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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的素质强过乃祖乃父，张居正自信孺子可教，所以第二件大事就是就是要叫他好好读书。
本来，大明祖制中包含有皇帝的培训方式，分两种——经筵和日讲。经筵是短训班，分春秋两季各三个月，每旬逢二的日子开讲。场面比较隆重，由勋臣和大学士主持，六部九卿、翰林、祭酒担当主讲，科道官员等也来陪读。讲完了课，大伙还可享用一顿丰盛的宴席（吃不完要打包回家），所以叫“经筵”。日讲是常课，随时举行，由大学士和讲读官主讲，君臣可以讨论，实际上成了小型碰头会。
到武宗时候，这些全都被废弃。连着几位皇帝都懒得读书。张居正现在决心要把这恶习扭过来。他定了一个课程表（《日讲仪注》），规定小皇帝除了上朝之外，其余每天上午都要来听课，除非大寒大暑或者风雨，全年一天不停。而且说干就干，八月份就开日讲，到第二年元年新春正式开经筵。
这年底，张居正让讲读官弄了一本图文本的《帝鉴图说》，是讲历代帝王“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呈给万历做课外读物（此书现在市场上还有刊行的）。万历看到有图，大喜，连忙翻开来看。他也真够聪明，不等张居正解说，自己就能讲出里面十之四、五的内容。此后，这本看图说话就放在了万历的座右，每天日讲完毕，就由张居正解说，每天如此。
小皇帝上课，张居正不仅经常到场，还亲自担任主讲。他重点让万历学的，是《大学》和《尚书》里的“尧典”、“舜典”，还有《资治通鉴》。这是要把小皇帝往圣人方向培养了。君臣这么一开课就是10年，大家都很投入，经常“谈经终日竟忘疲”（张居正诗）。
小家伙天资聪颖，触类旁通。看到《帝鉴图说》上说宋仁宗不喜欢珠宝，他就脱口而出：“国之所宝，在于贤臣。珠玉之类，宝之何益！”这认识水平比他爹可是强了一百倍。张居正连忙跟进，进行荣辱教育：“明君就是要贵五谷而贱金玉。金玉虽贵，但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区区一点点为价却不低，徒费民财，不适于用。《书经》上说‘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就是这个意思。”
万历马上想了起来：“是啊，这宫里的阿姨们就是好化妆。朕在年节时赏她们东西，常常要节省一点，她们的话就多，什么‘能用爷爷你多少啊？’朕就说了：“你们可知道，如今国库里还有多少啊！’”
张居正不由感慨万端：“皇上，您只要能这么想，就是国家的至福啦！”
说完这事情，万历又提起，刚才讲官还讲了秦始皇销毁民间兵器的事。他问：“这始皇帝好像很笨啊。木棍就不能伤人了吗，销毁兵器有什么用呀？”
张居住正答道：“治理国家，只有在对百姓施恩德和廉政上下功夫，才能凝聚民心。天下要是有什么乱子，往往出在你防范的重点之外。这大秦帝国，就是几个小兵倡乱，豪杰并起，才亡的。所以最重要的是‘人和’啊。”
万历听到这里，不觉肃然！
张居正施行的帝王教育，抓住了一个根本，就是要让万历明白：你们朱家凭什么拥有天下？
印尼民间哲学有曰：“河里的青蛙，是从哪里来？”
搞不懂这个，迟早会把江山断送掉。
这方面最好的教材，莫如本朝皇帝的作为。张居正建议万历读一读朱老皇帝自己写的《皇陵碑》。这是一篇歌谣体的自传，是明朝人忆苦思甜的最佳读本。万历看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对张老师说：“先生给的《皇陵碑》，朕览之数遍，不胜感痛！”
张居正便启发他说：“自古以来的圣人，没有一个像咱们圣祖吃那么多苦的。那时候他四处盲流，甚至到了无以糊口的地步。老爷子、老太太去世，竟然买不起棺材。这是上天要圣祖拯救苍生，才让他如此备尝艰辛的。圣祖自淮右起义，动机就是为了救民啊！登了大宝以后，他把所有缴获来的珍奇异宝都毁掉，穿的依然是旧衣服。三十年克勤克俭如一日，到了成仙的那一年，还要召集农村基层的老农与“粮长”，问他们民间疾苦。你知道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只有以‘天心’为自己的心，才能创造宏图大业，传到皇上您这儿。”
万历心服口服：“朕不敢不效仿祖宗，全赖先生辅导。”
张居正又拿隆庆做比照。他说，先帝喜欢做新袍子，穿一次就扔。“所费甚巨，皆取之于民。皇上能节约一件，则民间就会有数十人能穿上像样的衣服。皇上如果随便做一件豪华衣服，民间就会有数十人为之受冻。您不能不念及于此。”
这个说法，虽然是对自己的老爹有非议，万历还是“深以为然”。
万历完全为张居正的博大精深所折服，对张居正执弟子礼，毕恭毕敬。张居正偶尔肚子疼，万历也要亲手调一碗辣汤奉上。张居正患病在家，万历就会马上派太医院御医前去诊断，又亲自包了一包药，派太监送去，守着张居正服下然后回来复命。
万历后期曾任大学士的于慎行回忆说：“盛暑讲课时，皇上要先站到张相公站的地方，试一试温度凉热。冬天讲课时，皇上要给张相公在地上铺一块毯子，怕相公的腿着凉。”
君臣若此，同心谋国，实为古今所未有！
这一和谐关系，基本贯穿整个“万历新政”时期。从这个时候看，万历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中兴之主”。至于张居正死后，万历突然恩断义绝、而且完全背弃了早期努力的原因在哪里？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朱东润先生强调张居正对万历的教育失之过苛，造成了小孩子的逆反心理。而黄仁宇先生则以为，是万历在张居正死后发现了张并不是道德完人，由于失望而心生怨恨。这两种说法，影响甚广，几成定论。
说起张居正的身后事，现在人人都在嚼这两块馍。
但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夸大了心理感受的作用。倒是韦庆远先生在这方面的观点更接近事实。他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万历在大婚以后（万历六年）道德大滑坡，与张居正的期望形成尖锐矛盾。二是，成年之后的万历，在由谁来掌握最高权力的问题上与张居正发生了冲突。
这个说法，才有可能是问题的实质。这里暂且按下不说。
如果万历后来没有受身边无赖宦官的影响，而是一直求上进。那么，张居正“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很可能就得以实现。
那么，晚明的历史，将因此而截然不同。
可惜。历史的走向，往往是越走越糟。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定律，没什么道理可讲。期盼百年，场场落空！也许生为明朝人，这本身就是个大不幸。
且说张居正在隆庆末年需要摆平的第二件事，是处理好与李贵妃的关系。
李贵妃起自民间，从小生活在京郊宛平，父亲李清是个泥瓦匠，十分热爱劳动。一直到隆庆二年，李贵妃封了皇妃，老人家才收起了瓦刀灰桶（闺女有话了：你还缺那俩钱儿吗？）。嘉、隆两帝的没出息，让她深感痛心，所以决心把孩子培养成合格帝王。
万历读书有时侯偷懒，她就喝令罚跪。且下令不许30岁以下的宫女在小皇帝身边伺候，以免坏小子过早做“坏事”。每次讲课完毕，她都要令万历把内容复述一遍，“以验其记否”。每逢上朝，到了五更时她就走进万历寝室，喊一声：“帝起！”然后让宫女扶起小皇帝，亲手打水给小家伙洗脸，再把他扶上小轿送走。
——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被老妈如此的管教与约束，据说是史上罕有。
任命张居正为首辅主持朝政，就是出于她的决断。张居正的严谨内敛，也恰好符合李贵妃心目中的“帝师”标准。
张居正当然知道这里面的利害。目前皇权的最核心部分，就控制在这个27岁的单身女人手里。小皇帝，不过是她授权的二级管理者。
中国哲学讲究“擒贼先擒王”，张居正在协调与皇权的关系上，就牢牢地擒住了这个王。
出身微寒与孤儿寡母的境遇，使得李贵妃的心理极其敏感，生怕宫内外有人瞧不起她。张居正便适时为她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张居正执政之初，恰好遇到两宫尊号的问题。按照大明祖制，新皇帝出炉后，先帝正室还在的，皇后要被尊为太后。新皇帝的生母如果是妃子，就只能尊为皇太妃，等级上要低了许多。到了弘治朝（孝宗），皇帝生母也可以称太后了，但只能是“秃头太后”，“太后”两字前面不能加徽号。而嫡母太后的前面，则尊加两个字的徽号，以示等级差别。
张居正摸透了李贵妃意欲出头的心理，他提议，陈皇后与李贵妃不仅可以同升太后，而且都可加徽号。
这当然是违背祖制的，但他料定李贵妃不可能推辞，便将此事做为结好宫闱的重要步骤，极力促成。
他吩咐礼部：“既同为太后，多二字何妨。”如此，把一个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举措，轻松带过。吏部侍郎王希烈立即照办，于是“两宫并尊”（《国榷》）。陈皇后称“仁圣太后”，李贵妃称“慈圣太后”。后来沈德符论及此事，说张居正这样做，是“内谄慈圣，以为固权也”（《万历野获编》）。
在今人看来，两个字也许一钱不值。但在古代礼法等级社会，名号却是性命攸关。甚至迄今余韵尚在，否则流行词汇中何来“正厅级待遇”、“国家一级作家”之类的说法？我们也未必就能笑古人愚执。
两个字换来了李太后对张居正执政的无条件支持。在当时，挟高拱被强力驱逐的威势，这个违制的动作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称得上是明朝时一次成功的“别针换别墅”的案例。
李太后终于正了名，在地位上与陈太后平起平坐，再不必像过去那样，每日向皇后请安了。其心情之惬意，可以想象。
投桃抱李，她对自己娘家的人也就比较约束，不让他们给外廷的工作添乱。娘家人或子弟如有请求加官进爵的，她就让他们把过去用的瓦刀拿来。然后问，这是什么？答曰：瓦刀。李太后就会训斥：“当日你们就靠这个过活，今日已经大富大贵了，还嫌不足么？”对亲属的廉政教育十分到位。
此后，李太后的父亲瓦匠李伟跟着鸡犬升天，直升“武清伯”。他曾经提出请拨公款给自己造府第、建生茔（活人建墓），张居正都很痛快就给了方便。但是这位前瓦匠贪心不足，串通内库官员，在承揽京营军士冬衣制作中偷工减料，衣服糟得不能穿，引起了军士哗乱。司法部门不好追究，张居正就将此事先巧妙地推到李太后面前，叫人拿了渔网似的破军衣给太后看。李太后顿感大丢颜面，传谕内阁依法处置，决不要袒护。
张居正在处理这件事时，颇费了一番心计。他革退内库官30余人，重新发放合格军衣，平息了事件。然后，又巧为武清伯开脱，说责任其实不在李伟，让李伟接受了一通皇帝的训斥完事。再借此称赞太后“至公无私，中外臣民莫不仰诵”（《万历起居注》）。此举既制服了李国老，又给足了李太后面子。
张居正上台，需要处理好的第三件事是，与太监领袖冯保的关系。冯保这人，招权纳贿，名誉不甚好。《明史》本传没给他下什么好评语，说他“性贪”、“横肆”、“黠猾”。
这一点，要从两方面看。在我们的印象中，宦官不坏的好像很少（蔡伦、郑和是特例），似乎良知道德都随着那玩意儿一起给阉掉了。但是，史书一般都是朝官写的，因此就不免有偏激之处。历代宦官为祸，是朝官的恶梦，大臣们甚至在正式行文中对宦官都没有什么好称呼，比如“宦竖”、“大珰（帽子上的装饰）”、“权阉”、“中涓”之类。在史书中，修史的官员对前朝的宦官当然不会留情面，于是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定型的印象。其实在宦官中，正派、老成、甚至才华横溢的，也大有人在。
冯保跟前朝后代的一些“权阉”比起来，还算是比较本份的。只要不得罪他，为人也还平和、谨慎，不大有太过格的事。
张居正对冯保在李太后面前的得宠，决不像高拱那样看不得，而是相当尊重。严守“井水不犯河水”规则，不去抢占不属于自己的地盘。但是对冯保这个人，又没有敬而远之，那样的话就可惜了。他看出了冯保是联结皇权与相权的关节点，决不可忽视。对冯保，张居正以结好的方式进行了不露痕迹的驾驭，借用冯保之力，来加强自己的权势。所谓冯保的权力，说到底也就是李太后的权力。正是这条管道，源源不断地给张居正送来了强大的权力资源。
张居正心中有数：有了这个本钱，再放开手整顿朝政，才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有雷霆万钧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