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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外交政策问题。因国民党内有人认为：必须做到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并设法要打开中苏僵局，国内才能够团结安定，蒋对这种意见说：“这也可以。”又一再说，对于中日问题不能忽视，必须与日本亲善合作。不过认为怕还很难做得到。
五、关于特殊建制的问题。他们对蒋说，有人建议，蒋今后对国民党领导的方针，该重新考虑考虑。认为他应该放弃和中共做军事斗争的企图，而移作政治方面的努力。在保有的若干省份中，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争取人民对国民党的同情及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至于今后国家的体制，当然是实行多党体制，所以国民党可能是一时执政，一时在野，不能再存有由国民党一党专政、或由国民党作主体来执政的观念。持这种意见的人还认为：“实行政治民主化，实行多党的民主政治，才是今后中国政治的正确走向。”蒋听了这些意见后说：“恐怕共产党不愿意，我们也不容易做得到。”为了叫李宗仁安心，蒋介石还表示：他必极力支持李宗仁。李宗仁所负的责任，也就是他的成败。说得冠冕堂皇，大有披肝沥胆之态。又说他不会再度出山，一生都不会。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却表演得维妙维肖。
张治中在溪口盘桓数日返回南京。蒋介石相当满意，自他下野后，逼他出国的最强劲的冲击彼，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他所击碎。
李宗仁南京政府经过一阵紧锣密鼓地准备，前后举行四次正式会议，关于对国共和谈，作出了如下决定：一、为会商和谈的便利，建议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改在南京开会（因为其时该会已迁往广州——作者注）。
二、为指导和淡事宜，请李代总统，何院长，并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联席会议公推委员3人，共同组成指导委员会。
三、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谈八项条件为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
南京政府又把这几次会议所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了一个腹案，作为南京和谈代表团到北平和中共和谈的依据，其全文如下：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一、双方既确认和平商谈解决国事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征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之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的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签订之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唯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既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开始商谈之前，就地停战，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以上九项仅系商谈之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又其内容亦仅为我方让步之原则性限度，商谈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求核夺。
南京国防部对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是：
一、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绥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
二、共军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国军海空军立即停止海上与空中之攻击行动，但空军之侦察及空中之输送补给，海军之江海巡逻及对各海港之输送补给，不受限制。又国军为防卫长江及海上之袭击，如发现共军集结渡江材料及运兵船队时，得采取自卫行动。
四、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意宣传。
五、双方对于间谍之防范及维护后方秩序之一切行动，不受限制。
六、为免除误会与冲突，除另有协议者外，双方第一线交通之恢复，应俟另行协议，在停战期间暂不开放。
七、关于双方俘虏之交换，另行协议。
虽然国共双方的代表还没见面，谈判还没有开始，但它已是要注定失败的一次谈判。
司徒雷登后来曾悻悻地说：从4月1日开始的和平谈判，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愚人节”的笑话。但是，只要谁看过上面那些南京方面为谈判所准备的材料，亦即连这位美国大使当时也明白的材料，也就知道：这场笑话，是美、蒋、李所共同炮制的。但并不是中共把他们当作愚人，而是他们把中共看作愚人了。
张治中在率南京政府代表团赴北平之前，和屈武怀揣南京政府的“腹案”，又赶去溪口，征求了蒋介石这位“普通国民”的意见。
在张治中这次“溪口之行”中，蒋介石对“腹案”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只是阴阳怪气地说：“文白，你这次的任务很艰苦，要当心哪！”言毕，再不谈“腹案”的事。
这一日蒋介石仍是优礼有加。临别前，他陪着张治中顺着蒋母道，从山径上走下来，沿着公路一路走去，一直把张治中、屈武送到溪口。临别之际，又表白似地说道：“文白，你知道，我是愿意和平的，愿意终老家乡的。”张治中见蒋介石精神比较愉快，为了不虚此行，紧接着蒋介石的话说道：“总裁这句话对和谈很有帮助，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不知愿意在报端发表否？”蒋介石想了想，又是阴阳怪气地说道：“你斟酌吧。”这话说得虽然模棱两可，但并没有反对，张治中深深地出了一口气，深感此行目的已经达到。
张治中回到南京，立即发表了蒋介石的讲话。和谈仿佛得到了保证和鼓励，倡和气氛迅速热烈起来。次日，张治中应邀到立法院讲演，他的和平演说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这是自国民党行宪以来，在立法院中从未有过的热情场面。面对观众的热烈情绪，却使张治中心中更加苦闷，他不得不在此时极力去主和，去劝说更多的人赞成和谈。但同时，他的心里也异常清楚，此次和谈实在是凶多吉少。
下面一段话，是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记录下的他与上海《新闻报》记者俞树立的谈话。表明了他当时的真实心境：俞问：“看来，当前确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您的看法怎样？”
“。。是的，当前形势十分险恶。”“您看，现在才谈和，是否迟了些？”“太迟了，从抗战胜利后，我就无数次地口头和书面向蒋总统进言，极力主张和谈，未蒙采纳。去年6月在西安，11月在南京，两次向他痛切陈词，还是没能说服他。他一再说：‘我现在不能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您看和的可能性怎样？”“您知道，我是一生主和的人，对国内和平有着痴心梦想，但是当前形势太险恶了，我只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您对中共怎样估计？”“形势太险恶了，我们很少有回旋的余地。中共的态度，从八项基础条件可以窥见一斑。我们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了！”张治中已断定，国民党已到风烛残年。战也罢，和也罢，要想挽回颓势已是不可能的了。
极端苦闷的张治中看到这种险恶的形势，他呼喊：“既然一定失败，便快些失败吧！”4月1日，张治中怀着极端矛盾而痛苦的心情，率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前赴北平，临行前在机场发表谈话，说：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是我们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旨意，以最大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期望。甚望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们，随时给我们指导、督促和支持。
尽管历史注定，这将是一场徒劳无功的谈判，然而由于各方的需要，还是如期举行了。思前想后，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颇滑稽也颇耐人玩味的一幕。
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于下午3时飞抵北平。中共派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人在机场迎接。
据后来南京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回忆说，当他们走下飞机时，中共没有一个要人在机场迎接，机场上冷冷清清，正好与4月的北京天气相吻合，让人感到阵阵寒意扑面而来，真正体会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滋味。想当初，当年张治中往延安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中共各要人均在机场欢迎。大有彼一时，此一时的没落之感。
其实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埋怨是毫无道理的，他们忘记了他们的政府，在重庆欢迎毛泽东的情景了。
在南京政府和谈比表团飞抵北平的当晚，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盛宴招待了南京一行人员。
中共最初打算把南京代表团安排到风景优美的颐和园去住，后来考虑到交通上的不便，而把他们安排在六国饭店，南京代表团在整个谈判期间，一直住在这里。
在南京代表团到达北平的第四天，即4月4日，双方和谈还未正式开始，中共为了给南京政府的美梦泼点儿冷水，给代表团的成员指明一条正确的谈判道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说：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效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订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效军总是要前进的。。。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当时在南京对“划江而治”充满幻想的李宗仁，也看到了这篇文章，到此时，才彻底绝了他一心一意再做“南朝”君王的梦。
4月7日，李宗仁抱着再试一试的侥幸心态，通过南京代表团致电毛泽东，称：“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恻之忧，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莅平，协议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件为基础。宗仁剽于战祸之残酷，苍生之惟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恢，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衣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它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唯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捆，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阳印。”从李宗仁的这封电报看，“悱恻”之情，溢于言表，但其实仍心怀叵测。
电文中称，“如所谓战犯者”，“一身”受之而不辞。真意是不愿接受此项条件。毛泽东在4月4日《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中，在第一段文字中连续三次使用“战犯集团”词语，发动内战，使数百万中华男儿死于战祸，决非“一身”所能为的，它是一个阶级的集团，对此是不能迁就姑息的。李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实为本阶级开脱发动内战之罪责。
电文中还称，“世界风云，日益诡谲”，这分明是在恫吓。把美国人当作救命稻草，蒋、李如出一辙。他们都把挽救他们最后失败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最好是美国能以军事力量直接干涉解放军渡江，他们幻想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来挽救他们，他们也极力宣扬一种论调：说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