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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鲁迅对朱安虽然冷淡，却绝不毒辣。鲁迅始终不断给朱安家寄钱；朱安生病时，鲁迅立即将她送往医院，搀扶着她上下黄包车，看见这一幕的外国医生也很感动。
1923年夏，鲁迅家事中最重大的一件事发生了，这就是后文要说的周氏兄弟失和反目——从此周树人和周作人基本断绝一切来往。
鲁迅决定搬出他买来的家院，他问朱安：你是留下还是回娘家？这个选择对朱安太残酷：周作人已和大哥成仇，凭啥留下大嫂？而回娘家，在那时代只意味着被丈夫抛弃，对女人是一件极无颜面的事。
于是朱安恳求跟着鲁迅搬家，说你总是需要人伺候的。鲁迅也考虑到她的处境，虽不情愿，也就答应了。
1923年8月2日，朱安跟着鲁迅搬进砖塔胡同。此后的生活更加尴尬，因为以前二人间还有个老太太，现在鲁瑞只偶尔从八道湾胡同来走走，只剩下二人四目相对，空气更加紧张。为了减少见面，他们安排了两只箱子，一个放要洗的衣服，一个是放已洗干净的衣服。鲁迅把要洗的衣服放进一个箱子给朱安去洗，再在另一个箱子里拿朱安洗过的衣服。
朱安的一切努力都告无效。最后使她对和鲁迅的婚姻彻底绝望的，是许广平的出现。
和后世对鲁迅原配夫人朱安在一段时间内讳谈不同，鲁迅和许广平的师生恋是做为佳话流传的。许广平不算很漂亮，但极有才华和个性；尤其是，（奇*书*网…整*理*提*供）许广平是为逃避包办婚姻而来北京读书的，她也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在情感上和鲁迅深有共鸣。
许广平出现在鲁迅生活里，对朱安是又一场灾难。本来，鲁迅虽对她冷淡，但在外面从来没有别的女人，这一点虽然让朱安觉得奇怪，但也很欣慰、满足；而许广平的出现使她的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家庭主妇的名份也保不住了，名义上的丈夫也要被人夺走。
1925年夏，鲁迅和许广平的关系开始明朗，朱安再也支撑不住，病重住院。鲁迅把她送进医院，也与医生讨论她的病情，但很少在病床前逗留。他的心里已全被许广平占满，他说：“原来我也是能爱的。”
在理智上，鲁迅何尝不知道朱安同样是牺牲品，她是个善良温顺的平凡女子，嫁给自己也是命运的安排；他原本已准备自己的幸福因朱安而葬送，此生不做别想。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说：“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帐。”
现在有了许广平，鲁迅忽然发现自己的生活还有转机，特别是——他心里对爱的渴望并没有熄灭，朱安让自己心如枯井，对现实生活不抱任何幻想，但许广平却让他觉得心里生机萌发。所以他说：“原来我也是能爱的。”
鲁迅极其深沉，然而这样的切身情感经历，在鲁迅的创作里还是得到了隐晦的体现。
鲁迅有一篇短篇小说《伤逝》，这是他唯一一篇爱情题材的小说。作品讲述了一对男女相爱并克服困难同居，后又因生活压力而不得不分开的故事。人们往往把它的主题解读为“爱必须有所附丽，否则是经受不起现实生活的消磨的”，然而今苏州大学副教授、我在安庆读书时的班主任汪卫东博士却发现这个文本是分裂的：小说的男主人公涓生在开篇以强烈的忏悔者面目出现，接着却就开始为自己辩解，而且越到后来越辩解得振振有词。他认为，涓生就有鲁迅的影子，他的一腔忏悔就是鲁迅发向原配朱安的；涓生的辩解其实也就是鲁迅的自辩，他也是这场悲剧婚姻的牺牲品。
1926年8月26日，鲁迅离京去了厦门大学；1927年10月，他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已改名北平）探母，告诉母亲和朋友，许广平已有身孕。
朱安的“鲁迅夫人”生涯事实上已彻底终结。知道这一切时，她孤苦无助地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没有用。看来这一辈子我只有服侍娘娘（指鲁瑞）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贯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因为朱安的温良和许广平的大度，朱安和许广平的相处十分融洽，许广平尊称她为师母。只是朱安一些和许广平不可避免的观念和处事方式冲突，在一些具体的事上略有不快。比如周海婴出世，朱安也跟着高兴；而在周海婴生病的时候，朱安很焦急，说要把孩子带到自己身边来养，许广平就不太高兴：这不是说朱安是大太太，她是二房吗？
鲁迅逝世，朱安也是五十八岁的人了，她的美好年华，因为不可选择地嫁给了鲁迅，就这么在压抑、卑微、忍让、孤寂和劳苦中如水流逝。
1943年4月，她伺候了一生的婆婆鲁瑞逝世；虽然鲁迅对她冷淡、嫌恶，但婆婆一直非常喜欢她，这也是她生活中的最大乐趣。现在，朱安只剩下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最后四年的朱安，生活十分清苦。她没有经济来源，尽管婆婆死后，周作人把原先赡养母亲的每月十五元转给她，但她知道周氏兄弟已经失和，坚决不用周作人的钱。许广平时常汇款接济她，但当时物价飞涨，许广平后来又入狱，所得也很有限。晚年朱安每天的食物主要是小米面窝头、菜汤和几样自制的腌菜。
1944年，年老多病的朱安已欠债数千元，万般无奈，她登报出卖鲁迅藏书，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消息发布后，许广平托人和她面谈，希望她好好保存鲁迅遗物。朱安说：“我不也是大先生的遗物吗？为什么不好好保存我？”来人无语，只说许广平遇到困难，回去一定寄钱来。朱安立即改变了变卖鲁迅藏书的主意，并明确表示要把鲁迅遗物的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
朱安为鲁迅付出了一生，最后几年依然在执行鲁迅遗嘱上不折不扣。鲁迅遗嘱第一条就是：“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鲁迅死后，朱安生活困顿的消息传到社会上，面对各界捐款，她严格按鲁迅遗嘱，除了鲁迅好友沈兼士等人的赠款外，她对朝鲜剧人艺术协会理事长徐廷弼及《民强报》记者等人的捐赠，均予以谢绝；对北平《世界日报》欲为她发起募捐，她也说“不便接受”。
对自己一生在鲁迅那里得到的待遇，朱安在去世前反复对人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说起许广平，她说，“许先生待我极好”，“她的确是个好人”。
1947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在北平病逝，走完了六十九年的凄苦一生。
她去世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
此前，她列出了自己死后要穿的衣服清单。就在她逝世的前一天，鲁迅在绍兴时的学生宋琳去看望她，那时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智清醒，流着泪对宋琳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她还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给她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
许广平操办了朱安的丧事。她去世三日后安葬，此间天天念经；下葬处是婆婆鲁瑞身边，墓地在西直门外保福寺处，没有墓碑。
有论者称鲁迅为“最痛苦的中国人”，这首先是指他深刻的目光洞悉了中国民众精神世界的愚昧麻木，而在心里产生浓黑的绝望与悲凉。其次就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一、家道中落，从小尝尽人情冷暖；二、包办婚姻，葬送大半生的幸福；三、兄弟失和，成为其毕生无法言说的深深隐痛；四、体弱多病，终身被多种病痛纠缠。
这里要说的，就是他那比包办婚姻更痛苦的家事——兄弟反目失和。
鲁迅和周作人，并称“五四双星”，是一对非常杰出、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思想史一个都绕不开的兄弟，因此这件家事也就成了公案。
文人是非常看重自己人生经历和情感的人，也是善于表达的人。按常理，这件使兄弟终身失和的生活大事会被同是大文人的周氏兄弟写成各式文字，或者控诉，或者辩诬，或者愤怒，或者感慨。然而，当事双方对此却能不提就不提，沉默了一辈子。其中的深深隐情，留给了严肃的研究者，以及好奇的旁观者。
1923年7月19日，“周氏兄弟失和”这一公案正式发生。这天上午，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的家。弟弟周作人脸色铁青地走过来，递给他写给鲁迅的一封信，然后转身而去。
关于周氏兄弟失和的相关文献，最直接、最详尽的就是这封信了：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在这封至今完好保存的信里，周作人称哥哥为“鲁迅先生”，要哥哥以后不要再到自己的住处来，叫哥哥“自重”！
如此绝情、伤心和鄙夷的语言，只有在鲁迅犯下了极端令人不齿的罪错才可写出。
当时已成新文化运动主将、青年导师的鲁迅读到弟弟这封信时，是什么表情和什么心情，没有人知道。
终身保持记日记习惯的鲁迅在当天日记写下了几个字：“上午启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鲁迅的日记，全是语句简单的记载，连许广平生下周海婴、他四十八岁头一回做了爸爸这样的大事，也只以一句话打发：“广平产一男。”
从鲁迅当天日记只可以看出，接到周作人的绝交信，鲁迅想找他面谈，但被拒绝，弟弟根本不与他沟通。
第二天，鲁迅早起四处看房；两周后，8月2日，他借了八百元钱，携带朱安搬进了砖塔胡同的临时居所。
八道湾那座宽敞的四合院，是鲁迅以多年积蓄加变卖绍兴祖屋买来，然后又花了大半年将其改造为适合一家人居住、特别是适合弟弟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日本生活习惯的构架；在鲁迅为改造和装修劳碌不已的时候，周作人甩开两手去了日本探望岳父母。如今，他却从自己出资出力辛苦筑起的家里被逼了出去！
面对哥哥出走，周作人在8月2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自然就是鲁迅，他已连哥哥的名字都不想提。
到第二年的6月，兄弟关系恶化到顶点。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去取回自己的书和一些器具，更严重的事态发生。根据鲁迅当天日记和在场目击者的讲述，他刚进西厢，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从屋里奔出，指着鲁迅破口大骂，言辞污秽，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立即打电话喊来几位亲友，夫妻俩一唱一和，当众痛骂鲁迅。骂到酣处，周作人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砸去，幸亏别人接住拦开，才未击中；而忍无可忍的鲁迅也抓起一个陶瓦枕，掷向周作人。在众人拉架劝解下，鲁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东西离开。
一对亲兄弟，当时中国的两位顶尖文化人，演出了如此一幕活剧。
在场的人为张凤举、徐耀辰、章廷谦和羽太信子的弟弟重九。羽太信子污秽开骂很可能用的是日语，除了章廷谦，在场其他六人都懂日语，但个个对羽太信子的话讳莫如深。
这一反目，一直延续到鲁迅逝世，二人就此终身断绝了兄弟关系。
到底是什么，使兄弟间产生了近乎不共戴天的怨仇？声称对敌人“一个也不宽恕”的鲁迅，最后十年以写“骂人”杂文为主，却从不提起一度恨不得要他命的弟弟周作人；而周作人，对此同样避开不谈。
在他向鲁迅递上绝交信的前两天，即1923年7月17日的日记，还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十个字左右，显然是与兄弟反目有关的语句。
如果这十来个字在，真相也许早就大白。
直到1964年，八十岁的周作人才在评价香港友联出版公司出版的赵聪《五四文坛点滴》一书时勉强谈及，他说：“……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当时的熟人多方猜测，后世众说纷纭，因为当事人的讳而不谈、长久沉默，至今没有结论。
二人是否因为生活、观念上的差异而积怨已久？
相反，周氏兄弟从小感情极好。在祖父入狱、父亲又病重的情况下，十几岁的长子鲁迅就挑起了“户主”的重担，请医生等家中一切事务均由他承担，特别是受人冷眼的典当家产，这样给了弟弟周作人一个安全、宽裕的童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的涉外手续、生活杂事，也全由鲁迅包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