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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朗军的兵力究竟有多少人呢？有的说只有1万人，有械的不到1000人；有的说能战的约有2500人，可是却裹胁了2万人。白朗的布告则宣称凡退伍兵入伙的，没有军火不收。裹胁的人中，十之七八是烟民。袁兵的月饷仅四两，白朗军却以十两月饷相诱。白朗军一天能走一百廿里，官兵却每天只能走五六十里，所以官兵虽称追“狼”，实际上却是摆队相送。
袁政府对这支行踪飘忽，出没无常的“匪”军大为惶惑，竟无中生有地夸大白朗军的声势。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依照袁政府前后公布的战报，大约已经击毙“匪”一百万人，而白朗本人更不知被袁军击毙了多少次。袁政府这些捷报，相反地更衬托出白朗简直是个千变万化的齐天大圣，据说白朗曾派遣第五纵队潜入天津、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各大城市，分别扮作古董商人、杂货店主、流动乞丐，进行各式各样的活动；还有情报说白朗在各大都市建立了交通网和运输站，一方面从水路运出他们所抢到的物资到卖价高的地方脱手，一方面换回自己所需各种物资。
袁的公报中确凿有据地说到曾在广州破获了白朗的秘密机关，同时还绘声绘影地说已经发现“匪目”中，除了白朗之外，还有“黄狮”、“绿狼”。于是袁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一律缉捕归案”。
3年3月间，武昌城有四个小孩在池塘里游泳，无意中摸到一支废枪，这一下可不得了，缉捕人员马上把这四个小孩捕去，一个惊人的消息不胫而走：“白狼已派童子先锋队到武昌了！”袁大总统又据以密电各省，责成各省严加防范白朗派的“童子先锋队”。
更严重的谣言是：辫子军统帅、长江巡阅使张勋，竟在徐州的总部接见了白朗的密使。这个谣言可真把袁吓倒了。张勋虽属北洋系，却是北洋系的旁支，并非袁的嫡系，不久以前，为了争夺南京帅印，袁曾玩了一些手法迫张勋让出江苏都督和南京地盘，这是新仇；还有旧帐是张勋一直忠于逊清，他和他的部队始终留了辫子就是一个证明。既然有新仇旧恨，张勋靠不住是可能的。所以风传白朗军派代表去见张勋，袁倒真的捏了一把汗，生怕辫子军和白朗军联合，针对这一点，袁想出了一条“以毒攻毒”的妙计，就是命令张勋去攻打白朗军。张勋公然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命令，但却要求袁准许他扩充兵力，招募10营新兵。这个反要求弄得袁目瞪口呆，急忙派心腹并且和张勋有交谊的阮忠枢到徐州去疏通，叫他不要招兵，也不要剿匪了！
白朗的消逝或死亡是一个谜，这一场风暴也以谜的结果告终。由于白朗军在河南、陕西、安徽、甘肃的大行军，使到他过分疲惫，待他由甘肃折回陕西再返河南老巢时，事实上已是强弩之末了，所以白朗军的兵士们一见到家乡，便不顾命令纷纷回家，他们虽不是衣锦还乡，却也是满载而归。
追击白朗军的，是毅军翼长赵倜。袁本来派他为豫南剿匪督办，责成他消灭白朗军，怎知白朗军无法堵住，赵倜竟受革职留任，戴罪立功的处分，从此他便奉命追击白朗军，白朗在前，毅军在后，马不停蹄地追，追，追。当白朗军回到河南老巢，喘息未定，兵卒逃散，赵倜的毅军也赶到了。这时袁世凯在北京突然接到赵倜的告捷战报：“据镇嵩军刘统领镇华称，张治功电称，前派靳副官敬民、王队长景元混入匪内，八月五日午后在鲁山附近大营北廿里石庄将白匪击毙。匪尸已解省辨认。”又发表田文烈的报告：“朗身腐败，已于八日将首级由汽车解到，装以木笼，悬之迎薰门城墙上。”
8月9日，袁发表褒功令，特任赵倜为宏威将军，刘镇华晋级中将，并授以勋五位，张治功升授少将。不料过了三天，8月12日北京的大总统府又撤消了这个褒功令，并有冒功处分，原令如下：“续据河南护军使赵倜电陈：白匪毙命，确系田作霖、张敬尧、牛桂林、刘宝善等各支队先后在三山寨等处围剿，白匪迭受重伤，旋即毙命。匪党移尸掩匿石庄附近，张治功适在该处查获等情。张治功迹近冒功，刘镇华未经实查，遽予转报，殊属不合；姑念搜捕甚力，免予议处，应将九日策令取消。”
冒功之外还有争功，由于争功，第六师和毅军几乎开火。事后据俘虏所供，白朗死后，白朗军由宋老年为总杆首，据守母猪峡，白朗军中干部七人秘不发丧，瘗尸张庄之东，想冲开一条血路，其中有一人向毅军告密，所以有割首冒功一事。
9月20日袁任赵倜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升任张敬尧为第七师师长。
白朗的惊扰在白朗死后总算告一段落，谈到白朗的惊扰，还有这么一段插曲：有一天，袁在报上看到一篇署名段世垣的专论：“中央制刍议”，觉得文意两佳，便打听他是何许人？旁边秘书说是河南人，曾任国会议员。袁很以同乡中有这么一个人为得意，遂派为总统府秘书。过不久，袁表弟张镇芳由河南都督任内调回，和袁谈起地方人才，袁忽然想起了段世垣，称赞他的文章不错，张即变色说：“他么？是一个老同盟会会员。”袁一听脸色也变了，正像西太后听到革命党和维新派一样，立即派侦探查探段的行动，侦探们一会说他是黄兴派来的炸弹队长，一会又说他和白朗的军师另一国会议员凌钺秘密通信。3年3月，这位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而总统府另一秘书马小进则宣告失踪，总统府还换了出入核验的腰牌，并要粘贴使用人的小照。
六十三、复辟谬说
谈到复辟，首先要介绍一下劳乃宣。劳乃宣其人是清朝遗老，庚子年闹义和团时，他做吴桥县县令，上书请取缔义和团；民国成立后，他志存复辟，在辛亥年冬天，他曾作《共和正解》，第二年夏天又作《续共和正解》，民国3年秋天他乃把他的这两本“大作”合印成一本书，名为《正续共和解》，遍送京内外。
劳乃宣的共和，是这样解释：周宣王时因天子太幼，不能执政，乃由朝中重要的公卿“和”而“共”修政事，所以名曰共和。因此，所谓共和，乃君主政体而非民主政体，今日一般政界人士“不学无术”，乱加民主于共和，实在是不通。于是劳某乃力陈中国不能推行民主制的种种理由。这就是他的《共和正解》。至于续编是自诩他早有先见之明，民主制对中国之不恰当。他自作聪明地认为袁世凯虽身为大总统，但有伊尹之志，所以他主张创行一种宪法，名为中华国共和宪法。以共和为名是符于他的共和正解，名中华国而不名民国，即表示要行君主制；虽然是君主制，却又不称帝国，则是不与日本雷同，日本是称帝国，俄罗斯和德国虽行君主制，但却不称帝国，“中华国”亦然；至于为何不称大清而称中华？是因中华是全名，大清只是一族之名。凡此云云，便是劳乃宣的大作奇论。
劳的“大作”自然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同意，因此，在当时的政坛上，也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因为袁自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一切表现都是复古，这便使人联想到袁是有意恢复帝制的。劳除了刊印这本“大作”外，还写了一封信给也是遗老，而由袁聘为清史馆馆长的赵尔巽，信上说：
“总统之任必有满期，退位后无异齐民。其时白龙鱼服，无以自卫，怨毒所蓄，得而甘心 ，不测之灾，必难获免。项城识略过人，必早虑及此。以管见推之，以为必示人以非富天下之诚，而后足以平逐鹿之纷争，必示人以不忘故主之忠，而后足以戢纠桓之骄气。然此时遽议归政，冲主不能亲裁，别求居摄，殊难其选，实仍无以逾于项城。故愚议议定十年还政之期，昭示天下，而仍以欧美总统之名，行周召共和之事，福威玉食，一无所损，所谓闭门天子，不如开门节度也。还政之后，锡以王爵，则以总统退位，复为齐民者不同。爵位之崇，仅下天子一等，自必堂高帘远，护卫谨严，不致有意外之患。……且总统无传家之例，而王爵有罔替之荣，如是则项城安而王室亦安，天下因之以举安，是以深冀我公之上陈，项城之见听也。……公谓成先朝之史，以报先朝之恩，窃谓此说得行，其所以报先朝之恩者，尤胜于修史万万。……”
劳为什么写这封信给赵呢？原来他在不久之前，曾在青岛碰见赵，赵刚由北京到青岛，他们谈话时，赵不经意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不久日月重光。”他就抓住了机会，想逢迎意旨，仰承颜色，以猎取功名富贵，所以当赵由青岛回北京后，劳即写了这封信给赵。
劳乃宣除给赵尔巽写了上面的一封信，同时还给袁的儿女亲家，清朝时当过两江总督的遗老周馥写了一封信。周馥在天津曾和袁共事，他的儿子周学熙又做过袁的财政总长。劳给周的信中说：
“赵次帅（赵尔巽字次珊）由京来岛，谓项城自言，今日所为，皆所以调护皇室，初无忍负先朝之意 ，曾商之世相（清室内务总管世续），欲卸仔肩，而世相言无接手之人，故不得不冒此不韪。诚如此言，则项城之心亦良苦矣。当以拙作正续两解质之次帅，问其可否代呈、项城、次帅曰可，因即请其携之入都。……伏思我公历事累朝，恩深位重，孤忠耿耿，至今梦寐不忘，于项城有父执之谊，识拔之雅；近又缔结丝萝，亲同肺腑，若出一言，重如九鼎。可否将狂瞽之言，转达聪听？倘荷采择，见诸实行，非特有造于先朝，其所以为项城者，亦不啻出诸九渊，升之九天也。”
除了给赵尔巽和周馥外，劳还有第三封信是写给又是遗老、又是国务卿的徐世昌，信上说：
“……我公既受先朝重任，又与项城至交，此策得行，两无所负。……忆己、庚之际，拳匪初萌，弟在吴桥任内，考出义和拳为白莲教支流，刊‘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分布各处，又通筹办法，屡举上官，而直省台司，褎如充耳，以致酿成滔天之祸（是指直隶总督荣禄等没有采纳他的条陈）。时项城出任东抚，道经连镇，弟往迎送，以刊及原稿面呈，项城大为嘉纳，到东后一切照行。联军到京，东省卒得保全，其取善之宏，从善之勇，令人感佩。今夏在青岛，蒙赐手书，尚有：昔庚子之变，执事不惮苦心，标正论以拯危亡之祸之语，是项城用弟言取效，至今犹未忘也。窃谓弟今日所言，尤关重大，若荷听从，其收效之宏，较之庚子更胜万万也。”
劳的“大作”和给赵、周、徐三位遗老的信，当然都到了袁的手中。袁看后并没有表示什么态度，只淡淡地向徐世昌说了一句：“把他请到北京来充参政吧！”袁既然不取缔劳的谬论，反而要请劳为参政，这一来当然使人相信袁是同意 ，甚至鼓励复辟的，于是，鼓吹复辟为登龙术之一，便成为当时北京官场投机取巧的一条捷径，许多人都附和这个主张。
劳乃宣接到徐世昌电报，请他赴京任参政，他马上兴致勃勃地由青岛到了济南，准备转道进京，要为他倡导的复辟而大显身手。可是在济南却听说北京正闹着“检举复辟”的案子，被检举的人中，有一位是名士宋育仁，宋是附和劳的主张而请求“还政清室”。劳听到这个消息，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不知袁的葫芦里是卖的什么药。因此，他考虑了一天，觉得宦途风险实在太大，还是返回青岛观望一个时候为妙。
北京既然有些人认为主张复辟是升官捷径，因此，复辟之说便越来越猖獗。刘廷琛有“复礼制馆书”，宋育仁有还政清室的演说，宋还联合了国史馆一些守旧派，公然上了一道呈文。还有一位也闹得很凶，是逊清翰林，邮传部参议章授。
当复辟的谬说猖獗一时，肃政史夏寿康上了一个呈文给袁，义正辞严，力辟邪说。接着，参政院参政孙毓筠也提出了“查办复辟谬论案”。他在参政院发言说：“复辟谬说是由几个遗老鼓动起来的 ，上年就有刘廷琛上书总统，提到这个问题。遗老们不懂得国家的性质，错误地认为没有皇帝就不成其为国家，本席认为，为了保全治安和保全清室，对这个谬说应当进行彻底的查究。”
袁究竟是守旧？还是革新？求官的人们想望风承旨，不免表错了情，隔靴搔痒。他们都在揣摩袁的心理，以为他赞成帝制。其实，他们却不知道，袁是想帝制自为，而非帝制人为。袁对复辟谬说并不想认真查究，因为袁自己还想称帝，所以他把复辟的罪过嫁祸于国民党，认为这也是国民党的捣乱行为。
由于全国反对复辟的空气鼎盛，袁乃不得不于11月23日下了一道严禁紊乱国体之邪说的命令。宋育仁这时是国史馆编修，列名“内务部查办”的名单上。查办本是官样文章，不料宋的运气太坏，他得罪了一个四川同乡，这位同乡不念乡土之情，竟向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