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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忤族众，众欲苦之，故絜其旧部数十人赴吴公，以吴公督办海防，用人必多也。而防务实无布展，故公有是命。”
据说吴长庆对袁世凯携数十人冒昧从军，颇不谓然，除留袁在营中读书外，其余皆给赀遣散。每月则给袁薪饷，亦无名义 ，袁大感失望。张謇奉命教袁八股，袁不能成篇，张亦无从删改。但袁处理事务则井井有条。有一天晚上张和袁促膝深谈，张问起袁的打算，袁说：“我家中有田可耕，衣食无缺，此来非为糊口，我以为中国现在正受到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扰及我南洋沿海，中法战争迟早必起，如对法战败，列强或将群起瓜分中国。我当初因吴公膺海防重镇，需才孔亟，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杀敌，投鞭断流的气概，所以我也没有久居此地之意。”张闻袁这番话颇动容，乃向吴长庆郑重推荐，吴才重视袁。
吴长庆字筱轩，安徽卢江人，为淮军名将。但与李鸿章不睦，朝鲜平东学党后调防金州，不久病殁，谥武壮。十年后甲午战败，张謇以翰林院修撰有弹劾大学士李鸿章疏，震骇一时，其中有关吴长庆一段特节抄如下：
“……盟血未干，日乘韩乱，故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以六营东援，乱定后，再三以朝鲜政敝民穷，兵单地要，函请李鸿章及早为之修政练兵，兴利备患。李鸿章怪其多事，痛斥其非。既而吴长庆疏请入朝自陈，卒亦不果。及十年春，吴长庆以三营移防金州，遂因与李鸿章积忤之故，愤恚致死。而朝鲜又有日人之衅，若非吴长庆尚有三营驻守其间，则今日之事，早见于十年以前。而李鸿章则又于十一年将驻韩三营全数撤回，并罢吴长庆所定教练韩兵之事。日之所欲，鸿章与之；日之所忌，鸿章去之。如纵骄子，不至于败不已，如饲饿狼，至于饱而犹不已。……”
袁在吴长庆军中时，吴命袁对张执弟子之礼，所以在那期间袁对张一直尊敬如师，每次写信给张都尊称“夫子大人”，不过后来袁做到北洋大臣后 ，给张写信便改称“仁兄”，于是张给袁的回信调侃地说：“足下之官位愈高，则鄙人之称谓愈小矣”。
袁世凯在朝鲜时期年少气盛，虽然出类拔萃但和同僚不太能相处，甚至和张謇也不甚愉快。从张謇执笔联合朱铭盘（字曼君，江苏泰兴人，孝廉出身，袁之得会办营务处，即朱向吴推荐）和张詧（字叔俨，张謇之兄）署名给袁的信上可以看出，这封信文句尖刻，颇有点过火。袁接信后隐忍没有作答，张袁之间为此不通音问凡十年。张等给袁的信全文如下：
“别后仅奉一书，因知司马劳苦功高，日不暇给也。筱公内调金州，以东事付司马，并举副营而与之，窃想司马读书虽浅，更事虽少，而筱公以三代世交，肫然相信，由食客而委员，由委员而营务处，由营务处而管带副营，首尾不过三载。今筱公处万不得已之境，仅挈千五百人退守辽海，而以中东全局，为司马立功名富贵之基，溯往念来，当必有感知遇之恩，深临事之惧者。及先后见诸行事，及所行函牍，不禁惊疑骇笑，而为司马悲恨于无穷也。司马初来，能为激昂慷慨之谈，且谦仰自下，颇知向学，以为是有造之士。此仆等贸然相交之始。迨司马因铭盘一言之微，而得会办营务处之号，委扎裁下，衔灯煌然，迎谒东抚，言行不掩，心已稍稍异之，然犹少年气盛，不耐职事，需以岁月，或有进境也。东事扰起，适际无人，謇遂与司马偕行，彼时司马意气益张，然遇事尚能奋厉，不顾情面，节而取之，兹犹足多，曾不意一旦反复，夸诞谬戾，到如今月所闻见者也。凡诸无据如自上申报以戈虚名，诡设同文馆以秽物听等事，尚不足以折司马之心，姑不说。请即仆等所躬被者论之：一营务处常事耳，南北两洋沣河，沿海道府州县，往往有营务处之名也。仆等与司马虽非旧识，要是贫贱之交，而往春初见，虽诩诩作公孙子阳见马文渊之状，一再规讽，不少愧悔。此一可笑。謇今昔犹是一人耳，而老师先生某翁某兄之称，愈变愈奇，不解其故。此二可笑也。詧司筱公支应所，司马既有领款，应具领结，詧因司马问领结格式，遵即开写，辄斥为何物支应所，敢尔诞妄，不知所谓诞妄者何在，勿论公事矣。詧于司马平昔交情何如，而出此面孔。此三可笑。顾此犹寻常世态也，司马今贵人，不足以为轻重，更即，有关于司马品行心术论之。司马所谓营务处，分统三营之营务处也；会办朝鲜防务，孝亭会办也。公牍具在，文理昭然，而司马札封称钦差北洋大臣会办朝鲜防务总理营务处，将不屑于此间欤？则不应受事；将以此愚瞽东人欤？则东人不尽无知；将窃借北洋以欺人欤？则人不可欺。言官劾左宝贵者，列其妄称钦差命字样，不知司马此举与左宝贵何异，此其一。营务处是差事，而官则同知五品耳，于镇将用札，于州县用札，等而上之。将道员兼营务处者，于实缺提镇亦当用札耶？在司马之意，岂不谓关防颁自北洋，便用北洋体制，彼州县检簿之印，无不颁自礼部，将亦与礼部一体耶？事例乖谬，此其一。既为孝亭会办，同见国王便当孝亭居左，一应公事，便当会孝亭前衔。而事事任性，妄自尊大，威福在我，陵蔑一切，致使将领寒心，士卒怨沸，司马将谓势力可以摄人，权诈可以处事耶？不学无术，此其一。内地职官，惟实缺出则张盖，若营务处营官从未见有用之者。乾嘉间册使东临，国王迓以肩舆，曾被诏旨申饬，事载朝鲜大事考例，而司马居然乘舆张盖，制五色马旗，呵殿出入，平时建兵船黄龙大旗，不知自处何地？置孝亭何地？置国家体制于何地也？此其一。副营是筱公三十载坐营，方檄司马接管之日，欷觑嗟叹，偏谓宾僚：慰亭是三世交情，吾所识拔，必不负吾，必不改吾章程。而司马接管后，初次来函，便较论海防教练各费，吞吐其辞，意谓筱公曾借以冒领浮支，使人警觉恐惧乎？不知海防费二千两，金州、朝鲜各得其半，系有明文，教练费早于去冬十月截止，鼎铛有耳，岂不闻之？且筱公故人旧部，从者实多，用度日绌，而其津贴司马动二三百、四五百不等，即司马到营之始，仆役口粮，亦照差官发给，今恩谊所在略不顾，义利之办略不省，此其一。筱公以副营畀司马，有举贤自代衣钵相传之意。受人知者，虽其人之一事一物，亦须顾惜，而司马自矜家世，辄哗然谓是区区何足奇，便统此六营，亦玷先人。夫子孙当思祖父所以荣当时，而福后人者，兢业以绍其休，不应蹈君家公路、本初四世三公之陋说。且由司马之说，则令叔祖端敏公、令堂叔文诚公进士也，尊公及令堂叔子九观察举人也，司马何以并不能博一秀才，玷有先于此大于此者，何不此之耻，而漫为夸说，使人转笑筱公付托之非，易一人而如此焉，司马谓其尚有良心乎？此其一。贩烟有诛，宿娼有禁，司马所律以杀人刑人者，而烟膏鬻自三军，府则容之，官妓三名，聚宿三军，府则躬与之，不知何以对所杀所刑之人而无愧，此其一。教练新建营会办朝鲜防务，司马所得预者，军事耳，此外朝鲜一切政事，岂应越俎。而尹泰骏之被褫归第，李祖渊之解去兵符，司马公然为关说；张敬夫所购湖桑，必不值一万四千金，此中弊窦，人人所晓，司马公然为之主持。司马今日方谓凭我一言，何事不办，以此自鸣得意，雅不顾有识之嗤于其后，此其一。筱公于北洋三十余年之旧部也，孝亭亦三十余年之旧部。司马于北洋辗转因缘而窃承其呼吸者，裁年余耳。司马尝为仆等说李某忌文诚公先公事，愤恨不已，今何以裁得其一札，公牍私函便一则曰禀北洋，再则曰禀北洋，岂昔所谓怨者，今已修好耶？抑挟北洋之虚声以笼罩一切耶？抑前所云者，不过因李某方冒天下之不韪，而姑假此说以附清议之末焉？是皆不可，况北洋未必尽吞噬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亦未必尽如司马之皈心委命于北洋，不然，愚人而徒自露其先后不侔之迹，此其一。茅少笙、纪雨农，此二人者，司马曾亲为仆等言其轻躁贪鄙、贩货挟妓之状，且述二人酗酒辱骂筱公语，斥其病狂丧心。当时意司马诚知人，诚然于筱公有昔贤待府主之义，今何以此而昵之。所闻司马之议论，且如出茅纪二人之口，此其一。仆等与司马相识，今三年矣，以司马往日之为人，疑其不应如此，以司马今日之行事，恐其不止如此。试为溯其源：则司马胸中既恃家世，又谓二十许人作营务处营官，姓名见知于一新办洋务之宰相，是旷古未有之事，又有虚憍者浮检者圆熟者庸恶陋劣者左之右之，颂功述德，务求合乎司马之所乐，而司马亦遂志得意满，趾高气扬，而不顾蹈于不义。试为穷其流：则司马既与尹泰骏等换帖矣，必益联络朝鲜之中使外务衙门，张皇体面，高掌远蹠，使孝亭不安而退；必用兼并之术，扬此抑彼，轻此重彼，使筱公旧人互相不安而退；必借北洋以干预朝鲜一切用人行政之权；必交欢闵氏，俾国王专奏力荐，希揽防务商务之柄；必以取重于国王者，因取重于北洋，希作海关道。凡此之说，未免近于逆臆，然欲檄总兵刘朝贵为提调，分明是闹标，分明是制郭春华，是何体制，而饬其词曰以符体制。此次国王来函，无一不称曰袁会办，而孝亭转似在牵连得书之例，此得谓非司马之心思力量手眼之所构耶？今仆等于司马隔若秦越，亦何乐哓哓，窃念当时交谊，实不忍徒引闇于知之咎，而坐视其沉迷，故痛切言之，冀大声疾呼以寤司马。或者谓司马见此讯必大怒大骂，必有人助司马大怒大骂，必来见筱公辞差，必以讯并入浮言之例，告禀北洋，以箝将来之口，而益坚北洋之信；或谓司马虽大怒大骂，然必故事含宏，谦词谢过，指天誓日以明无他。是二者意司马必不出此，亦不必出此，司马诚试思所说有虚者否？有不是者否？愿司马息心静气，一月不出门，将前劝读之呻吟语，近思录，格言联璧诸书，字字细看，事事引镜，勿谓天下人皆愚，勿谓天下皆弱，脚踏实地，痛改前非，以副令叔祖、令堂叔及尊公之令名，以副筱公之知遇，则一切吉祥善事随其后矣！此讯不照平日称而称司马，司马自思何以至此，若果然复三年前之面目，自当仍率三年前之交情，气与词涌，不觉刺刺，听不听其司马自酌之。”
六、甲午战争与马关和约
甲午中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占极重要的一页，经过这场战争，日本才成为亚洲的强国。
光绪廿年（1894年）五月初三日，李鸿章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共率芦榆防兵四营援朝。聂士成率前锋800人先发，初六抵朝鲜后，两天后叶志超亦赶到，合屯牙山。牙山在仁川之南，成欢之西，去汉城150里。
清廷当时判断日本因明治维新后，议会可能阻碍政府，所以日本不会出兵朝鲜，因此在清兵出动后，根据《天津条约》照会日本，说明中国出兵系应朝鲜之请。这时日本首相是伊藤博文，外务大臣是陆奥重光，他们采取了断然处置，一面奏请日皇裁可出兵，一面把议会解散，并派日本公使大鸟圭介乘坐军舰八重山号驰抵仁川，并率400人前往汉城，另派六艘兵舰停泊汉江口。清朝出兵是以朝鲜忠清道的牙山为目的地，目的在替朝鲜平乱；日本则是以汉城为目的地，目的在控制朝鲜全局和挟持朝鲜政府。东学党起义平后，日本陆军源源而入，迄五月中旬，日军已达8000人，均驰屯汉城周围要害，为陆军少将大鸟义昌旅长所率领的第九旅团。中国驰屯牙山的总数只有3000人。
此后有将近两个月时间，在清廷方面只是希望中日同时撤兵，而日本则要求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日本目的是求得一个开战口实。
袁世凯回国是六月十五日，六天后（廿一日）大鸟即率兵包围王宫，掳去国王，拥大院君主政。廿三日朝鲜的新政府宣布“朝鲜自主，不再进贡”，第二天又矫诏请日本驱逐中国驻牙山的军队。
袁世凯回天津向李鸿章报告日方在朝鲜情况，李乃知中日两国非战不可，六月廿二日一面电令牙山速备战守，另派马玉昆的毅军、左宝贵的奉军、卫汝贵的淮军和盛军、丰陞阿的盛军，合共廿九营，1．4万人由陆路渡鸭绿江入朝鲜。
六月廿三日发生了丰岛海战，济远、广乙两舰掩护高升（英轮）和操江两船傤防兵两营增援牙山，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来袭。广乙、济远均受重伤，操江被协悬白旗，为日舰秋津洲掠去，高升船拒绝投降，被日方鱼雷击沉。
牙山外援继绝，日军遂大举进攻，聂、叶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