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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第1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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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袁前大总统钧鉴:前接冯上将军通电,吁请我公敝屣尊荣,诚见我公本有为国牺牲之宣言,信我公之深,爱我公之挚,以有此电,循环三复,怦怦动心。国事棘矣,祸机丛伏,乃如万箭在弦,触机即发,非可以武力争也。武力之势力,可以与武力相抗,今兹之努力,乃起于无丝毫武力之人心,军兴以来,遍国中人,直接间接,积极消极,殆无一不为我公之梗阻。芗铭武人,初不知人心之势力,乃至于此。即我公亦或未知其势力之遽至于此。既已至此,靖人心而全末路,实别无他术出乎敝屣尊荣之上。我公所谓为国牺牲者,今犹及为之。及今不图,则我公与国家同牺牲耳!议者谓我公方借善后之说,以为延宕之计。诚不免妄测高深,顾我公一日不退,即大局一日不安,现状已不能维持,更无善后之可言。湘省军民士气久已激昂。至南京会议,迄无结果,和平希望,遥遥无期。军民愤慨无可再抑。兹于二十九日已徇绅商军民之请,宣布独立,与滇、黔、桂、粤、浙、川、陕诸省,取一致之行动,以促我公引退之决心,以速大局之解决。芗铭体我公爱国之计,感知遇之私,捧诚上贡,深望毅然独断,即日引退,以奠国家,以永令誉。无任干冒,言尽于斯。汤芗铭叩。艳。”
汤电引起护国军不满,尤其是陆荣延,而广西对湖南有严重威胁,汤乃再发一电云:
“北京前大总统袁公钧鉴:自筹安会发生,枢府大僚,日以叛国之行为密授意旨,电书两下,怵诱兼至。傀儡疆吏,奴隶国民,嘴实使然,路人共见。芗铭忍尤含垢,皆裂冠冲。以卵石之相悬,每徘徊而太息!天佑中国,义举西南,正欲提我健儿,共勷大举,乃以瘠牛全力,压我湖湘,左掣右牵,有加无已。现已忍无可忍,于本日誓师会众,与云、贵、粤、桂、浙、陕、川诸省取一致之行动。须知公即取消帝制,不能免国法之罪人。芗铭虽有知遇私情,不能忘国家之大义。前经尽情忠告,电请退位息争,既充耳而不闻,弥拊心而滋痛。大局累卵,安能长此依违?将士同袍,实已义无反顾。但使有穷途之悔悟,正不为萁豆相煎,如必举国而牺牲,惟有以干戈相见。情意两迫,严阵上言,伏惟熟思审处为幸!汤芗铭叩。艳。印。”
汤有致独立各省电:
“肇庆岑都司令,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四川、陕西各都督、民政长官、各司令、各师、旅、团长鉴:项城叛国,法律无效,诉诸武力,知诸公之志苦也。芗铭粗明大义,久表同情,以左牵右掣之纷乘,致杖钺秉旄之较晚。五中愤郁,寝馈难安,恫念民生,恐滋荼毒,委曲隐忍,以企和平。适项城取消帝制,宣言息事宁人,尚冀憬然悔悟,自行退职,以谢我国人。嗣因南京发起会议,乃遣派代表,据《约法》立论,犹冀公论大伸,合力劝退,使人民重见天日。乃迭接徐州、蚌埠来电,鲁、鄂、湘、赣四省代表以不受彼党劫持,主张项城早日退位,致受疑忌,宣言鸣鼓而攻。似此情形,已无和平解决之望,乃于本日会众誓师,与袁政府断绝关系,勉从诸公之后,共张挞伐之师。众志佥同,将士用命,誓除株毒,还奠共和。望锡指针,下匡愚昧,敬执鞭丝,惟命是从!湖南都督汤芗铭。艳。”
在北方,陕西是北中国唯一独立的省份,不过却是反袁运动中一幕丑剧,独立成为地方军阀争权夺利的手段。5月9日陕西镇守使陈树藩在三原宣布独立,自称陕西护国军总司令。提起陈树藩倒不是无名之辈,在白朗入陕时,陕西将军陆建章就是赖陈树藩这员战将保卫西安。当陕西民军纷纷起义反袁时,陈树藩的部队与各路民军早有联络,因此引起陆建章的猜疑,把陈由陕北调赴陕南,陈就举起反袁大旗,陆建章的长子陆承武(第一旅旅长)自告奋勇,统率所部击陈,不料在富平一战,这位陆大少爷竟被陈树藩所部营长胡景翼活捉,陈就把陆承武当作人质,胁迫陆建章宣布独立,陆建章表示愿意自动离开陕西。于是陈树藩乃发表独立通电:“树藩以辛亥以来,民力枯竭,不忍发生战事,重困吾民,力持镇静,数月于兹。乃南北协商,久无效果,而陕民对陆督军之贪暴行为,积怨久深,一发莫遏。致郡邑连陷,远近骚然。加以陆部所至,扰乱更甚,同种相残,殊悖人道。树藩情不获已,因于月之九日在陕北蒲城以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名义正式宣布独立,期促和议之进行,谋吾陕之治安。风声一树,义旅全归。今已驻军三原,与陆军切实交涉,令将所部军队缴械退出陕境。陆已承认,树藩明日即进驻西安受降,预备建设一切。”
5月15日,陈树藩率领部队进入西安。5月18日陆建章以威武将军名义,陈树藩以陕西护国军都督名义会衔发表通电:
“树藩因欲缩短中原战祸,减少陕西破坏区域,于九日以陕西护国军名义宣告独立,一面请求建章改称都督,与中央脱离关系。建章念项城二十载相知之雅,则断不敢赞成,念陕西八百万生灵所关,又不忍反对,拟即各行其是,由树藩以都督兼民政长名义,担任全省治安,建章即当遄返都门,束身待罪。”
陈树藩就任陕西护国军都督后,就把自己所称陕西护国军总司令一职让给陆承武。5月20日陆建章离开西安时,就把他在陕西将军三年任内所搜括的几十箱财物带走,才出了西安城,就被陈树藩所属的部队劫去,后来由陈树藩亲自出面才追回了一部分,并且派兵护送陆出境。
国民党领袖之一居正和吴大洲等在山东潍县、高密、周村一带组织了武装力量,居正称中华革命军东北总司令,不久吴大洲改称山东护国军。山东的反袁力量大为膨胀,5月上旬民军进展到济南附近,劝促山东将军靳云鹏宣布独立,如果靳云鹏拒绝就要采取军事行动。靳见民军力量极大,不敢拒绝,乃用缓兵之计,他伪称极赞成倒袁,但山东不能和云南、贵州相比,何况地理上又不毗连,没有独立的必要,只有敦促袁下台,如果袁不答复,山东全省军政界人物就以总辞职来对付袁。当前为了地方安靖,民军应各守原防,如果侵犯政府军防地,政府被迫只好兵戎相见。这时山东境内的袁军和民军旗鼓相当,双方一直处于僵持状态中。靳云鹏在北洋军系中,和冯国璋、段祺瑞有密切关系,洪宪帝制后,他们都对袁离心离德,当山东民军力量逐渐强大后,遂借此致电劝袁辞职让贤,如果没有满意答复,只好宣布独立。5月29日袁召靳入京讨论退位问题,靳奉命即行,走到半路上就被袁下令免去其督理山东军务一职,改派第五师师长张怀芝继任。这一来山东的独立就流产了。
居正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军起义时通电如下:
“孙中山先生、唐少川先生、肇庆岑云阶先生、云南唐都督、贵州刘都督、广西陆都督、浙江吕都督、四川蔡总司令、百色李总司令公鉴:戎事方始,南服粗定,挞伐未张,凶逆无恙,和议屡传,日月坐荒,辜中原父老之望,灰海内壮士之心,纵使和平解决,草率就事,豺狼虽去,狐狸犹存,共和之实不举,革命之祸无穷,内讧屡起,元气愈伤,一时姑息,万劫难复,怅望来兹,能无泣下。今我师崛起青齐,逼近京国,暂住潍邑,屡下名城,士有死心,人无生志,奖率三军,以候明教,戮力同仇,靡有二心。区区之忱,当希鉴察。驻潍东北军总司令居正叩。”
驻周村的山东护国军都督吴大洲也发表护国军起义讨袁的通电:
“袁贼肆虐,祸我国家,摧挫民权,攘窃神器,普天同愤,万众离心。吾人亡命异域,尝胆卧薪,历有年所,奈贼禄未尽,天命难谌,空拳徒张,大勋未集。兹幸贼恶贯盈,皇天悔祸。亿兆同声,杀贼护国。吾人恫瘝桑梓,蒿目时艰,奖帅三军,廓清妖孽,誓使海表雄邦,再睹天日。东亚圣域,重现文明。上报国恩,下尽天职。原非得已,岂曰佳兵。凡我同胞,允宜共谅。谨此露布。山东护国军都督吴大洲,总司令薄天明。歌。印。”

九十五、皇帝总统归天
袁世凯的历史走到尾声了,他毫无问题是一个枭雄,是政治能手,而他的致命缺点是不肯以诚待人,不肯轻信于人。他出身本是一无凭借,他的崛起,当然是由于他的才智,于是他由庙堂柱石一跃而为民国总统,由民国总统又变为洪宪皇帝,再由洪宪皇帝腼颜回任民国总统,李宗吾的《厚黑学》以形容袁,实在再恰当也没有了。他任事躬亲,集中权力,他明知皇帝不可为而又愿为皇帝,是由于他不喜欢总统受制于国会以及责任内阁削减了总统权力,以为皇帝可以免去这些困惑。
自云南倡义后,他更不放心,遇事躬亲,不幸的是,他已没有当年得心应手的好运,如今全是不如意事,今日接一个独立电,明天接一个劝退电,国贼之名不绝于口;他的老友、部下、学生,甚至亲戚,都指名呼姓地痛骂他。虽然他表面镇静,可是内心的苦恼已臻极点,尤其是陈宦5月22日“与袁个人断绝关系”的来电,更对他是致命打击。他明于责人,昧于责己,他以权诈取天下,当然要失败的。他的御人术,第一是金钱收买,第二是宠以官爵,第三是武力镇压。这三点有时而穷,穷途末路时,以为别人对不起他,其实他从来就不以诚待人。
袁身体素健,平日食量也很大,尤其是喜啖河南烤鸭,每天晚上睡觉前要饮参茸酒一杯。旧中国的士大夫总要摆出一副倚老卖老的姿态,袁也一样,50岁以后见客时就要人搀扶,别人叫他老头子,他则常把“吾老矣”、“衰朽之年”一类的话挂在口头边。民国5年他不过58岁,不应该有骤死的可能,也许他平日过分养尊处优,少于运动,加上妻妾过多,房事消耗,所吃的都是大补大热药品,过分的刺激和打击遂使他一病不起。他害的是什么病,言人人殊,袁死后《政府公报》说是尿毒。当病危时,中西药杂投,罗瞎子、王神仙之类的草药医生也来奉药。由于袁病倒时,正遇陕西陈树藩、四川陈宦、湖南汤芗铭先后来电独立,所以大家便有“送命二陈汤”之语。“二陈”指陈宦和陈树藩,“汤”指汤芗铭,“二陈汤”是中国的药名。
袁病时,每天仍在病榻开榻前会议,处理一切公务,直到病危时,亦不中断 ,只是改由袁克定在榻前襄助。
袁的病开始于5月27日,在此以前袁已心疲力竭,27日发病时,来势很猛,其家属乃急延中医刘竺笙、萧龙友会诊,但无效果。29日湖南独立,袁左右本不打算让袁知道,可是袁在病中仍逐日召集榻前会议,躬亲处理文电,所以无法瞒他。
6月2日袁命张一麐打电报给老朋友徐世昌,这时徐已归隐河南辉县,袁请他立即到北京来见最后一面。徐于6月5日抵京,立即赶到总统府,袁仰卧病榻,有气无力,喘得很厉害,颤气地说:“菊人,来得……好,来……得好,我……已是不中用……了。”
徐世昌和袁缔交最久,40年的好朋友,不论公谊和私交都相处甚欢,这时见到袁垂危的病容,也不禁老泪纵横。他悄悄背过身去试了眼泪 ,然后轻轻地说:“总统不必焦心,好好养几天就会好的。”袁却摇摇头闭了眼睛,眼角旁流下了一大颗眼泪。原来先一天袁已病势加剧,总统府急请法国公使馆医官卜西尔诊视病状,卜西尔诊视结果,确定为尿毒症,加以神经衰弱,肝火涌塞,病入膏肓,断定已难挽救。到5日,袁的精神越为不济,卜西尔替袁打了一针“强心针”,袁的神志才略为清醒,正巧徐世昌来了,可是不久袁又陷于昏迷状态。
在袁最后弥留时,口中断断续续地说出了“他害了我”四个字,这好像是他最后的遗言。是谁害了他?他的儿子吗?还是他的朋友或是部下呢?袁死后这一句话以讹传讹,竟说成是革命党以40万金贿赂法籍医生卜西尔给袁打了一支毒针,所以袁打针后喃喃说:“他害死了我”一句话。这当然是无稽之谣,然而袁这句话的真意则和他的去世而埋葬了。
民国5年6月6日清晨3时,袁终于断了气,这位乱世奸雄,清末民初两个时代的重要人物,终于和人世永别了。
袁死后发表遗令如下:
“民国成立,五载于兹。本大总统忝膺国民付托之重,徒以德薄能鲜,心余力绌,于救国救民之素愿,愧未能发摅万一。溯自就任以来,昼作夜息,殚勤擘画,虽国基未固,民困未苏,应革应兴,万端待理;而赖我官吏将士之力,得使各省秩序粗就安宁,列强邦交克臻辑治,抚衷稍慰,怀疚仍多。方期及时引退,得以休养林泉,遂我初服;不意感疾,寖至弥留。顾念国事至重,寄托必须得人,依《约法》第二十九条,大总统因故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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