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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送去，他竟大怒，拒而不受。我莫名其妙，后有他同乡告我，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我乡最忌，他以为我故意开玩笑，触他霉头。但我哪里知道，真是为好反成怨了。然因此细故，竟成大仇。他明知政务事实，故意颠倒是非，无中生有，以盅惑青年，毁我名誉，至于此极，使青年信以为真，何乃太毒。然人心不古，天道犹存，此君热中过度，合肥执政时，他又入段系，派为参政，曾托云沛向我疏通，我谓事已过去，请不必介意。他后投入郭松龄部下，郭败，此君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我亦为之惋惜。
其时友人都说，你何不辩？我以为众怒难犯，众口铄金，辩亦无益。况家严曾有止谤莫如自修之训，若彼此呶呶不休，更增老父之虑，故从无一言辩白。岂知处此是非不明之时代，不自辩白，即认为默认，不表白真相，即目为不敢发表，久而久之，积非成是，故虽事成陈迹，不能不揭发其真实相也。后来北大有关此事之人，已将此事改称为文艺运动，不意国府编辑教科书又将此事列入教科书，加以渲染，遂使全国学子，知有五四运动之事，即知有不佞之名，不佞之谤满天下，实拜国定教科书之赐也。
子兴（陆徵祥）回国不久，以夫人病，遂请出使瑞士，为夫人养病。东海允其所请，遂偕夫人出国，在瑞士置一别墅，为夫人养病。夫人故后，以夫人遗言，入天主教本笃会隐院修道，苦修十六年成为司铎。陆氏自进本笃隐院后，与我常通信，告我本笃会情形，并赠我与培德夫人新婚俪影。院中因他身弱，特设一小教堂，省他多步。他来信告我，谓将我与许文肃公照片，并列祭台，每天做弥撒，为我祈祷，并附寄祭台照片，较在国内时，倍觉亲切。迨临终时，嘱陪他的司铎说，我死后告知在中国四位至友，即颜惠庆、刘符诚、顾少川及余也（据《陆徵祥传》）。揣其用意，似于五四运动对我弥补其歉疚之意焉。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所惜者，此事变化，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发表谈话，劝学生适可而止，学潮似已平息；然反对者以尚未达到目的，又鼓动街头演说，加以背后有组织，有援助，遂扩大范围，游说至上海等处。迨至我们三人下台，钱阁引咎，蔡校长亦辞职南下，反对者已如愿以偿矣。
一五一、学潮结合政潮
5月7日是国耻纪念，由于民国4年这一天日本向袁世凯为了廿一条提出最后通牒，因此以后每年这一天全国人民都沉痛的举行纪念（5月9日是袁世凯政府接受廿一条之日，所以也有人以这天为国耻纪念），巴黎和会前后，北京学生们本拟在五七这一天盛大纪念，后因巴黎和会中国失败消息传来，所以提前于5月4日示威，示威既然闹大了，于是8年5月7日就成为全国性支持北京学潮的纪念日。
北京政府鉴于事态的扩大和严重，为缓和计，遂于5月7日由警察用汽车将被捕的学生们送回各校，北京学生们原定7日联合市民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北京政府不敢正面弹压，除了释放学生而外，且先于6月晚间冒名分别通知参加国民大会的各单位说是：“大会停开，请勿空劳往返。”7日当天，天安门内外和中央公园一带军警林立，公园停止开放，因此大会无法举行。
北京罢课的各大专学校，由于被捕学生已经释放，乃终止罢课。
上海在5月7日这天召开了盛大的国民大会，会场在上海县西门外公共体育场，时间是下午2时。一时不到就见参加大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有卅余团体参加，会场可容1万人 ，可是会场外西至斜桥，北至西门肇园路、民国路俱是人潮，会中于事员各手执白布旗一面，上书：“争还青岛”、“挽回国权”、“誓死力争”、“讨卖国贼”等字样。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本科学生钱翰柱，年19岁，也仿北京大学学生谢绍敏，咬破手指，沥血成书，在白布旗上书“还我青岛”四字。还有一位不知名学生，胸前悬一白布，自颈至踵，大书“我是中国人”，手中高持一幅白布上书“国耻”二字。
大会由留日学生救国团干事长王宏实报告开会宗旨，继由叶刚久、汪阅章、朱隐青、光明甫等相继演说，慷慨激昂。光明甫强调当前要旨是惩办卖国贼，全场热烈鼓掌赞成。原本报名演说的有27人，因时间关系有些人未及演说。当场决定四点：
（一）电达欧洲和会我国专使，对于青岛问题，无论如何，必须力争，万不获已，则决不签字。
（二）电告英、美、法、意四国代表，陈述青岛不能为日有之理由，以我国对德宣战，本为刬除武力主义，若以青岛付之日本 ，无异又在东方树一德国。非独中国受其祸，即世界各国之后患，亦正未有已时。
（三）电致各省会，教育会，商会，请其一致电京，力争外交问题，营救被捕学生。
（四）由本日国民大会推代表赴南北和会，要求两总代表电京，请从速严惩卖国贼，释放学生。
当即推定光明甫、彭介石、黄界民、郑浩然四人往谒南北和会总代表，唐、朱两位即予延见，并将已拍到北京的电报给光明甫等阅看。光等返告，咸表满意。同时决定设立国民大会事务所以为永久性的民众团体。
留日学生的反日爱国情绪尤为高涨，前面提到章宗祥由日返国时，在东京东站即被留日学生包围，倍受侮辱。5月4日北京学生大示威，立刻在东京引起了留日学生的共鸣。
原来在东京，自廿一条约后，每年也在5月7日要举行国耻纪念会，日本政府当然用各种方法阻止，学生们要租一个会场都很困难。早在民国7年的5月7日，留学生因为找不到适当的会场，于是相约装做食客，到一家中国料理店去聚餐，借餐馆开会，结果被日本警察追踪而至，于是学生们手无寸铁和如虎如狼的警察大战，不少学生被打得遍体鳞伤。最后参与开会的全体学生34人都被拘入警署，受到种种侮辱和虐待，因此激起全体留日学生罢课回国，进行反日运动。
8年的5月7日更是一个大日子，但日本警察则出全力
阻止，留日学生根本找不到会场，于是推派代表去见中国的代理公使庄景珂，要借公使馆举行纪念会仪式，担保严守秩序，决不发生任何意外事件。庄当面并没有拒绝，可是到了6日晚间，中国公使馆的里里外外都是日本巡警宪兵，层层密布，如临大敌，使馆内则灯火辉湟，弦管悠扬，学生们一打听，原来著名的京剧青衣梅兰芳在使馆内演唱天女散花。学生们睹此情形，知道使馆是不会借出会场了，乃于当夜决议，在七日早晨集合，分为两组，一组从葵桥下车，一组从三宅坂下车，分途向各国驻日公使馆投递意见书，然后在日比谷公园集合散队。每组都推定纠察员负责维持秩序。同时推定交涉员，担任发生故障时的解释工作。
第一组游行队接连遇到三次袭击，时间在下午2时，4时和4时以后，地点在德国公使馆侧巷，大手町和日比谷公园附近。日本警察配合马队冲杀过来，胁令解散，学生们解释这是和平游行，无碍治安，但日警不满意学生们手持的白布标语：“打破军国主义”、“维持永久和平”、“直接收回青岛”、“五七国耻纪念”等字样，日警欲上前夺旗，学生们当然拒绝，于是日本警察就举起刀剑迎头就砍，马队也向游行队伍冲锋前进，在刀光剑影和马蹄蹂躏下，这一组的学生有半数以上被砍伤、踏伤，所持旗帜也被夺去，并有多人被捕。可是学生们仍冒死前进，抵达英国使馆时，只剩下百余学生了，他们要求谒见英使，英使予以接见，温言劝学生说：“各位爱国，令人钦佩，我当代为转达敝国政府，不过各位如果要到其他各国使馆，最好推派代表前往，免得人数过多，违反日本的法令。”留学生即将陈述书交出，转赴法国使馆，情形略同于英使馆。下午4时学生们转往日比谷公园等候另一组，不料被日本大批军警赶来，所有留学生的白布旗帜都被夺取。一位龚姓学生手持国旗被日警抢夺，抵死不放，另一位学生吴英赶来保卫国旗，被日警痛殴，且用绳捆绑拖走。其他学生气愤万分，奋不顾身拼死抢救，才将吴英夺回，余众奔入中国青年会，已疲困万分。
另一组在葵桥下车的学生至美国使馆求见美使，因美使生病，特令书记官代见，学生投递了陈述书，美使馆代表答允立即电达美国政府和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学生们辞出后即转赴瑞士使馆，被日警所阻，不得入内，当即推举代表进入使馆投送陈述书。然后到俄国使馆，俄使出见学生说：“本国连巴黎和会都未派代表出席，大使对诸君行动虽极同情，可惜力不从心，势难相助。”
这一组学生顺利地完成了到美、瑞、俄三个使馆请愿，大家都激动地说：外国使馆还让我们请愿，为什么中国使馆竟闭门不纳，不理不睬，实属可恶，我们到日比谷会合的时间尚早，不如转去中国公使馆请愿。此议一出，全体赞成，于是大家情绪非常激昂，整队浩浩荡荡直趋中国公使馆。
不料将抵中国使馆不远，忽然来了大队日本军警，马步蹀踱，刀剑森林，不问情由，奔向学生前队，索取国旗。执旗前导的是山东学生杜中，势孤力弱，竟被击倒，不但国旗被夺，而且身受重伤。小学生李敬安年才10岁，亦被冲倒，日本警察还跑过来用脚践踏他的腹部。
这一队也被冲散，且伤痕累累，学生们且战且退，只得四散奔逃，逃到中国青年会和另一组会合。可是凶横的日本警察追踪而至，闯进了青年会，强迫学生立即解散。
事后查明，两组学生共被日警捕去了36人。当由青年会干事马伯援召开一次临时善后会，筹议办法，同时向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庄景珂及留学生监督江庸交涉，请他们立即和日本政府交涉，释放被捕学生。庄、江两人竟置之不理，学生们气上加气，幸而马伯援愿意奔走，亲赴日警署探问，查出被捕学生在麴町区警署的有23人，在日比谷警署的有11个人，在町警署的有两人。经马氏的奔走，5月8日在麴町区警署的23名被捕学生被释，至于在日比谷警署的被拘学生，因日本报纸登载有胡俊同学用刀砍伤日警，不应释放，而胡俊在日比谷警署中，应移东京监狱治罪，所以一再拖延到5月14日才全部释放。
东京事件震动了国际，对国内的爱国运动尤其是一种鼓励，请想一想爱国运动就是反日运动，而反日行动由留日学生在日本发动，如此壮烈，实在令人感动万分，所以这一事件更坚定了全国的反日爱国运动。
上海总商会且发动不买日货运动，广州则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
北京政府的处境真是焦头烂额，巴黎和会无力应付。日本对山东问题毫无放手的可能，由此而引起的学潮遍及全国，加上南北问题，上海的和谈陷于僵局。就是在北京，皖系和安福系虽然二而一，一而二，但徐世昌和旧交通系联成一气，外而拉拢直系甚至南方。这一切的一切，都显示当时的中国是个四分五裂，困难重重的局面。
北京的学潮，在段祺瑞来说是非常震怒的，他指使安福系分子，大理院院长姚震提出，必须查明为首滋事学生，依法予以制裁。同时授意安福系阁员，必须整顿学风，首先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其实蔡早已提出辞职，但教育总长傅增湘已予拒绝，现在段要政府免蔡的职，傅自然也反对。他气愤地说，如果政府一定要这么做，他就以不副署免职命令来对付。傅增湘是四川江安县人，是个书香世家，他在北京政府中比较超然，段对他本来很器重，由于处理学潮案使他和安福系中间极不愉快，他也有挂冠求去的意思，而安福系也酝酿罢免傅同时改组各大专校，派安福系的人去担任各大专校校长，以加强对学生的控制。5月9日蔡再度留下辞呈出走。北大学生议决“停课待罪”，以表示坚决挽留校长，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继蔡元培之后全体辞职，以示态度一致。
段祺瑞愤怒地指责钱内阁无能，应付学潮太过软弱无力，傅增湘包庇学阀，所谓学阀就是蔡元培。他的指责开始了安福国会的倒阁运动。
钱能训虽然近乎无能，但局面复杂又微妙到这种地步，他也实在无能为力，他去见徐世昌请示行止，徐要他去找段。5月9日钱能训去见段祺瑞，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