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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未来的卫星城，此时正经受血与火的洗礼！西昌战役结束，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被消灭！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卢汉等人的起义，使蒋介石陷入极度的不安之中。他在大陆、在成都，哪怕是多呆一分钟，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大陆如此广袤的疆土，已找不到蒋介石安身的一寸土地。
12月8日上午，向来深居简出、讨厌记者的蒋介石，在励志社会议大厅，搞了个“中华民国总统”的盛大记者招待会。
蒋介石一上台，就向大家宣布了从来不可能事前宣布的重大新闻：“诸位，我在此郑重宣布，并借诸报端昭告全国人民，中正将于今晚离蓉飞台，去草山主持革命实践学院。。”在大陆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的蒋介石，此时依然侃侃而谈：“我早说过，共产党打不垮我们，打垮我们的是我们自己。1936年，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让共产党起死回生。八年抗战，是日本人帮了共产党的大忙。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浴血抗战，而共产党游而不击，抢占地盘，扩充武力，养精蓄锐。抗战胜利，共产党又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政府迫不得已，忍痛勘乱。在四年的时间里，党国阵营里出了多少见利忘义、背叛党国的不屑之徒。远的不说，眼前就有云南的卢汉、四川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还有郭汝槐。。”说到这里，他表情十分痛苦。“是他们出卖了党国。毫不讳言，是他们的叛变，使我们精心策划的‘川西决战’流产了！”“要战胜共产党，就要建设起一支不为做官，而愿毕生从事三民主义的干部队伍。我们的党已失去了灵魂。必须重振国民党！为此，我们在台北草山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由我亲自主持校政。以后党国干部需轮流送去学习、训练。这个学院能否办好，关系到党国能否新生，最终实现勘乱救国的大计。
中正去台后，西南反共之重担，军事上借重胡宗南长官，行政上仰仗于王陵基主席。诸位！”蒋介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现在虽然形势维艰，但政府还不是毫无办法。请诸君记着我在抗战时就说过的话‘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失败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失败。’成都万一不保，我们还有西昌反共基地。几十万国军精锐之师可以在凉山与共军周旋。我们已作了妥善安排。只要我们在大陆上再坚持三个月，就会出现转机。而坚持三个月对于我们是决无问题的。诸位，历史上不乏虽经百厥九死一生而最终挽狂澜于既倒之事实。中正深信，时间和事实终将证明，一个浸润、继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民党，在与苏俄支使的中共的斗争中必将取得彻底胜利！”得知蒋介石要溜的消息，中共成都“临工委”，立即派出了早已精心准备刺杀蒋介石的“敢死队”。这个“敢死队”，就是王陵基非常欣赏的，成都自卫总队队长乔曾希精心训练出来的那支“敢死队”。用这支部队刺杀蒋介石，这恐怕是王陵基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
成都有凤凰和新津两个军用飞机场，“临工委”不知道蒋介石的车队去往哪个飞机场，只好将这支200人的“敢死队”分为两路行动，埋伏在去凤凰山机场和新津机场的险要处，准备在蒋介石的车队来时，实施突袭。
在去往飞机场的路上，还有一支部队也在等着蒋介石车队的到来。这支部队就是刘文辉部二十四军的董旭坤团，在得到中共成都“临工委”提供的紧急消息后，董即率2000人的队伍，趁夜埋伏在诸葛武侯词，占领所有制高点，把机枪对准了公路。
上半夜，整个成都死一般的寂静。子夜刚过，成都中央军校的两扇大铁门突然洞开。随即鱼贯而出一队钢铁长列：15辆坦克车昂起炮筒在前面开路；坦克之后，紧跟着足足有几里长的百多辆十轮大卡车队，车上坐满了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胡宗南部队；在钢铁长列中间，是几辆豪华型轿车，其中一辆是流线型防弹高级轿车——委员长的专车；钢铁长列的最后，是15辆装甲车压阵。
整整六个团的主力部队保护着蒋介石向城南方向疾驰而去！
车队卷过东城根街，卷过了南大街，来到了武侯祠。但还没等董旭坤团发动进攻，好象预先计划好了似的，车队立即从四面把武侯祠团团围住，在前面的15辆坦克猛烈开炮，强大的火力一股脑儿向武侯祠泼去。
董团英勇还击，但很快被敌人的火力所淹没。不到半个时辰，武侯祠枪炮声渐止。车队重整队形，开上川藏公路，向新津机场方向呼啸而去。
正当新津机场可望，胡宗南庆幸护送任务完成时，突然，猛烈的子弹从右边河滩上暴风雨般狂扫而来。这是中共成都“临工委”率领的“敢死队”。
车队赶紧组织还击。瞬时，坦克车、装甲车、机枪、冲锋枪、卡宾枪。。
六个团的的火力一齐向河滩、芦苇丛猛烈射击。但此时，“敢死队”早已无影无踪。护送委员长的军队开进了重兵把守的新津机场。
机场灯光忽然暗淡下来。影影绰绰中，只见委员长的座车门打开，委员长下了车。他着一身戎装，披着黑斗篷，军帽的帽檐压得很低。蒋快步登上舷梯，身后似乎还跟着蒋经国、曹圣芳，鱼贯进入早已发动了的“中美”号专机。关上舱门，搬上舷梯，飞机起飞，很快消失在夜空。。
与此同时，在机场深处突然“轰轰”两声巨响。这是特务们奉蒋介石之命，将500Q吨无法带走的飞行器材全部炸毁。
“号外，号外，看蒋委员长离蓉赴台！”“号外，号外，看中共地下武装突袭委员长车队！”整个成都，人声鼎沸，600多条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在抢购“号外！”其实蒋介石并没有走，昨晚的离蓉赴台以及上午的盛大记者招待会，都是蒋介石放的烟幕！
此时，蒋介石正在成都猛追湾的公馆里。
现在，更证明，一切尽在他意料之中，昨夜的行动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借机拔掉了刘文辉安在武侯祠内的“董团”，算是出了口恶气；更重要的是将中共的注意力引开了去——他确信，他在成都期间，中共地下武装力量一直没有停止过“谋杀”他的准备和努力。这下他可以放心地走了。
12月10日黎明，三辆一模一样的豪华型“克拉克”流线型轿车，从北较场后大门悄悄溜出，转弯，上街，然后开足马力，向凤凰山机场飞驰而去。
在三辆车中，中间的是辆防弹车，里面坐着蒋介石。在三辆“克拉克”的后边，有一个不很大的轿车队，远远地追随着。
蒋介石到达凤凰机场时，“中美号”专机已经发动。稍事休息，蒋的高级幕僚陶希圣、谷正纲、沈昌焕、曹圣芬先后登机。
蒋介石最后一个登上飞机，站在机舱门口，向飞机下的胡宗南、王陵基摇了摇手，忧伤地进了机舱。
“起飞！”蒋经国下令。
“中美”号专机在跑道上滑动加速，然后呼啸着腾空而起。朝着东南方向飞去。
四个小时以后，“中美”号专机飞出了茫茫的中国大陆。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终于被“赶到了一群小岛上去。”历史在这里打上了一个庄严的句号。
正当蒋介石企图在成都及其地区作困兽斗时，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迅速向成都逼近。
至12月20日，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五兵团，解放了乐山、彭山、邛崃、大邑等城，切断了国民党军队向西的退路。至此，对胡宗南集团构成了东、南、西三面包围，拉开了成都战役的序幕。
在二野三、五兵团向成都挺进的同时，北面的解放军十八兵团和第七军，在秦岭地区完成了抑留胡宗南的任务后，于12月7日，兵分三路，对胡宗南部队追击南下，形成对该军之南北钳攻形势。右路：第六十二军（军长刘忠、政委鲁瑞林），攻占武都，国民党军第一一九军于11日宣布起义。随即六十二军沿着三国魏将邓艾入川灭蜀的路线，进占入川要冲碧口，渡过白龙江，翻越摩天岭，18日解放青川，直逼江油，进入川西平原。左路：第六十一军（军长韦杰、政委徐子荣），翻越大巴山主峰天池子，以日行50公里的速度前进，边战边追，解放巴中。中路：第六十军（军长张祖谅、政委袁子钦）
及第七军（军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一部，沿川陕公路追击，过关斩将，直逼绵阳。
到21日，第十八兵团三路大军，在川北地区歼灭胡宗南部第十七军、第七十六军、新五军、新七军等部，迫使孙元良部之第一二七军投诚。至此，胡宗南集团余部及川境其它各路敌军数十万人，全部被南北解放军大军包围于成都地区，成了瓮中之鳖。
在我各路大军完成对胡宗南残匪的包围以后，21日，刘、邓首长又给第三、第五乒团发出重要指示：1。我十二军已占邛崃，至此，胡匪向康、滇逃窜之路业已截断，势必依托成都周围作困兽之斗。我军追击阶段业已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消灭，严防轻敌乱碰。
须知敌尚有反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尔后各军应就现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集火力，鼓励士气，瓦解敌军。要特别加强对敌作精密的技术侦察，提出你们的作战意见。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办法。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十一军攻新津（敌人有一、二十七、三十六、六十五等四个军番号），既无十分把握，即应停止攻击，免伤部队元气，至要。
2。为使各军密切协同，决定由杨勇、杜义德两同志统一指挥三、五兵团共五个军，并望杨（勇）潘（焱）即率兵团指挥机构，赶赴杜义德处会合，并召集各军首长开会，提出作战方案，报告我们批准施行。
在刘、邓发布准备围歼成都地区残敌的命令的同一天，胡宗南在新津召集第五、第十八两兵团的军长以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与会者有20余人，个个愁眉苦脸，精神沮丧，或则相对苦笑，不作一言，或则埋头抽烟，会场气氛异常沉重。
在这个会议上，胡宗南除了鼓励部属在成都进行负隅顽抗外，着重研究了向西撤退的问题。面对解放军大军压境，胡部残匪已是瓮中之鳖的险恶形势，胡宗南的傲气也不见了，垂头丧气地坐在桌旁说道：“不言而喻，我们现在的处境十分险恶，但战也是死，不战也是死，我们不能作领袖的逆臣，而是要作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现在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打出去，打到西昌去。到了西昌就有办法。在那里，以云南、缅甸为靠背，进可攻，退可守，不然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关于西退的办法，胡宗南让他的参谋长罗列向大家交待，罗列说：“胡长官的意见，我们应先向东打，在适当时机再向西进。第五兵团在简阳以西攻击前进，十八兵团在简阳以东攻击前进，把共军的兵力吸引之后，立即向西撤退。”声东击西，本是兵家致胜的妙计，但对此时成都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来说，这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妙着。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现在四面都是解放军重兵，逃向西昌要走十多天的路程，解放军岂能让我们一走了之？沿途尽是荒山野岭，没有后勤，最后必被解放军生擒。
虽然李振在胡宗南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会议一结束，便找他的参谋长商量后路。李振说：“共产党虽然很难打交道，但眼前是唯一的生路了。为国家保存点元气，为百姓减少些损失，为双方减少伤亡，还是照北平的办法，部队集中在成都，一方面构筑工事，一方面派人与刘伯承和谈，不成功，就与成都共存亡。”十八兵团参谋长何沧浪，对李振的意见基本倾向是支持的，但该兵团有的军长反对。
胡宗南在蒋介石走后，在成都也就多呆了十几天。
早在各路大军把成都包围的12月19日，曾多次向蒋介石拍着胸脯要“死守成都”的胡宗南，并不愿死在成都，向蒋介石急电要求撤退：（一）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高级人员以及主要职员，带同重要文卷档案及电台等，乘飞机往西昌；（二）集中兵力往雅安、蓑衣岭和雷（波）马（边）屏（山）
峨（边）地区三个方向突围，目标是雅安、西昌、泸定及雷波。
胡宗南要弃成都而逃的电报，蒋介石一直拖到第三天，才回电：要胡宗南率部突围，并准派20架运输机运送逃往西昌的人员。
蒋介石给胡宗南的电令是“率部突围”，胡宗南对这四个字的含义是清楚的。但他更清楚这“率部突围”对于他来说会意味着什么。他开完紧急会议的次日，即12月23日，对部属连个招呼也没打，便高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