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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这是起诉的前奏，金斯堡拿出了最后通牒：要么给豁免权，要么上法庭。
漫长的讨论和左思右想过后，OIC方面虽然很不情愿，还是答应了。2月底，两名FBI探员出现在金斯堡下榻的都市俱乐部，因为担心写有豁免书的文件泄露出去，所以没有直接递交，而是他们念，金斯堡和斯派兹手写。在法律上，这只是一份征询同意与否的建议书，包含四项主要内容，只有提要式的短短半页。不过，莫妮卡觉得文件过于含糊不清，于是就写了一份全面的替代性文件，其中讲明她应该在宣誓情况下说哪些内容，以交换免予起诉的豁免权。在她后来出庭作证时，她觉得那更像一幅道路地图，而不是一份完美的文件。
在长达10页的陈述中，她承认自己曾经和总统发生了“亲密的激情关系”，其中包括口交，但没有插入式性交。然后，她详细回顾了过去两年的历史，讲述了她离开白宫的原因，重返白宫的努力以及后来去纽约找工作的经历。在他们仔细检查了几份豁免合同草案后，最终双方达成了口头协议。2月2日，周一，斯塔尔办公室派一名FBI探员带来一封同意交易的信，莫妮卡、她的律师团和斯塔尔方面都签署了名字。在读完莫妮卡的陈述后，斯塔尔的调查官们表示这是可以接受的，只除了一个地方。他们声称，金斯堡曾经说总统告诉莫妮卡在琼斯案的书面陈述文件中“否认、否认、否认”。调查官们自然希望能把这加到莫妮卡的陈述中，金斯堡和他的当事人马上发生了激烈的口角，莫妮卡告诉律师，不管什么情况下，她都不会承认总统说过这些话的。
（9）
正如莫妮卡自始至终说的那样，在他们关系的初期，总统和她都同意一点，如果他们被问起此事，都会否认他们有这方面的关系。这变成了莫妮卡陈述的第二点。那是怎么写的：在莱温斯基小姐和总统的关系中，总统曾经告诉莱温斯基小姐如果被问及，要否认此事；他还说了些话，以便出事后，两人都会说没发生什么，没发生什么。莱温斯基小姐记得，这是在接到琼斯案的传票之前的时候说的。如此一来，她和总统否认彼此关系的协议只是笼统而言，早于莫妮卡的书面陈述。——不过，从此她开始对金斯堡很不满。
她的情绪复杂，知道虽然这合同能保证她和家人能免予起诉，但是她也远离了那个心爱的男人，那个向全世界否认他们有关系的男人。她还记得当时那藏着一丝苦涩的矛盾心理：“我感觉并不好，好像自己是希特勒的妓女，我想斯塔尔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他们要伤害我爱的人，我指的不只是总统和我母亲，还有和我关系密切的库里、魅力非凡的乔丹。”
如果说法律的热度正在消散，那么情感的温度也是如此。莫妮卡想见心理医生已经整整两周了，不过律师们担心如果去见医生，他们同斯塔尔谈判的本钱就会降低奇 …書∧ 網。现在，莫妮卡终于允许去见那个她后来称为“救我一命”的女人了，她和苏珊医生整整做了6个小时的心理咨询。苏珊不仅鼓励她挺过丑闻造成的心理创伤，还给了她两片抗抑郁症的处方药，帮助她渡过难关。
不过，最好的补品还是金斯堡。现在豁免权开始发挥作用了，律师终于允许莫妮卡和父亲通话了。过去几周，伯尼和芭芭拉听从金斯堡的建议，没有到华盛顿找莫妮卡，害得她以为他们过于生气而抛弃了她。一通电话马上平息了她的担心，父亲为很快可以看到女儿而兴奋。那时，伯尼承认：“我们一直生活在真空中，因为金斯堡担心如果和女儿说话，我就会被牵扯入内。”
2月初，莫妮卡登上去洛杉矶的班机时，相信过去一直笼罩她的要锒铛入狱的噩梦终于结束了。她大错特错了。
第十三章 斯塔尔王国
斯塔尔王国（1）
住在洛杉矶市郊布兰特伍德的人们，对于这样的景象早已见怪不怪了：排成长列等待着的警车车队，漠无表情的摄影师，从租来的豪华轿车中不情不愿跑出来的名人刹那间遭遇闪光灯无情地扫射。在1994年，布兰特伍德也有过那么一个被关注的时期，那是因为这是O·J·辛普森杀妻案案发现场，当这个“世纪大案”在市区的法院里审理的时候，超过一年时间，媒体常常在这条安静的街道上逡巡。现在，第二个这样的大案出现了，媒体再度随之而来。电视台工作人员和摄影师霸占着伯尼·莱温斯基邻居家前门的草坪，等着莫妮卡回家
。
对于她来说，2月上旬从水门公寓离开的时刻简直是一个“噩梦”。为了逃避那些注视，她和比尔·金斯堡一起坐飞机去洛杉矶，生平第一次坐头等舱。摄影师和记者注视她的一举一动，记下她吃下的每一口食物。现实和新闻报道之间差异很少有这么大。《纽约邮报》就体现了这点，这份以保守著称的报纸用了这样一个大标题“令人疯狂的性感女妖回家了”。
一到洛杉矶，她和比尔·金斯堡就被早已等在那里的警察护送着飞奔出机场，在一整队机动部队的护卫下，一路警灯和警笛开道，终于到了伯尼的家里。甚至回家，也成了众人拍照的机会，好像这是在刻意显示莫妮卡也有一个家，也是一个人，也有着正常的情感，而不是一个从贝弗利山上专程下来引诱总统的小淫娃。
和往常一样，金斯堡依然是这些仪式的主持人，将自己那些难得的想法强加给媒体马戏团。不过，即使后来承认在这个场合中公共关系很有意义，父亲和女儿当时并不想表演。伯尼说，“比尔在电话中告诉我们，当莫妮卡的车停下来，她会在外面的草坪上向你问候。我们感觉像是电影演员，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当金斯堡吩咐莫妮卡下车投入伯尼的怀抱的时候，她也同样表示不喜欢这些。“这是很私人的，”她说，“我不想把我的感情展现给全世界看，我们都不喜欢这样。不过，我后来客观地去看，这样父女团聚的场面，的确能赢得同情。”
即使如此，金斯堡也有点搞砸了场面，他告诉记者说，莫妮卡回到父亲身边，就像切尔西在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后回家去看克林顿那样。这个评论让莫妮卡极为“讨厌”，她强调，“我知道对于总统来说切尔西是多么珍贵，她的私人生活是多么重要，我从来都不想以这种方式跟她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莫妮卡认为金斯堡很多言行都有问题，再加上他喜欢上镜，渐渐地，这个“伯父金斯堡先生”和他年轻的委托人之间的关系有了裂痕。
然而那时，莫妮卡、伯尼、芭芭拉只是拥抱在一起、又哭又笑，分享着丑闻爆发后三个人在一起的最初时光。对于莫妮卡来说，“看到爸爸，就像在海上迷失方向的人突然看到远处的灯塔一样。我们哭作一堆。见到他让我感到踏实，我需要他。”一大群记者等在外面的时候，莫妮卡一家坐到餐桌前，一边吃着伯尼的拿手菜（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优秀厨师），一边试图理清楚最近几个星期发生的事。
他们没有详细谈论这个法律事件，因为他们怀疑这栋房子被FBI监控了，如果他们讲了什么不恰当的话，伯尼可能会收到斯塔尔的传票。“大家情绪都很激动，一起哭泣，互相给对方鼓励。”伯尼回忆道，“这是一次感情充沛的会面，因为大家都感到很痛苦，我们的家庭生活被如此恶意地撕裂。莫妮卡尤其需要和他的爸爸好好谈谈。”
莫妮卡在洛杉矶的大部分时间被关在房间里，虽然每天她都能躲过别人的目光，爬上楼上的天台，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享受阳光照在脸上的感觉。芭芭拉发现，“那么多人站在屋子外面，太具有侵略性和危险性了。”一天晚上，他们一家就完全领教了媒体暴徒们的力量。那天他们去附近一家叫做“洛杉矶农庄”的餐馆吃饭，等他们出来的时候，看到十几架摄像机和照相机在外面等着他们。
当伯尼去开车的时候，莫妮卡和芭芭拉试图走出这些机器的包围，天真地以为人们会给她们让出一条路。然而她们被焦躁的人群吞没了，一个摄影师牢牢地抓住莫妮卡不让她走。最后，伯尼一下子把几年体能锻炼积累的力气都使了出来，推开车门，她们才能够成功逃脱。“我可真是吓坏了。”莫妮卡说。
这还不是他们最糟糕的经历，第二天，他们的车沿着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被一辆满载记者的车给撞了，芭芭拉身体猛向前倾，受伤了。这时，本地KNBC电视台的直升飞机在他们头上盘旋拍摄，他们打电话报警，警察建议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呆在车里，因为这次车祸是记者们的一个策略，迫使他们离开车，让他们能够拍照。值得赞扬的是，本地的媒体评论员都为同行的所作所为惊骇不已。有人指出，莫妮卡遭遇的追捕比新近威尔士公主遭遇的更残酷粗暴。《华盛顿月刊》编辑查理·彼得谈到媒体的狂暴时说，“几个月以来，他们就像得了神经病一样，这是我这辈子看到的最过分的报道。”
肯尼斯·斯塔尔和媒体一样，也在追逐着莫妮卡，想在她的生活中找到足以定罪的线索。在莫妮卡去洛杉矶之前，负责她案子的法律小组就要求她每天和斯塔尔代理人进行一次会面，这是赦免协议的一部分。
斯塔尔王国（2）
不只是媒体马戏团闻到了血腥味，斯塔尔现在磨刀霍霍准备动手。在莫妮卡出发去洛杉矶前，她和她的律师团同意了斯塔尔方面提出的，作为豁免协议的一部分，她要在那里每天接受他们4小时的面谈。
然而，文件上的墨迹还没干，斯塔尔就变卦了。2月4日，星期三，表面原因是因为莫妮卡拒绝指控总统要求或协助掩饰，斯塔尔撤回了他的赦免令。同时，他还要求和他的主要证
人面谈。“没有什么比和证人面对面对了解案情更好的了，”他对记者们说，“问一些细节，把答案跟证据对比，如果需要，还会测谎。”
金斯堡又在四处奔走，他递交申请，要求执行豁免的书面协议。他知道斯塔尔的这个决定意味着策略的改变：他现在试图独立寻找特里普录音带上记录的故事的证据，他要把莫妮卡的家人、朋友和白宫的同事都叫到大陪审团面前。这不仅能证实他关键证人的可信性——现在依然可疑——也能让莫妮卡在将来的赦免协议中丧失一部分谈判资本。
斯塔尔的这个“挤压策略”，让莫妮卡滑到了绝望的边缘。她拒绝忍受他缓慢的法律折磨。她不知道，对于斯塔尔来说，这个决定不仅是一个法律事务，也带着私人情绪。就像评论员彼得·马斯指出的那样，“斯塔尔的办公室里的空气明显带着一种清教徒式的挫败感和怒气，自从莱温斯基拒绝携带窃听器，他们就决定一定要她为她的固执付出代价。”
当莫妮卡为她的性道德、她的忠诚和她的原则受到惩罚的时候，背叛她的特里普却受到了斯塔尔方面的宠爱，他们给了她一间安全的房子，还答应让她保留那份8万美元年薪的政府工作。斯塔尔手下的一个调查员鲍伯·比特曼告诉莫妮卡，当他们去特里普家里的时候，她如何给他们做美味的点心，如何端上满盘的糖果。如果他讲这些是存心想伤害莫妮卡，那么他成功了。
斯塔尔目光锐利地盯着莫妮卡生活中每一个微笑的地方。他不满足于用一纸搜查令让莫妮卡交出电脑和磁盘以作调查之用，甚至要求扩大调查她的弟弟以及父亲。她的母亲已经彻底输掉了避免出庭作证的战争，她觉得自己好像行走在一条语言的雷区。她竭尽全力不伤害女儿，但是知道自己必须说实话。
斯塔尔开始动真格的了，第一步就是在1月底，两个FBI探员事先没有通知就去了迈克尔就读的大学。丑闻曝光的几天前，莫妮卡通过联邦快递给她兄弟送了一件毛衣。这些探员认为这个清白的包裹里面可能会有总统送给莫妮卡的礼物，她想把它交给兄弟保存以测安全。他们知道金斯堡是这个家庭的律师，他们还是去了卡耐基·梅隆大学，在迈克尔的寝室里对当时才20岁的他展开询问。他们问他是不是知道莫妮卡的行动，其实是想探听他什么时候和她一起在华盛顿。当他们离开以后，迈克尔打电话给金斯堡，告诉他自己被迫接待了这些不受欢迎的客人。律师非常生气，他告诉迈克尔，没有他的授权，他不必回答任何人任何问题。“我感到很害怕，”迈克尔说，“我想我大概把事情搞糟了，但是当FBI探员站在你家的门口，向你出示他们的警章的时候，你的本能反应就是如实回答他们的所有问题。”
斯塔尔目光锐利地盯着莫妮卡生活中每一个微笑的地方。他不满足于用一纸搜查令让莫妮卡交出电脑和磁盘以作调查之用，还要求华盛顿的K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