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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多少事-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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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孙中山,陷入了今天历史学家所说的在辛亥革命后十年的第一个“迷误”:他的理论是“三民主义”,孙中山现在认为,满洲皇室已被推翻,“民族”实现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制定,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权利,大总统袁世凯也肯维护革命成果,“民权”实现了;那么,现在剩下的就是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改善“民生”问题了。
关于民生,孙中山最重视铁路交通。他在西方和日本流亡多年,对国外发达的铁路交通十分钦仰,今天的一个常见标语很能概括那时的孙中山的想法:“要想富,先修路。”
他向袁世凯提出:“未来十年,你练百万精兵,我修二十万里铁路,何愁不国强民富!”

袁世凯呵呵一笑,说:“修二十万里铁路,先生想必很有把握;但练百万精兵,世凯怕力不能任啊。”在这个极具行政经验的老牌官僚的心里,对孙中山“十年修二十万里铁路”的计划,是深感不切实的。
但是,孙中山不问政治了,多好!他正好顺水推舟,委任孙中山为全国铁路总督办,月薪三万大洋,并将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中山专用,以便巡视全国路况;同时令各地官员对巡视路政的孙中山做盛大招待。
革命党人中不少人那时处在“下岗”状态:清廷已完蛋,再无“命”可“革”;新成立的袁世凯政府又排挤他们,没有职位安排。这下好,他们又纷纷来投奔老领导孙中山,于是孙中山带着一帮失业党人,四处勘察,八方演说。等到“二次革命”,孙袁撕破脸皮,袁世凯再不客气,派人来查孙中山的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帐,发现已耗费一百好几十万元费用,而铁路,全在孙中山的演说和著作里,还一寸没建呢!
孙中山开始淡出政治,致力民生实业,现在同盟会里最活跃、担当实际工作最多的,就是年仅三十岁的天才政治家宋教仁。
跟袁世凯的半新半旧、思想根子在封建不同,年轻的宋教仁是深受欧美现代宪政思想沐浴的“全新的人”;跟孙中山以理论、理想、号召力见长、实际操作运营能力较短不同,宋教仁既有丰富的理论素养,又有不世出的组织才干,是扎扎实实的行动家。民初的许多根本大法都出自宋教仁之手,民国法制建设最重要的成果,影响极其深远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宋教仁带着寥寥数人,一夜间起草成功的。

接手主持同盟会实际工作后的宋教仁,首先联合当时国内几个较大的政党,扩大同盟会,组建了国民党。
民国一成立,中国人拜主子称奴才的历史结束了,自己当上了国家的主子,参政热情高涨,掀起了组织政党的高潮。1912年2月到8月间,仅在临时政府登记的政党就有八十五个,加上未登记的,全国那一年组建的政党据估计在三百多个。这些政党,分分合合,此建彼散,活动频繁,成为民国初年的一大政治景观。
初尝政党政治,蓬勃发展中自然带着稚拙。一夜间冒出三百多个政党,规模悬殊,大的几十万人,小的几十个人;大家无不标榜共和,宗旨间看不出区别;各党组织松散,出入如同儿戏,而且跨党现象十分普遍:黄兴有十一个党籍,黎元洪九个,熊希龄八个,唐绍仪七个,汪精卫五个,梁启超三个……各党只顾拉名人入党撑门面,毫无组织原则可言。
虽然各省都有政党成立、活动,但大多政党集中在城市,北京有八十二个政党活动,上海有八十个,广州二十五个,南京十六个,其他城市的政党都在十个以下。
这么些政党中,比较值得一提的,首先有中国社会党。馐巧虾9飧吹诙欤?911年11月4日)就成立的上海第一个政党,也是全国首家以“党”做为名称的政治组织,还是中国第一个自称社会主义的政党。最盛时,该党有成员几十万。

规模很大、影响力很强的,除了宋教仁正在组建的这个国民党,还有黎元洪任理事长的共和党,以及汤化龙任干事长、后推梁启超为领袖的民主党。
宋教仁改组同盟会之时,很多小党都来投靠,希望合并,然而宋教仁考虑同盟会的身价,只挑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几个较大的党合作。
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湖广会馆举行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孙中山以一千一百三十票之绝大多数,当选为理事长。孙中山力辞不就,国民党中央乃决定由宋教仁任代理理事长。
就在大家对袁世凯专权而忧心忡忡之际,宋教仁认为,现在袁世凯可以控制政府,但国民党可以控制国会;按照《临时约法》,国会权力极大,只要取得国会多数议席,不要说制约袁世凯,就是内阁总理,也是唾手可得。
他的理想,就是“政党内阁”,即政府由一个大选获胜的党包办,这样,袁世凯政府那种既有前清官僚、又有革命党人、互相牵扯的局面就可改观。政党内阁的意义,就在既由选举产生保障民权,又能高效运作治理国家。

玩传统手腕和阴谋,袁世凯是大师;而搞现代民主政治,宋教仁却就比袁世凯内行得多。宋教仁做了大量扎实的组织工作,国民党的组织机构迅速覆盖全国所有行省,青年学生、粗鲁武夫、商贩市侩等等想加入者,一概欢迎;对社会上有声望人士,则由党的机构先写好加入文书,再请其签个字即可。国民党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1913年2月4日,参、众两院复选,在宋教仁的策划和领导下,国民党获三百九十二席,占绝对多数。
1913年4月,民国首届国会将召开。在完成国民党组建以后,雄心勃勃的宋教仁奔走于全国各地,决心在国会选举中,拿下总理一职。
宋教仁的超凡才干,早已引起袁世凯的高度重视。袁世凯深佩其才,十分希望能得此人而用之,因此尽力跟宋教仁套近乎。
他看见宋教仁总是衣衫破旧,就送给他一套西装——这可不是普通的西装,宋教仁穿上身后,发现周身尺寸,竟无一不妥帖!可见袁世凯用心之切。

袁世凯还送给宋教仁交通银行五十万元支票一本。宋教仁取用了二三百块,然后托赵秉均送还,并致信袁世凯:长辈所赐,哪敢拒绝,但我确实用不了什么钱,所以用了需要用的之后,把剩下的还您。
袁世凯干脆请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而宋教仁却要依《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选举产生总理;而且,按内阁制的规定,总理向国会负责,而不是听命于总统,总统只能是虚位元首。
宋教仁油盐不进,他越有才干,就越成为袁世凯的心腹大患。谭人凤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1913年初春,国会召开之前,宋教仁自家乡湖南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后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那时国民党选战大胜,党员士气高涨,宋教仁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宋教仁随地发表演说,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他把当前政府批评得一无是处,甚至说袁世凯“自掘坟墓,自取灭亡”。

“不能得而用之,就除之!”这是中国传统的政治斗争智慧。就在宋教仁风尘仆仆为国会的总理选举奔走之时,袁世凯深感此人威胁太大,他无法阻挡总理职位会在选举中落入宋教仁之手。

袁世凯是否杀机已动,不得而知,而接下来一起震惊海内外的恶性事件,扼杀了民国民主政治的萌芽。
就在宋教仁四处奔走宣传之时,他收到袁世凯电报,请他回京磋商重要政务。宋教仁在上海乘火车去京。
死神在向这位青年政治家靠近。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送行下,在上海火车站上车。就在他在检票口伸手去接剪好的车票的时候,一声枪响,宋教仁浑身一震,继而以手抚住右腰,喊道:“有刺客!我中枪了!”
车站秩序大乱。众人慌忙扶住他,举目四望,只见一个矮汉子正撒腿没命地逃去。

忽遭大变,送行者分成两拨,一拨报警追凶,一拨喊车把宋教仁送至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
院方请格尔本和比林哈斯两位外国医生会诊,认为伤势很重,必须开刀。手术用钳子从小腹取出子弹,发现子弹有毒!
午夜2时,五名外科医生第二次开刀,把肠缝补涤洗,取出食物及污血,然后合口。宋教仁十分痛苦,呻吟辗转,几度昏厥,凄苦之情,惨不忍睹。
宋教人神智清醒时,他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着粗气,挣扎着说:“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奉托:第一,我的藏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第二,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最后,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
于右任和前来看望照料者眼泪长流,拼命点头。

3月22日清晨,宋教仁病势恶化,双手发冷,眼睛仰翻;延至早上4点,已不能言语,只以黯淡的眼神环顾四周,满眼依依不舍。
黄兴、于右任、陈其美、范鹤仙等围侍病榻旁。黄兴强忍悲痛,在宋教仁耳旁大声说:“钝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
宋教仁用力睁开眼睛,眼中泛起了一层泪花,慢慢地停止了呼吸。
伟大的革命家、杰出的政治家、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国民党的顶梁柱、三十一岁的一代俊彦宋教仁,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散手人寰。
黄兴、于右任等抚尸痛哭;陈其美捶胸顿足:“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啊!”

陈其美花二百银元亲自替亡友买来上好棺木,同时请了相馆的人来给遗体拍照。拍照时黄兴主张让宋教仁衣冠整齐,以符生平的光明正大;范鹤仙则认为宋氏遭此毒手,不可不留一张历史性的照片。因此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宋教仁裸露伤口的遗照。
宋教仁遇刺垂危的消息传开后,全社会震动,大批素不相识者前来医院探望;他的遗体移往湖广会馆时,送行民众人山人海。大家群情激愤,强烈要求彻查真相,严惩凶手。
宋教仁遇刺身亡报到北京,袁世凯正在吃饭,他闻讯的反应是:“钝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随后猜测起凶手,他竟说很可能是黄兴,因为黄兴也想当总理,因此国民党火拼了。在座的章士钊听不下去,愤然离席。
内阁总理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闻听消息,满脸大惊,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
袁世凯发布公告,强烈谴责暗杀行为,责成立即调查。

调查竟十分顺利。两个学生来报告,说和他们同住在鹿鸣旅馆的一个叫武士英的人向他们借钱,说等他杀了人拿了赏钱就马上还。陈其美立即报请租界巡捕房,到鹿鸣旅馆捉拿武士英;没看到武士英,却发现了一个叫应桂馨的人的名片,从而逮捕了应桂馨,并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文件暴露出应桂馨背后指使人和经费来源,出自北京的国务院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抄获文件显示,洪述祖所受命的,正是那个生怕“不能算人”的国务总理赵秉钧!
赵秉钧又是袁世凯的心腹亲信。到这里,让人不怀疑袁世凯,太难。三四天时间,刺宋案竟基本真相大白。
宋教仁到底死于谁手,至今还没有所有人都认同的说法。除了袁世凯,还有人认为可能出自赵秉钧之手——赵秉钧揣摩袁世凯心思,觉得袁世凯欲杀宋教仁而不好下令,他应该心领神会地代劳;况且,以宋教仁的势头,离总理之职越来越近,对他这个正当着总理的同样是威胁。
司法部门开始深入调查。上海地方检查厅传讯总理赵秉钧,赵秉钧请假推脱,同时放出黄兴有很大嫌疑的风声;会审公堂再传黄兴,黄兴却一传就到,并说随传随到,直到水落石出。接下来,此案怪事频发:4月24日武士英忽然在狱中暴毙;第二年元月19日,应桂馨在火车上被杀;2月27日,袁世凯头号亲信,北洋系的智多星赵秉钧被迫辞职后竟在天津督署内中毒,七窍流血而死;案发后装泼撒赖、逃到青岛的洪述祖本以为逃脱惩罚,不料延至1919年还是被宋教仁十五岁的儿子宋振吕和秘书死死扭住,到4月5日以主使杀人罪被判绞刑,行刑时却是砍头……

就在此案按法律程序进行并进展颇大之时,痛失栋梁的国民党人除黄兴等少数人保持冷静外,无不切齿痛恨袁世凯。当时正在日本考察铁路的孙中山闻听宋教仁被刺死,悲愤万分,痛感认清袁世凯真面目太晚,立即起兵讨袁。
这次讨袁就是“二次革命”。之所以叫“二次革命”,是因为事件过程有点与辛亥革命相似:反袁各地从江西开始纷纷宣布“独立”。宣布独立的先后有江西、安徽﹑上海﹑广东﹑福建﹑湖南以及重庆等地。“二次革命”在孙中山的号召下,以江西﹑江苏为主要战场进行。
袁世凯在宋教仁遇刺后知道国民党马上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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