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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只是简单地说，威利根本就不是他喜欢的那一类型，因为她的胸部那么扁平。
总统不知道的是，莫妮卡刚刚走出白宫，就将这次她与总统谈话的全过程都告诉了特里普。特里普似乎只关注一件事情，那就是总统是否知道她的名字，当她猜想总统已经知道了自己是谁，立刻显出了非常激动的神情。莫妮卡说，“现在我才知道，原来她也喜欢总统。很明显，她对他怀有一种非常秘密的感情，一方面，她想要进入我的生活，另一方面，她又嫉妒我与总统之间的亲密关系。”事实上，在向大陪审团作证时，琳达·特里普也曾厚颜无耻地声称，之所以她被赶出白宫，就是因为总统喜欢上了她，第一夫人因此大吃其醋。
就在几天后，在距离美国3000英里外的地方，莫妮卡再一次与总统相遇。他们一起参加了在马德里召开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莫妮卡是五角大楼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他们一起参加了美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晚会，在晚会上，莫妮卡不断与总统交换着会心的眼神。莫妮卡觉得很开心，这让她想起了过去与总统调情时的那段快乐时光。当她还在西班牙开会时，琳达·特里普打电话告诉她，凯瑟琳·威利的故事出现在了一个叫“德拉吉报告”的网站上，这
个网站是由马特·德拉吉做的网站，上面全是些下三滥的谣言。很明显，威利丑闻正在开始慢慢升温。之后，莫妮卡还先后随代表团出访欧洲其他国家，包括匈牙利、乌克兰和保加利亚。这次旅途结束时，她觉得自己已经累坏了，可是刚一回到家她就接到了贝蒂·库里的电话，让她去白宫见总统。
莫妮卡憧憬着这次相见，她想，既然独立日那天与总统相见，他们在一起说了那么多动情的话，而在马德里的时候，他们又进行了几次性意味浓厚的挑逗，也许现在总统与她分手的信念已经不像原先那样强烈了。7月14日，刚刚与总统见面，莫妮卡就失望地意识到，总统并不打算与她旧情复燃。她又为总统准备了一件小礼物，那是她在布达佩斯买的一个小玩意儿，一个木刻的字母B，也就是总统名字比尔的缩写，有趣的是，这个字母里面还刻着一只青蛙。在将礼物送给总统后，莫妮卡发现他对她的态度依旧很冷淡，很生疏。他们走进了附近的南希·亨内奇的办公室，莫妮卡坐在沙发上，总统则坐在椅子上，在莫妮卡的一再要求下，他才不得不坐到了莫妮卡的身边。
没有一句含情脉脉的前奏，总统直接切入正题，他问莫妮卡，独立日那天她说到的五角大楼
的同事，是不是就是琳达·特里普。莫妮卡承认正是她。于是总统告诉她，凯瑟琳·威利的律师这周曾经打电话给南希·亨内奇，他表示《新闻周刊》的记者伊斯科夫已经知道了威利与亨内奇接触的事情，并且指责白宫有意泄密。总统觉得很奇怪，因为只有四个人——他本人、亨内奇、威利和莫妮卡知道这件事，伊斯科夫是怎么弄到这条新闻线索的呢？他因此推测，肯定是莫妮卡将这件事告诉了特里普，然后特里普又把此事转告给了这名记者。莫妮卡承认了，可是她却撒谎说，当初她跟特里普说这件事时，曾经强调她是从贝蒂·库里那里听说的，而并不是总统亲口告知。总统于是若有所思地问莫妮卡，“你信任这个女人吗？”莫妮卡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同时她还特意对他说，特里普相当崇拜他，甚至还在办公桌前摆着他的照片，听到这里，他满意地点了点头。之后总统让莫妮卡尽力说服特里普再次与布鲁斯·林赛联系，与她一起讨论一下，究竟怎样妥善处理这起事件。莫妮卡向总统表示，她会尽力一试，但又强调说可能会有些难度，因为上次特里普曾经受到过林赛的羞辱，而她又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女人，可能不大愿意再与林赛说话。
特里普的罪（6）
回过头来看这次谈话，莫妮卡说，“每个人都觉得这是一次意味深长的谈话，他们从中找到了无数例证，证明总统正在妨碍司法公正，他正在想方设法让我作伪证。这真是个天大的笑话。当时凯瑟琳·威利还根本没跟琼斯案扯上半点关系，我们并没想要影响案件审理，只不过是要避免《新闻周刊》刊登对总统不利的文章，仅此而已。”
可是，从那时起，莫妮卡已经对琳达·特里普产生了警惕，她怎么可以向伊斯科夫泄露
信息呢？当两人当面对质时，特里普承认她确实曾经与伊斯科夫谈过话，可是否认她泄露了威利打电话给亨内奇的事情。容易轻信别人的莫妮卡这次也学乖了，她并没有向特里普提起7月14日与总统谈话的内容，只是力促她再次与布鲁斯·林赛联系。
特里普听从了莫妮卡的建议，与林赛取得了联系，林赛建议特里普与克林顿的律师鲍伯·贝内特当面好好谈一谈，毕竟贝内特正在负责帮总统处理琼斯案，希望得知更多跟案情有关的细节，林赛安排好了特里普与贝内特律师见面的日期，时间定在了7月底。很明显，特里普对与贝内特见面一事感到相当紧张，因为担心自己的长相不大赏心悦目，她还特意去做了一次头发，然后见了她自己的律师科布·巴赫。最后，特里普向林赛表示，她的私人律师建议她保持中立，不要被牵扯进琼斯案，因此她不同意与贝内特见面。
莫妮卡气坏了。特里普既然为政府工作，她自然应该替总统效劳，她的职务就决定了她根本不可能是中立的。莫妮卡更不能理解的是，在伊斯科夫撰写的关于凯瑟琳·威利事件的文章中，特里普竟然出面发表了她的证词。
事实上，《新闻周刊》同样为了伊斯科夫的这篇文章提心吊胆，因此迟迟不敢刊登，直到7月底，琼斯的律师传唤凯瑟琳·威利，他们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这才落地，他们认为，琼斯律师的这一举动足以证明威利与总统性骚扰案件的关联，于是，1997年8月初，这篇报道在《新闻周刊》上刊出。在这篇文章里，琳达·特里普作证说，当威利走出椭圆办公室时，她“衣衫不整，脸上泛着红晕，嘴上的口红不见了。她看起来非常慌乱、快乐而且喜气洋洋。”这段话足以证明总统和威利之间确实曾经单独会面，可却与她受到总统性骚扰的说法互相矛盾，1998年3月，在接受电视新闻节目《60分钟》采访时，威利还继续坚持她被总统性骚扰的说法，并且在节目中详细阐述了整个过程。
后来，克林顿总统否认了一切性骚扰的指控，他说，当时威利来见她时情绪很激动，因为她表示当时急需要钱，请求总统为她安排一份可以发薪水的工作，当时他们规规矩矩地坐在椭圆办公室餐厅的桌子旁边，在他们说完话后，他确实拥抱了她一下，也许还亲吻了她的额头，但是仅限于此，没有其他举动。莫妮卡觉得总统的这番解释是可信的，她说，“现在我仔细研究威利事件，觉得其中有很多疑点。无论如何我都不会相信，总统怎么可能放任她那样走出椭圆办公室？也许她的口红确实被擦掉了，毕竟喝口水口红也会掉呀，可是说什么衣衫不整，这怎么可能？完全不可能。事实上，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一直都很注意形象。每次离开他的办公室时，我都会在桌子上留一个空的减肥可乐瓶，这可以让旁人误认为我们之间纯属朋友关系，并不是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莱温斯基正在帮助永远让她受到伤害的犹大朋友特里普，在《新闻周刊》刊文认为她的人格不值得信任的文章后，莱温斯基甚至帮她写了一封抗议信，“不管椭圆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确有其事，知道这件事的，只可能是两位当事人。”最为讽刺的是，直到莫妮卡本人的丑闻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新闻周刊》才刊登了特里普的这封抗议信。
当《新闻周刊》刊登了有关威利的报道后，鲍伯·贝内特律师指责特里普是一个“不可信任的女人”，这让特里普感到很愤怒。此外贝内特还指责说，在这一年年初，有一个人写匿名信通知琼斯的律师，他们可以在凯瑟琳·威利身上挖到更多线索，现在他已经得到证实，这个人就是特里普。
虽然特里普觉得自己的人格遭到了极大侮辱，她还是觉得很兴奋——她还从来没有受到这么多的注意。曾经和她打过交道的作家经纪人卢西安·戈德伯格之子乔纳表示，此时特里普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个主角，她相信在这样一部戏里，只因有了她的存在，这部戏才能得以发展下去，乔纳说，“她没有想到，伊斯科夫竟然会使她牵扯进如此大的旋涡之中，对此，特里普既兴奋，又害怕。她觉得现在全世界人都在看着她，而且她踌躇满志，相信到时莫妮卡事件曝光后，她就能再一次站在舞台中央。”
莫妮卡对特里普的所作所为并不满意，可她仍然是一个忠诚的朋友，她担心特里普会因为自己的轻率之举而丢掉五角大楼的工作。从五角大楼的内部管理备忘录中就可以看出，特里普在这里的名声简直糟糕透顶，人们公认她举止粗鲁、而且极难相处，在工作时根本没法与她合作，而她与莫妮卡共同的顶头上司，肯·培根对于她的行为也相当不满，当年白水事件发生时，特里普也一度对媒体发表过非常不合适的评论，当时他就已经警告过特里普，今后如果她再对媒体发表只言片语，就一定要在事先通知他。莫妮卡在这种充满敌视与怀疑的气氛中，仍然全心全意帮助她的朋友，她对暴怒的上司解释说，《新闻周刊》所发表的净是些不实之词，并未征得特里普的同意。她还打电话给特里普的律师巴赫，告诉他，《新闻周刊》在没有征得他委托人的同意下，随意引用了她的话，已经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并且要求他立刻替特里普发表声明。巴赫并未向特里普核实，便照办了莫妮卡的要求。
特里普的罪（7）
等到特里普回到五角大楼，她向莫妮卡承认，她现在非常害怕丢掉这份工作。于是她给《新闻周刊》写了封信，抗议他们错误引用了她说的话，还将这封信的草稿拿给莫妮卡看。莫妮卡建议她修改了几处地方，还帮她找到了《新闻周刊》的传真号码，这样，特里普才得以将这封抗议信直接发给杂志社的主编。这封信的基本观点与那篇新闻其实并没有太大冲突，不过其中的一句话确实点到了要害，它写道，“不管椭圆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确有其事，知道这件事的，只可能是两位当事人。”（最为讽刺的是，直到莫妮卡本人的丑
闻登上了各大媒体头条，《新闻周刊》才刊登了特里普的这封抗议信。）
还有更麻烦的事情。此时特里普仍然为贝内特对她的评论感到愤怒——竟然有人质疑她的诚实！她告诉莫妮卡，如果她因为此事被炒鱿鱼，她将要写一本“透露一切事实”的书，莫妮卡回忆说，“特里普要写书的计划让我感觉不安极了。”于是莫妮卡焦急地问特里普，她会不会在书中透露她与总统的事情，特里普，这个曾经告诉伊斯科夫，总统与一个“年轻的女实习生”有染的女人，用最诚恳的声音告诉莫妮卡，“当然不会了，我永远都不会伤害你。”
莫妮卡感觉现在的自己简直是如履薄冰，她还在为自己回白宫工作的事情而焦虑，又添上了特里普要写书的问题。7月16日，就在她与总统谈论了威利丑闻后两天，她第二次与玛莎·斯科特会面，两个人谈了约摸一个小时，莫妮卡对自己的未来更有信心了，她认为斯科特已经同意将她从五角大楼“借调”过来，就在斯科特自己的办公室工作，而且日期定在了9月1日，她回忆说，“当时我觉得，虽然这并不是一个板上钉钉的工作，可也已经差不离了。我对自己说，‘我就要回来了。’”
莫妮卡的朋友凯瑟琳·奥尔黛·戴维斯，却并不像莫妮卡这样轻信别人，她预感到一场风暴即将来临，8月4日她给朋友写了封电子邮件，信中写道，“我希望一切都好，我也希望你不要太过执着于一些虚无缥缈的事情。莫妮卡，你千万不要忘记照顾好你自己，不要一心只想到别人，却忘记了你自己的需要。”
凯瑟琳的忠告显然是对的。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故事里，失望永远是个主旋律，这次同样没有例外。8月份玛莎·斯科特就告诉她，她可能没法得到这个借调的职位，她必须等到12月份，一直要到乔迪·托克尔森离开白宫后，她才有可能顶上她的位置。莫妮卡再一次怀疑，她始终在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8月16日，当她在总统的书房里与他相见时，她又一次提起了工作的事情。这一次她本来是要送给总统一份生日礼物，庆祝3天后他的51岁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