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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今人认为，这一记录反映了匈奴用病死的动物，向汉军传播传染病的情况。
在当时西方世界的历史记录中，也对源自于匈奴的疾病有相当篇幅的描述。弗雷德里克·卡特赖特在他的大作《Disease&History》（中译本为《疾病改变历史》）中称：“公元一世纪末时，一个残忍好战的民族出现了。他们来自蒙古地区，横扫大草原直至欧洲东南。他们从中国以北地区出发，可能是被疾病或饥荒驱使，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这些骑马的入侵者是匈奴人……匈奴人带来了新的传染病，造成了被历史学家称为‘瘟疫’的一系列疫症的流行。”
在东方，是远征归乡的战士，把来自异域的传染性疾病，带回了本土。而在西方，则是来自东北亚草原的入侵者带来了传染性疾病。从未接触过这些异域病毒的居民，缺乏抗体基因，对此毫无抵御能力，因此大量地染病、死亡。
灵帝时代，中国曾于公元一七一年、一七三年、一七九年、一八二年、一八五年五次爆发流行瘟疫。而在同时代的西方，罗马帝国也正被公元一六四年至一八九年间流行的多场瘟疫所威胁。这一系列疫症，被称作“盖伦医生疫病”。
盖伦医生的名字之所以和这场大瘟疫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是因为他躲过了这场致命的传染性疾病，还因为他留下了对这场瘟疫的描述。卡特赖特写道：“这种疾病初起的症状是发高烧，嘴和喉咙发炎，口渴异常并且腹泻。盖伦还描述道，到第九天出皮疹，有些是干燥的，有些化了脓。他推测许多病人在出皮疹前就死了。这些地方与雅典的瘟疫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无疑疾病源自东方并且使人的皮肤化脓。”一八零年，连罗马皇帝马可·奥略留也在这场瘟疫中死亡。一八九年，这场疾病又一次侵袭罗马城，高峰期一天就死了两千多人。
这一系列几乎同时发生于欧亚大陆两端的致命瘟疫，对东西方的历史进程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卡特赖特对这些瘟疫的评价是：“除了毁灭罗马帝国以外，公元头三个世纪的瘟疫还产生了两个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假如罗马帝国不是在基督教诞生后的一些年中受到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打击，基督教就不能成功地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力量，也肯定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形式。再者，假如医学不是落入基督教会的控制之下，那么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一千年间的医学史就会完全不一样。”卡特赖特将瘟疫对宗教历史和医学本身的影响联系在了一起。
在东方，这场大瘟疫同样造成了类似的后果。
一方面，这场瘟疫削弱了东汉王朝，并导致异族纷纷进入帝国的疆域填补空隙，从而引起“五胡乱华”的大乱局。这场瘟疫还在此后不断折磨着据有中原的各个王朝，并结合其他动乱因素，使这个疆域广阔的帝国沉默数百年之久，直到唐朝才再一次焕发出勃勃生机。
另一方面，这场致命的瘟疫使得人们无法从现实中得到希望与帮助，转而向宗教信仰寻求解脱，从而导致一系列宗教思想在这片土地上的大发展。各种各样的宗教流派蔓延开来，其宗教领袖中也不乏胸怀天下野望的家伙。
于是，天下变得愈发好玩起来。
张角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侥幸逃脱了疾病的魔爪，并趁机以医生的身份传播“太平道”的思想。在那样的时代里，能治好病的医生自然是备受人尊敬的，因此张角能在短短十余年间收纳数十万弟子，这绝不是历史的偶然。
早在传道之初，张角便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似乎治病的手段也颇说得过去。他派出自己的八个得意弟子，周游四方传播“太平道”，信徒颇多，甚至宫中的宦官，也有人信奉大贤良师。
张角将自己的徒众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由一名渠帅负责统帅，成为地下军事化组织。经过十余年的经营，太平道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然而要想改朝换代，仅仅只有力量还不够，还得要有“天命”的眷顾。
《尚书》说得好，“天听自我民听”，所谓“天命”的眷顾，也不过就是舆论导向罢了。按当时流行的“五德始终”学说，汉朝是火德，尚赤色，将取代火德的，则是黄色的土德。因此《太平经》宣扬“赤德气尽，黄德当兴”，“火德销尽，土德当代”。所以张角自以为“黄天”，而《太平经》又以“甲子为初始”，有除旧布新之意，故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宣传口号。
这个预言，笼罩在中原大地的茫茫苍穹之上。
东晋著名的道士葛洪，给张角的定性是旁门左道——“假托小术，坐在立己，变形易貌，诳眩黎庶，纠合群愚，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在他看来，张角既不好好治病，也不研究长生之术，简直是不务正业之至。
然而，葛洪只看见了历史的表象，并没有看见在冥冥中，操纵着历史进程的那些深层因素。他甚至都没有看见，历史正在他身边重演着，只不过是“太平道”变成了“天师道”。
那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二、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太平道”教众，计划于甲子年三月五日（公元一八四年）起事。
为此，教中重要领袖，大方首领马元义，组织荆、扬二州教众数万人，相约到期会聚于邺城举事。他又数次亲入京师，联系内应的宦官中常侍封、徐奉等人，准备至期内外俱起。
然而事机不密，一八四年的二月间，张角的另外一位弟子济南人唐周，向朝廷上书告发此事。东汉政府大惊，迅速行动起来，逮捕并车裂了马元义，并任命钩盾令周斌全权负责调查侦破此案，根据唐周报告提供的线索，周斌在洛阳城捕杀了太平道教众千余人。
东汉朝廷并下令冀州地方官员，追捕张角等人。张角闻讯后，自知事机已泄，只得派人星夜四出，通知各方提前举事。太平教众们头裹黄巾为标识，故被当时人称为“黄巾贼”，也有叫做“蛾贼”的。
于是，在这一年的二月间，中原大地黄巾四起。在“天下大吉”的呼声中，一个长达数百年的乱世即将到来。
张角兄弟三人起事于河北，张角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各路黄巾军一时蜂起，焚烧官府，劫掠聚邑，所在州郡失据，长吏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安平、甘陵两地的老百姓，甚至把汉朝分封去的诸侯王也抓起来以响应黄巾军。
“太平道”蓄势十余年，一朝爆发，可谓有天崩地裂之势。如果不是内应的中常侍封、徐奉等人已先被捕杀，里应外合之下，东汉王朝恐怕很难再苟延数十年之久。
然而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汉灵帝即位之初，在宦官们的怂恿下，曾大行诛禁，将朝中的清流人士，或者杀害，或者禁锢。这一事件，史称“党锢”，这标志着汉末宦官势力的抬头，也被认为是东汉朝灭亡的预兆。当时的太学生领袖郭泰就说道：“《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但未知瞻鸟爰止，于谁之屋耳！”
奸竖当权，清流止步，汉室是看来是要灭亡了，只是不知道鹿死谁手罢了！
未来那位领袖天下英雄逐鹿的老兄，此时年纪还小，和后来与他在官渡打得死去活来的那位袁绍先生，交情正好。
两个人都是少年，好为游侠，到处惹是生非。人家娶新媳妇，这两个家伙潜入主人园中，半夜里四处大叫：“有偷儿贼！”等闹洞房的人都被他们骗出来之后，这两个家伙就拔出刀子冲进洞房，把人家新媳妇给劫持了。在逃走的途中，慌不择路的袁绍掉进荆棘中，怕疼，不敢挣扎。咱们这位大英雄可真是不得了，就地大呼：“偷儿在此！”追击的人闻声赶来，袁绍大惊，也顾不得疼了，居然一跃而出。于是两个人都顺利逃掉。
大概是因为这事儿，若干年后，他在许昌请大耳贼青梅煮酒，当两个人论及天下英雄时，他会大大咧咧地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
那时候年幼的孙仲谋还没走上历史舞台，也难怪这两个人打破头都想不出第三个英雄是谁，只好互相吹捧，自我陶醉一番了事。
这些都是几十年后的事了。
张角起事的时候，这两位英雄正当壮年，然而境遇大不相同：一个是正规军统帅，家世显赫；另一位却只是个卖草鞋的，虽说顶着中山靖王之后的牌子，可还是掩盖不住穷得丁当响的事实。
眼前的黄巾起事，把汉灵帝气得不行。
为什么呢？
从登基起，宦官们就成天在皇帝耳边说“党人”祸国欺君，可如今呢？在皇帝身边的宦官中，就有“太平道”的内应，更让皇帝生气的是，居然连“十常侍”中也有人参与造反！倒是被他们成天诋毁的“党人”，却没听说有一个参与了“太平道”的。这还了得？
当时的政治力量，分为三股：一股是宦官，一股是外戚，一股是党人。宦官已经证明是靠不住了，外戚虽然相对让皇帝放心些，但靠裙带关系谋来的高位，似乎还不能证明有相应的能力——能用的，就只剩下被禁锢的“党人”了。
所谓“党人”，都是当时一些有名望的清流人士，在朝野之间有很高的号召力。如最重要的“党人”李膺，当时人都以被他接见为荣，称之为“登龙门”；又如张俭，在“党锢”事件发生后，望门投止，四处逃亡，到处都有人肯冒着危险收留他——如孔融一家，竟争着为收留张俭领罪。《后汉书·张俭传》中称：“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在当年“党锢”最高潮时，连大名鼎鼎的度辽将军皇甫规，都因没能列名为“党人”，感到相当遗憾。
所以此时，皇甫规的侄儿皇甫嵩乘机向灵帝建议解除党禁，中常侍吕强也说：“党锢久积，人情怨愤，若不赦宥，轻与张角合谋，为变滋大，悔之无救。今请先诛左右贪浊者，大赦党人，料简刺史、二千石能否，则盗无不平矣。”灵帝遂在他们的建议下，诏天下解除党禁。这一决定，受到了天下人的拥护，从客观上为东汉政府平息黄巾起义，奠定了基础。
在解除党禁的之前，东汉政府还诏敕各州郡修备攻守器具，简练器械，于函谷、大谷、广成、伊阙、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八个关隘设置都尉，以拱卫京师洛阳。同时皇帝自己掏腰包筹措军费，并以西园厩马补充部队。
虽然已经摇摇欲坠，但东汉政府还远没有腐朽到不堪一击的地步。
三、从颍川到冀州
黄巾起义虽然声势浩大，但其力量相当分散，主要集中在冀州、颍川、南阳等三个地区，其他各部也只局限于本地。这就使得东汉政府有可能集中力量，各个击破。
从初期的混乱中回过神来的朝廷，以外戚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封慎侯，统率左右羽林、五营营士屯于都亭，以拱卫洛阳。
以卢植为北中郎将，北上冀州讨伐张角。
以北地太守，沙场宿将皇甫嵩为左中郎将，与右中郎将朱发五校，并三河骑士及招募精勇四万余人，共同讨伐离洛阳最近，对东汉政权威胁最大的颍川黄巾军波才部。
《后汉书》称皇甫嵩“温恤士卒，甚得众情，每军行顿止，须营幔修立，然后就舍帐。军士皆食，己乃尝饭。吏有因事受赂者，嵩更以钱物赐之，吏怀惭，或至自杀”，可见皇甫嵩是一位很得军心的统帅。
公元一八四年，即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四月中，皇甫嵩与朱联合进攻颍川黄巾军。一开始战事并不顺利，朱被波才军击败，皇甫嵩则退保长社。当时汉军兵力薄弱，而波才军声势浩大，皇甫嵩的部下都惶恐不安。
然而黄巾军毕竟缺乏军事经验，随即被皇甫嵩抓住了破绽。他冷静地对部下们说：“战斗的胜负，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兵法之奇变。你们看，黄巾军黄巾军虽然士气旺盛，但波才却缺乏军事常识，竟然在草丛旁建立营寨。如果趁月黑风高，半夜里放上一把火，敌军必定惊乱，这时候纵兵出击，必定获胜。”
于是皇甫嵩命令少数部下点燃火炬登城防守，给波才造成汉军主力忙于守城的假象。暗地里，他却组织精兵悄悄绕出包围圈外，纵火大呼，城中部队也击鼓出战，波才军大乱，四散奔走。这时恰逢被时人誉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骑都尉曹操奉命率军来援，朱也组织残兵合力围堵败逃的黄巾军，波才军被斩首数万人，几乎全军覆没。
这是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