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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戴电云：
“北京大总统钧鉴：华密。自筹安会发生，演成国变，纪钢废坠，根本动摇，驯至五国警告迭来，辱国已甚，人心惶骇，祸乱潜滋。锷到东以后，曾切词披布腹心，未蒙采纳。弥月以来，周历南北，痛心召侮，无地不然。顷问抵滇，舆情尤为愤激，适见唐将军、任巡按使漾日电陈，吁请取消帝制，惩办元凶，足征人心大同，全国一致。锷等辱承恩礼，感切私衷，用敢再效款款之愚，为最后之忠告。伏乞大总统于滇将军、巡按使所陈各节，迅予照准，立将段芝贵诸人明正典刑，并发命令永除帝制。如天之福，我国家其永赖之。否则土崩之祸即在目前。噬脐之悔，云何能及。痛哭陈词，屏息待命。锷、戡同叩。”
袁世凯在接到云南方面哀的美敦电后，故意装聋作傻，他这时并没有把云南当作一个足以威胁他的力量，本来云南僻处边隅，一省之力，较之国民党二次革命时四省反袁的联合力量小得多了，当年四省反袁，袁出动北洋军一举讨平，如今跳梁小丑，一定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平定。不过他这时并不想用兵，所以他请英国公使朱尔典致电云南英国领事葛夫，要葛夫透过私人关系，劝告唐、蔡收回这个抗议。葛夫找到了他的好友丁怀瑾，想请丁劝告唐、蔡。怎知丁氏却义正辞严地答复葛夫说：“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我个人也热烈赞成的，阁下错了，没有一个中国人会接受阁下的劝告。”葛夫碰了一个大钉子，满面涨得通红，嗫嚅地说：“好的，好的，我收回我的提议，愿上帝保佑阁下。”
袁世凯除了透过英国外交及暗中进行说服，同时命政事堂给云南一个复电，首先列举唐继尧以前劝进的各电，然后说：“事隔三日，背驰万里，本堂不信贵处有此极端反复之电，想系他人捏造，未便转呈。”
袁一生玩弄人，这次却被蔡锷和唐继尧愚弄了一次，蔡在北京劝进，借小凤仙诗酒风流，而逃出虎口；唐在云南通电劝进，暗中却积极布置反帝反袁。
在云南护国起义前，蔡、唐都不愿首先撕破了脸，又怕各省以为云南一省有野心，所以当北京统率处以及各省给蔡、唐来电，劝勿激进时，他们均分别复电，心平气和地分析袁氏帝制之不当，和反袁帝制的不得已，下面就是这些复电——
蔡锷复北京统率处电：
“北京统率办事处公鉴：处密。漾、敬电并悉。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可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以东海、范孙、仲仁、诸公之忠告，尚不见纳，我辈宁有建言之余地？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出都以来，薄游日本，取道沪、港入滇，耳目所接，群有易丧偕亡之感。人心如此，为在京时所不及料。比者，京外正人君子明辞暗逃，避之若浼。而有力者大都各严戒备，伺隙而动，事实已然。并非造谣。乱机四伏，其何能国。至外人处心积虑，确以警告为干涉之张本，勿论如何措词，只可以愚黔首，不足以欺外人。主峰纵极万能，将来之帝制，求得如石敬塘、张邦昌而止。外审邦交，内察舆情，种种危险，皆自称帝之一念召之。眷言前途，哭不成声。主峰待锷，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若乘此时放下屠刀，则国人轸念前功，岂复忍为已甚。胡尔泰暮年生涯，犹享国人之颐养。主峰以垂暮之年，可已则已。又何必为儿孙冒天下之大不韪。君子爱人以德，拳拳数言，所以报也。若乃疑非实情，执意不回，则不同为谋。实所不敢。锷为公义所驱，不复能兼顾私情矣。豪杰并起，勉从其后，卫此民国，死生以之。临电涕零，惟赐鉴察，转呈示复。蔡锷叩。沁。印。”
唐继尧复安庆等省电：
“分送安庆、浙江、河南、山西、福州、吉林、上海、齐齐哈尔、张家口（中略）鉴：华密。赐电敬悉。惧左右不察，谓尧等前电系出胁迫，或别有原因，敢掬血诚再尘清听。君主民主本无绝对美恶可言，尧等亦非有憾于袁氏也。惟职此之故，致国家主权丧失殆尽，则尧等尚有天良，万难承认。此次筹安会发生之离奇，事务局选举法之乖谬，段、梁等种种密电之舞弊，诸公同处局中，更何讳饰。则主张帝制之是否民意？自不待言。如谓前此何以不言，则如黎、段、徐诸公皆海内人望，袁氏故人，言之无效，且得罪矣。尧等言之，徒取戾耳。如谓前已赞成，何复反对，则袁氏不惮弁髦《约法》，背弃誓言，尧等此举更何足异。且前此亦欲以全体赞成，俾袁氏少全颜面，仍徐冀其警觉，还自取消，庶对内对外威信不致全坠。此区区之意，而不意袁氏之悍然不顾，终出此下策也。至谓外交困难，近将解决，万非事实。关五国干涉，宁苟而已。某国处心积虑，尤为昭揭。但不惜牺牲一切权利，悉听要求，则何不可解决者。特不知国体解决后，我国民尚有死所否耳。要之，袁氏一意倒行，国亡已决，尧等今日亦是死中求活，微幸万一。且借以风示外人，使知吾国人心未死，冀少戢其野心。至成败利钝，非所敢知，是在我全体国民之自决而已。我公洞明大局，于国家存亡之故，计之已熟。袁氏难共忧患，亦所深知。贤如芝泉，甘为鹰犬如赵智庵、王治馨结果如斯，可为殷鉴。我公宁忍自绝生机，张其凶焰，惟乞始终为国不尽百一。翘盼明示。继尧叩。佥。”
唐继尧复徐州张勋电：
“（前略）宥电敬悉，危言高谊，感佩同深。此次袁氏罔民误国，对内对外，威信全坠。听其所为，则种奴国亡，必无幸理。故各省主张反对，大致略同，都非得已。滇黔穷僻，尧等材复弩下，以抗袁氏，明知卵石不敌，区区之意，特为诸公负驽前驱。亦恃人心不死，当能鼓桴相应耳。夫在我辈推翻专制，改建共和，本为安定国家，可告无罪于清室。若乃食言背誓，帝制自为，微论外侮内阋，无以为国。即我辈对于清室，已忉忖无可自解。我公眷怀故君，久而弥誓，纯忠大节，海内昭然。今袁氏置国家于至危，复陷我辈于不义。下走所由偾兴，度亦从者所深恶也。且袁氏何常之有，黎、段诸公宣力效忠，可谓甚至，而拘囚窘辱，尚未知命在何时，鸟尽弓箭，古今同慨！时至今日，公犹不知所自外乎？尊处控制江淮，锁钥南北，更得我公登高一呼，必能使海内景从，中外倾听，举足轻重，立判存亡。凡此哓哓，要非过计。惟乞亮察，不禁屏营。继尧叩。印。”
唐继尧复武昌王占元等电：
“火急（中略）有电敬悉，矢志救国，人同此心。惟中华民国之人，应救中华民国，圣人复生，不易斯言。袁氏谋覆民国，在《约法》为叛逆。若云民意，则国民投票，挟诈弄术，纯由造作，是否民意，个中人何必自欺。前勉徇乱命，举行投票，乃通电劝进，并非有意从逆，徒以袁氏多诈，故姑与委蛇，以稔其恶，而速其亡耳！幸勿误会，谓系中变。此心此理各省皆同。帝制问题发生以来，人心皇皇，怨讟蜂起，工商辍业，市肆夕惊。京外正人君子，引避逃亡，朝署为空。此种情彩，有目共睹，人心瓦解，此岂谣言。而况五国警告，至再至三，干涉之机括已露，搪塞之空言何补。不自敛抑，恐石敬塘，张邦昌之故事，行再见于今日。内审舆情，外察邦交，乱象败征，不寒而栗。继尧等中夜彷徨，以为逆谋不戢，必不免于危亡。是用联合各省，仗义执言，问罪独夫，改造政府。各省军民长官，皆国家之栋梁，非袁门之鹰犬，现已往返筹商，各发戒备，云从景合，指顾可期。而公热忱爱国，洞察时局，较顺逆之迹，计胜败之情，幸即早决大疑，同申义愤，据左右轻重之形势，树南北继起之风声。使袁氏慑威早遁，大局易于收拾，则再造民国，谁与比烈。若或坐昧全局，眷念私情，不顾众叛亲离，甘为权驱术使，微论众矢所集，已有曲直老壮之分，即能久于相持，亦徒重生灵涂炭之祸，贻强邻渔人之利而已。况袁氏不仁，以赵智庵、段芝泉、冯华甫之服勤效忠，今竟何如者？好以赤心奉袁，恐两公他日不免东门黄犬之叹会。为国为己，两公幸熟权之！唐继尧叩。”
七十九、云南护国起义
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乃通电全国，反对帝制，宣布云南独立。唐、蔡、李并在各界大会上发表演说，宣布独立的意义，会后高呼口号，有“誓与民国同生死，誓与四万万同胞共生死，拥护共和，反对帝制，中华民国万岁。”
唐继尧、蔡锷、李烈钧12月25日通电全文如下：
“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都统、镇守使、师长、旅长、团长、各道尹、各知事、各学会、各商会、各学校、各报馆公鉴：天祸中国，元首谋逆，蔑弃《约法》，背食誓言，拂逆舆情，自为帝制，率召外侮，警告迭来，干涉之形既成，保护之局将定。尧等忝列司存，与国休戚，不忍艰难缔造之邦，从此瀹胥。更惧绳继神明之胄，夷为皂圉。连日致电袁逆，劝戢野心，更要求惩治罪魁，以谢天下。所有原电近经通告，想承鉴察。何图彼昏，曾不悔过，狡拒忠告，益煽逆谋。大总统者民国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逆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格。尧等身受国恩，义不从贼。今已严拒伪命，奠定滇黔诸地方，为国婴守。并檄四方，声罪致讨，露布之文，别电尘鉴。更有数言涕泣以陈麾下者：阋墙之祸，在家庭为大变，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祥。尧等夙爱平和，岂有乐于兹役。徒以袁逆，内罔吾民，多欺列国，有兹干涉，既濒危亡。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尧等今与军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望凡食民国之禄，事民国之事者，咸激发天良，申兹大义。若犹观望，或持异同，则事势所趋，亦略可豫测。尧等志同填海，力等戴山，力征经营，固非始愿，所在以一敌八，抑亦智者不为。麾下若忍于旁观，尧等亦何能相强。然量麾下之力，亦未必能摧此土之坚，即原麾下之心又岂必欲夺匹夫之志，苟长此相持，迁延岁月，则鹬蚌之利，真归于渔人。而萁豆之煎，空悲于车乐。言念及此，痛哭何云。而尧等则与民国共死生，麾下则犹为独夫作鹰犬，坐此执持，至于亡国，科其罪责，必有所归矣。今若同申义愤，相应鼓桴，所拥护者为固有之民国，匕鬯不惊；所驱除者为叛国之一夫，天人同庆。造福作孽，在一念之微；保国覆宗，待举足之轻重。敢布腹心，惟麾下实利图之。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任可澄、刘显世、戴戡及军政全体同叩。有。印。”
27日中午，唐继尧亲至云南省议会宣布独立。于是云南起义，拥护共和的伟大圣战正式揭幕。
云南宣布独立后，即成立军政府，当时讨论组织都督府时，大家决定仿照辛亥革命时的武昌军政府形式，推举一位都督，又推举一位总司令，那时候黎元洪是都督，黄兴是总司令。而云南护国军政府蔡、唐二公则互相推让，最后由于蔡锷的坚持，终于推举唐继尧为都督。
云南都督府成立后，唐继尧聘请前巡按使任可澄，前山东提学使陈荣昌为参赞。前国会议员赵藩、袁嘉穀及张耀曾等为参议。派由云龙为秘书厅长。派张子贞为参谋厅长。派庾恩肠为军政厅长。派陈廷策为民政厅长。派丁光冠为司法厅长。派陈钧为财政厅长兼盐运使。同时提出四项主张：
（一）与全国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于中国；
（二）划定中央地方权限，俾各省民力能有自由之发展；
（三）建设名实相符的立宪政体，以适应世界潮流；
（四）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之致格。
同时申誓四点：
（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利思想悉予刬除；
（二）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材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以地域观念，自启分裂；
（三）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融消，绝无偏倚；
（四）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以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限。
自12月25日云南独立的消息到了北京后，袁的忿怒到了极点，他亦了解云南地理环境特殊，自己称帝后众叛亲离，这次用兵一定不似二次革命时那么容易对付。但他又必需用强硬手段对付，因此于12月29日下令褫免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的官爵，原令如下：
“（前略）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嗣经请假出洋就医，何以潜赴云南，诪张为幻，反复之尤，当不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