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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真真假假“七杀碑”
张献忠占据成都后，遣使臣四出招地方官员和乡绅前往成都朝见他，并下令：百姓有敢于藏匿官员者，凌迟；乡绅有敢于不去朝见者，凌迟。
除了乡绅本人以外，其家属也一同被拘押前往成都，但这些人一到成都，即全家被杀害。
除此之外，张献忠还命令各地学官率领当地生员前往成都参加考试——学官的老婆也要率领生员们的老婆一块前往成都，据说是要参加点验。但这帮人也免不了悲惨的下场：男子一到便被杀害；妇女全数发往娼院，倍受侮辱之后，也被杀死。
据说，张献忠曾取出一面纵横各一丈的大黄旗，让生员们书写一个满幅的“帅”字，不但要有气势，还得一笔书就——谁能写得出，就可以不杀。
夹江生员王志道缚草为笔，以大缸贮墨，浸濡三日，提出直书，不爽毫厘。张献忠先生端详了半天，也觉得这字儿写得不错，实在没什么茬好找，只好改口说：“尔有才如此，他日图我者必尔也。”下令把这位王志道拉出去砍掉，祭他刚写好的大旗。
反正，是有理由要杀，没有理由创造理由也要杀。
这则故事，出自鲁迅先生推荐的青年必读书籍之一的《蜀碧》，这位王志道先生，正是《蜀碧》作者彭遵泗的外曾祖父，当年死的时候才二十七岁，其家人口耳相传的故事，还是值得相信的。
张献忠把官兵称为“毛贼”，有被俘虏的，就被捆起来投入沸水锅中，或者凌迟处死；官员则都被指斥为“贪官”，统统剥皮。如果负责行刑的刽子手手艺不够高，粘皮带肉的话，就换人把刽子手的皮也剥下来。
还有乡绅被石碾碾压成肉酱的。
张献忠的文华殿大学士严锡命，向他老人家上了个折子，说他老人家此前子嗣未广，主要是因为工作对象有问题：“皆由兵间所掠女子，不足以配圣德”，建议他重新娶个德才容貌兼备的老婆。目前有个现成人选，崇祯朝最后一个宰相陈演的小女儿，才德色俱全，似乎够资格当大西朝的皇后。
张献忠先生琢磨着这门婚事也不算太吃亏，就同意了。
过得几天，宫中忽然传出消息，说陈娘娘想要“斋僧”，通俗地说，就是想请和尚们吃顿斋饭，有时干脆发钱，算是行善积德兼炫耀排场的一种方法——这在当时的大户人家也是常有的事儿。
据说是大和尚赏银十两，小和尚六两。成都的和尚们乐得不得了——也不动脑子想想，张献忠的饭是好吃的么？
据说有些人趁机剃掉头发混入和尚队伍，还有行贿的——有小儿恳求和尚：“我愿剃度为沙弥，得六金，当以半谢！”到这一天，几万真假老少和尚入寺领钱，大兵们关闭寺门，每十个和尚用绳子穿一串，全被杀掉了。
蜀王府的宗室疏属多在灌县，张献忠发兵包围灌县，无论宗室细民，尽皆屠戮。
投降的官员是不是日子好过点呢？也不见得。
有位江鼎镇先生在张献忠朝廷里当礼部尚书，考试总裁，相当得意。逢迎春，张献忠问他老人家应该走哪个门妥当，这位江先生满腹经纶，脱口而出：“走东门。”可张献忠先生既然把国号定为“大西”，自然希望一切都带个“西”字儿，听见这个“东”就老大不乐意了，问他出于何典。江先生乐了，考典故啊，这个俺在行，“出《大明会典》”！
这把张献忠先生气个半死——敢情您老还知道有《大明会典》啊？当即下令把这家伙拖出去痛打一百军棍，江先生有位门生何某，愿意替先生代挨五十棍。结果，第二天师生两家一起被满门抄斩。
兵部尚书龚完敬更糟糕，以细故惹火了张献忠，堂堂国防部长，居然被剥皮。具体操作流程据说是这样的：先从被剥者的后脖颈开刀，顺背脊往下到肛门割一道缝，然后把皮肤往两侧慢慢撕裂，背部和两臂之间撕离开肉的皮肤连在一起，左右张开，有点像蝙蝠翅膀。这样被剥的人要等到一天多才能断气。剥皮是个非常细致、需要相当技巧和耐心的工作——操作者本身风险相当大，剥不好要把自己也填进去——如果被剥皮的人在工作完成之前，不巧自己吓死了，负责剥皮的人也要被别人剥皮。
据说孙可望曾好奇地问被剥皮的人感觉如何，对方说是“死得快活，浑身清凉！”颇有点金圣叹临死大口喝酒大呼痛快的味道。不过，按这种死法，痛则痛矣，快则未必，绝对谈不上“痛快”。
龚完敬先生被剥完皮之后，他的皮囊还得装上草，穿上平日穿的衣冠去游街示众。张献忠先生的逻辑是：“文官怕没人做耶！”
有位大西朝的夹江知县，想拍马屁，给张献忠送荔枝。但这位老兄不知怎么头脑发热，把荔枝核去掉，用盐渍上，以为这样可以保存得长久一些。张献忠大怒，命近臣王珂去宰掉这个笨蛋。其左右求情，说这位县太爷是个没见过荔枝的乡下人，虽然糊涂，但罪不至死，张点头，嗯，你们说得也对。随即发一道诏书：“王珂你回来，饶了夹江那个龟知县吧！”这道诏书后来落到资阳某人手中，到乾隆年间还在，这里录的是诏书原文，语言相当平实近人。
他还假称进行科举考试，要求地方官把读书人都送到成都来，不愿意来的押也得押送来。来了之后在大慈寺里点名，高于四尺的统统拉出去杀掉，他们遗留下的笔砚堆积如山。据说只有两个士子实在年纪太小，还达不到绳子的高度，被留下来当书记。其中一个小孩子叫做欧阳直，嘉定人，后被张献忠裹挟到川北，在张献忠被清军击败后他侥幸逃脱，和彭遵泗的叔祖是亲家，因此这桩暴行才得以流传至今。
据说张献忠还开招武举人，把候选人都撵到操场里，再撵出千余匹劣马，让备选武举们自己去找一匹骑上。然后，旁观的献军士兵齐声鼓噪，金鼓齐鸣，群马受惊，狂跃奔腾，马上的人都被摔下来踏为肉泥。
张献忠这样开科取士，搞过好几回，倒也不是回回都搞这么要命的恶作剧。
至少有一回，他正儿八经点了个状元张大受，文武双全，状貌奇伟，手下纷纷拍马屁，说我大西皇帝得一天下奇才。张献忠颇为高兴，赏赐这位状元公刀马金币，赐宴时心血来潮，又批准把桌上的金银器皿全赏给他。第二天一早，状元入朝谢恩，张献忠再赏宅第一座，美女十人，家丁二十人。再明天一早，状元又入朝谢恩，张献忠皱皱眉头，道：“这驴养的，咱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心上就爱得过不的。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教他再来见咱老子。”
结果这位状元先生，糊里糊涂地给宰掉了。
据说张献忠曾亲见天神对他说：“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他自己再加了两句：“鬼神明明，自思自量。”让所属州县刻石昭录，称之为“圣谕碑”，就碑文读来，确乎是劝诫的意味。但有些史料却又记载碑文为：“天以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将其称之为“七杀碑”。刻有这两种碑文的石碑，据说都有残留下来的，但究竟孰是孰非，却又成了历史的谜团。
“七杀碑”只是一个不知真假的传说，但当事人留下的亲身经历，却确确实实在向我们讲述历史的真相。
曾经闻名天下的蜀锦制造，也因明末这次大动乱而没落，只有孙可望留下了十三家织工，后来将他们带到了云南。所谓的云南“通海缎”，就是这些织工所传下的蜀锦遗孑。
六、大西政权的败亡
张献忠攻入成都的时候，清军已经入关四个月，李自成的大顺军尚在苦守山西，南京史可法、马士英等人奉立小福王监国，天下正在混乱中。
但张献忠没能抓住这几个月的宝贵时间，他虽然也建立了政权，但并没能夯实自己的统治基础，反而因为率性妄为，残忍嗜杀失尽了民心，也摧毁了自己统治的经济基础。
明朝残余力量因为他不留余地的杀降杀俘政策而被迫拼死抵抗，并与南明福王政权取得联系，获得了正统地位；地方上稍有些力量的强者，也总是试图反抗他。
纵观张献忠在四川的所作所为，我们只能说，他虽然在谋士们的劝导下，也曾一时心血来潮想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并在这方面迈出了脚步，但骨子里，他仍然只是个“流贼”，信奉的还是罗汝才式的流寇理论：“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专土为！”只会破坏，而不会建设。
张献忠在那个纷繁动乱的时代里，不是一个具有帝王风范的领袖。他最喜欢采用的手段就是杀人，而只会杀人的皇帝，老百姓是不喜欢的。
两千年曾有一段智者的对白。
天下恶乎定？
定于一。
孰能一之？
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张献忠显然不是个“不嗜杀人者”。
他也是牛金星所说的“势虽强，不过为他人驱除耳”！
张献忠攻陷重庆之后，随即向成都进军，并未留多少兵力守城。防守长江的明将曾英，尾随其后，于一六四五年初占领了重庆，川东溃散的明军士兵和难民纷纷归附他，重庆一时成为川东抵抗张献忠的旗帜。
对此，大西政权当然不能忍受。二月间，张献忠派刘文秀率兵三万再次攻打重庆，进抵合川，据多功城为营。多功城是南宋威抵抗蒙元而建的堡垒要塞，今属重庆渝北区。
十八日，刘文秀在此兵分两路，陆路攻佛图关，水路自嘉陵江而下，夹攻重庆。曾英得知情报后，先将老弱难民送往涪州，只留下精锐部队，准备与刘文秀决死一战。他以于大海防守嘉陵水路，在沙坪龙门设防，张天相防守佛图关陆路，并再三叮嘱这两路不得出战，任务是把刘文秀牢牢钳制住。
随后，他亲率五百轻骑兵，绕道潜出多功城。刘文秀轻敌，疏于防备，多功城被一举攻破，断了后路。曾英随即取大西军旗帜，沿嘉陵江急行，与于大海合击刘文秀主力于沙坪龙门。
当时的古战场，即在今重庆沙坪坝与石门之间一段江面上，江中有石矶两座，分水路为三，在此下游，还有数里长的鹅卵石滩涂伸入江中，在二月枯水季，与嘉陵南岸之间仅间隔数十米。
余大海以竹笼装卵石，沉入江中为堰，并以竹索、铁链横截南北，隔断嘉陵水路，自率水陆军在石矶和两岸设防抵抗。刘文秀至此后，顿兵不下。曾英遂伪装大西军，自背后突袭，于大海也趁机以水陆两路夹攻，刘文秀大败而逃，舰船损失殆尽。
曾英随即又挥师击败陆路大西军于亭溪。这是张献忠军自入川以来，遭受到的最大失败。
自成都逃出的参将杨展，也收集旧部数千人，于三月初六，自永宁攻叙州，以守备马应试偏师夜渡雪滩头，次日晨与大西军战于南岸，生擒两千余人，大西军溺死无数，南明军取得了又一次胜利。
但杨展随即被张献忠派来的孙可望击败，退到鱼腹关自守。
张献忠的处境也逐渐开始不妙起来。李自成在清军多铎的进攻下，放弃西安南下进入湖广。四月间，李自成留在陕北的部队在李过、高一功率领下，放弃延安、榆林南下，自川东北南下湖广追赶李自成主力，这支部队一路攻陷川东北太平、东乡、达州、夔州、新宁等处，大西政权的东北方门户洞开。
此时张献忠更加暴躁，遣兵四出屠戮，称之为“草杀”，作放弃四川的准备。
保宁等大城市相继被屠城，成都市民也被有计划地分批屠杀，大西军以人手验功，在验功的地方，人手堆积如山。甚至有些大西军的将士，因为实在不忍心下手，干脆自己自缢身亡或逃走。张献忠的总兵温自让率百余骑兵逃跑，其全家被杀，温有个小儿子，粉白可爱，张献忠在孩子周身烙上万字符，称为“锦孩儿”。都督张君用、王明等数十人，都因为杀人少，遭剥皮而死，全家被屠。
被派出担任“草杀”任务的各路部队，都不敢把杀人数据报得太低，为了让张献忠高兴，大兴浮夸风。孙可望报杀男子五千五百八十余万，杀女子九千二百万；刘文秀报杀男子九千五百六十余万，女子八千八百万；李定国报杀男子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万；艾能奇报杀男子七千六百余万，女子八千八百九十六万……累计数约六亿八千万人。
所以清人编撰的《明史·流寇志》说大西军，“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个数据显然是浮夸的，但浮夸的根源，还不在于清人，而在于大西军上下因畏惧张献忠而编造的数据。后世所谓清人“诬蔑”张献忠之说，多把这个数据拿出来为例，认为当时四川不可能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并进而推论连“张献忠屠四川”都是清人的栽赃。
编《明史》的张廷玉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老臣，毋庸置疑，在感情上当然会有所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