臣郑兴研究郊祀活动，竟提议遇到难办的问题以“谶”断之，对方受惊不小：老板啊，“谶”这个东西俺没读过，不专业啊！刘老板才不管你专不专业呢，眼睛一瞪：你说不读“谶”，那就是准备和俺作对了？瞧他这话说的！这位郑先生吓得连死的心都有了，赶快辩解：老板您误会了……俺，这个……只是书读得比较少（还没涉及到“谶”这么高深的东西），哪敢反对您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刘秀先生这个上不得台面的爱好，造成了东汉以来谶言流行的局面。
东汉朝以谶言而兴，又因谶言而衰亡。
公元一八三年，也就是东汉灵帝光和六年，一夜之间，京城洛阳和各地官府、寺庙的大门上，都被人用白土涂上了“甲子”二字。这是什么意思呢？许多人茫然不解。次年就是甲子年，难道是有什么变故即将发生？但另有一些人，却一点也不觉得疑惑，因为他们正在到处传播这么一句谶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他们正是“太平道”的信徒。
这些年，皇帝正忙着在后宫里开设商铺，亲自经商营业。还因为他喜欢乘坐毛驴车，导致京城中显贵纷纷效仿，一时毛驴都卖到了马的价钱。更有创意的是，他还给斗犬脑袋戴上“进贤冠”——当然，这也是根据狗的战绩高低而有所区别的，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唯贤是举，狗儿们绝无侥幸获官之嫌。
“进贤冠”本是朝廷中文官的官帽，戴在狗脑袋上，确实有些有辱斯文。不过当时民谣唱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看来配不上这顶帽子的，还不只是狗儿们的脑袋。
朝堂上折冲御辱的人才若此，也就怨不得野心家们蠢蠢欲动了。
一、预言笼罩的时代
“太平道”的领袖人物，是张角三兄弟。
张角是冀州巨鹿人（今河北平乡县境），早在此前十多年，他便以帮人治病为手段，私下里传播太平道。他和他的弟子们，广泛活动于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等八州，经十多年的活动，竟发展起数十万教众。
他们传播的“太平道”，是个什么东西呢？“太平道”的核心理论，是源自《太平清领书》的《太平经》。早在西汉成帝时期，就有个叫做甘忠可的方士，编写了一部叫做《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的书，共十二卷，自称是天帝派遣真人赤精子下界传授给他的，鼓吹汉朝应该改元变号，再次受承天命，以挽救危机。这个创意实在是荒诞不经。所以这位异想天开的甘神仙，被下狱处死。到了汉哀帝时，甘神仙的弟子夏贺良，再次将此书呈上，这回汉哀帝可是相信了，改年号为太初，改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还恢复了前代已废的神祠七百余所，一年内祭神达三万七千次……这样的改革，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这位夏贺良先生也遭到了他老师同样的命运。
然而这些思想及其所依托的书籍，都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到了东汉，传说中的“神仙”于吉，得到了一百七十卷“神书”，号称是《太平清领书》。在顺帝的时候，由他的弟子献给朝廷，据说张角也从这部书中受到了启发。后人甚至认为，所谓《太平清领书》就是《太平经》。
那是个探索的时代，人们在不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但屡屡的错失，使得那个时代的智者们，走上了向神道寻求帮助的道路，这无疑是方法论的错位。然而即便在这些所谓的神授之书里，仍然有许多东西是立足于现实，反映着现实——因为传播这些思想的人们也是清楚的：无论怎样将精神寄托于神道，一切终归要回到现实中来。
除了前世诸人在虚无思想上的铺垫外，张角还有一个更有利的现实因素。
东汉末年，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瘟疫时代。关于瘟疫的起源，据说是源自两汉征讨外族的战争。《汉书》中记载了一名匈奴俘虏的话：“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今人认为，这一记录反映了匈奴用病死的动物，向汉军传播传染病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