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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着吃奶的婴儿，一起进了监牢。
晓波记得母亲在押解台北之前，跟外婆辞别，哭着说，就当她车祸死亡，
请妈妈将四个幼儿带大。
这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性，在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枪决。晓波再见
到妈妈，只是一坛骨灰。营长父亲因为﹁知匪不报﹂，判处七年徒刑。
十岁的男孩王晓波，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突然成为孤儿。他带着弟
妹每天到菜市场去捡人家丢弃的菜叶子回家吃。有一次外婆一个人到蕃薯田里
去找剩下的蕃薯头，被人家一脚踢翻在田里。
读书的整个过程里，除了挨饿之外，这男孩要小心翼翼地不让同学发现他
的﹁匪谍﹂身世，但是，老师们都知道。一犯错，老师很容易一面打，一面就
脱口而出，﹁王晓波站起来，你这个匪谍的儿子！﹂
王晓波后来在台大哲学系任教时，自己成为整肃对象。被警总约谈时，侦
讯员直接了当地说，﹁你不要像你母亲一样，子弹穿进胸膛的滋味是不好受
的。﹂127
说起这些往事，他笑得爽朗。所有的孤独、受伤，被他转化为与底层﹁人
民﹂站在一起的﹁我群感﹂。他很自豪地说，﹁我来自贫穷，亦将回到贫穷。﹂
我一边戏谑他是﹁偏执左派﹂，一边不禁想到，十岁的王晓波，也一定曾经一
个人在木麻黄下面站着吧？
我约了郑宏铭，跟我一起去新竹北埔的济化宫，那是一个山里的庙，听说
供奉了三万三百零四个牌位。有人从日本的靖国神社，把所有阵亡的台籍日本
兵的名字，一个一个用手抄下来，带回新竹，一个一个写在牌位上，为他们燃
起一炷香。
我想到山中亲自走一趟，看看这些年轻人的名字。他们是陈千武、蔡新
宗、柯景星、彭明敏、李登辉的同龄少年，只是这三万多人，没有机会变老。
和王晓波同样在一九四三年出生的淡水孩子郑宏铭，一岁时，开诊所的医生父亲被征召到南洋，上了那条神靖丸。战争末
期，几乎每一条曾在太平洋水域行驶的日本船
舰，都冒着被炸沉的危险。神靖丸从高雄港出
发，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二日，被美军炸沉。
即使知道要战败了，战争的机器一旦转动，
是很难叫停的，日本仍旧把台湾的精英，一批批
送往南洋。
肃静的大堂里，三万多个牌位整齐地排列，
一个紧挨着一个，狭窄的行与行之间只容单人行
走，像图书馆中的书库。有一个身影，正跪在两
行之间，用原住民族语祈祷。郑宏铭屏着气，一
行一行慢慢地行走，连脚步声都轻得听不见。
他在找自己父亲郑子昌医师的牌位。
宏铭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有一
天，镇公所来一个通知，要他们去领父亲的骨
灰。领到的盒子打开一看，没有骨灰，只有一张
纸。
他不明白，但是察觉到，族人对他特别温柔、特
别礼遇。跟着母亲走访亲戚时，鸡腿一定留给他。那
特别的温柔，是以父亲的丧生换来的。
因为没有爸爸，母亲必须外出打工，宏铭也变成
永远的插班生，跟着母亲的工作，从一个学校到另一
个学校。因为没有爸爸，系鞋带、打领带、刮胡子，
这种爸爸可能教儿子的生活技能，宏铭全部自己在孤
独中摸索；他不敢问，因为问了，人家就可能发现他
的﹁身世﹂。一九四五年再度改朝换代以后，为日本
战死，不是光荣，而是说不出口的内伤。
郑宏铭的母亲找父亲的骨灰，找了很多年，到八○年代才听说，随着神靖
丸沉到海底的骸骨，被安置在靖国神社里。母亲就奔往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这四个字，在他们所处的周遭环境里，是一个塞满火药、一
点即爆的历史黑盒。对郑宏铭母子，却只是﹁父亲你在哪里﹂的切切寻找。靖
国神社里并没有神靖丸丧生者的骨灰，于是郑宏铭开始认真起来，母亲没有找
到的，他想为她完成。
和郑宏铭在三万多个灵位中行走，这里静得出奇——三万多个年轻人最后落脚的地方，除了少数家属，没有任何人会来到这里。站到历史错的一方去
了，你要受得起寂寞。
寺庙外卖纸钱和汽水的妇人说，﹁起风的时候，暗时，会听到哭声从庙里
头传出来？？ ﹂一个本来坐在柱子边用斗笠遮着脸打盹的男人，突然拿下斗
笠，说，﹁还有人听见百万战马在跑的声音？？ ﹂
在新竹那一天，郑宏铭没有找到父亲的牌位。走出寺庙，他看来真的有点
落寞。
郑宏铭到今天都还觉得想不透：父亲错在哪里？诊所荒废了，家里有年轻
的妻，一个一岁大的爱哭爱笑的孩子，医学院毕业的父亲，难道想去战场赴死
吗？生下来就是日本的国民，难道是他自由的选择吗？
王晓波和郑宏铭，互不相识，但是他们在同一个岛上长大，同一年，考进
台湾大学。
都是台湾人，但是他们心里隐忍不言的伤，痛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他是我兄弟
寻人启事
即使是内战六十年之后，海峡对岸的寻人启事从来没有间断过。
2009…05…06
寻找哥哥刘长龙
我想找我哥哥，他是陕西省安康市吉河镇单嘉场人。一九四八年被国民党
抓壮丁，现在可能有八十岁，以前在鼓楼街学铁匠。曾经来过一封家信，
说在云南打仗。我叫刘长记，希望你们帮我找找，感激不尽。
2009…05…31
寻找单德明、单德义
两兄弟在四八年被抓去了台湾，老家是河南开封。德明被抓时已娶妻单谭
氏︵当时单谭氏已怀孕，六个月后生一女，取名单秀英，现年六十岁︶。
2008…10…11
寻找丈夫赵宗楠
重庆市的陈树芳，寻找在台湾的丈夫赵宗楠，现年七十八岁。老家住重庆
永川市，宗楠民国三十年考进国军中央军校，三十三年在国军第八十三师
任连长。一九四九年从重庆去了台湾。请帮我找他。
一则寻人启事不能超过三十个字，平均每一个字，秤秤看，包含的思念有
多重？以六十年做一个单位，算算看，人的一生，可以错过几次？
在蒙蒙的光阴隧道里，妻子仍在寻找丈夫，女儿仍在寻找父亲，兄弟仍在
寻找兄弟。那被寻找的，是天地无情中一堆破碎的骸骨呢，还是茫茫人海中一
个瘦弱的、失忆的老人？
如果郑宏铭的母亲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太平洋里丈夫的遗骨？
如果王晓波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他年轻的母亲和所有他本来该有的亲吻
和拥抱？
如果蔡新宗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他在战俘营里失落的十年？
如果管管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重新为父母砍柴生火的一天？
如果林精武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战死的同袍黄石的家人？
如果河南的母亲们可以写一则共同的启事，寻找十万大山中失踪的孩子？
如果？ 弦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个离家的时刻，让他补一个回头，深
深看母亲一眼？
如果吴阿吉和陈清山，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那一艘泊在高雄港的军舰，
让他时光倒带，从船上倒退走向码头、回到卑南乡？
如果美君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沉在千米水深的上直街九十六号？
如果槐生可以写一则启事，寻找一次，一次就好，跟母亲解释的机会？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
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
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
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后记
我的山洞，我的烛光
佛学里有﹁加持﹂一词，来自梵文，意思是把超乎寻常的力量附加在软弱
者的身上，使软弱者得到勇气和毅力，扛起重担、度过难关。
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四百天之中，我所得到的﹁加持﹂，不可思
议。
为了给我一个安定的写作环境，同时又给我最大的时间自由，香港大学争
取到孔梁巧玲女士的慨然支持，前所未有地创造了一个﹁杰出人文学者﹂的教
授席位，容许我专心一致地闭关写作一整年。
港大的﹁龙应台写作室﹂在柏立基学院，开门见山，推窗是海。山那边，
有杜鹃啼叫、雨打棕榈，海那边，有麻鹰回旋、松鼠奔窜。这里正是当年朱光
潜散步、张爱玲听雨、胡适之发现香港夜景璀璨惊人的同一个地点。
我清早上山，进入写作室。墙上贴满了地图，桌上堆满了书籍，地上摊开
各式各样的真迹笔记、老照片、旧报纸、绝版杂志。我是历史的小学生，面对
﹁林深不知处﹂的浩瀚史料，有如小红帽踏进大兴安岭采花，看到每一条幽深
小径，都有冲动一头栽入，但是到每一个分岔口，都很痛苦：两条路，我都想
走，都想知道：路有没有尽头？尽头有什么样的风景？
我觉得时间不够用，我觉得，我必须以秒为单位来计时，仍旧不够用。
卡夫卡被问到，写作时他需要什么。他说，只要一个山洞，一盏蜡烛。柏
立基写作室在二○○九年，就是我的山洞、我的蜡烛。每到黄昏，人声渐杳，
山景忧郁，维多利亚海港上的天空，逐渐被黑暗笼罩。这时，凄凉、孤寂的感
觉，从四面八方，像湿湿的雾一样，渗入写作室。
我已经长时间﹁六亲不认﹂，朋友们邀约午餐，得到的标准答复都是，
﹁闭关中，请原谅，明年出关再聚﹂。
但是，当凄凉和孤寂以雾的脚步入侵写作室的时候，会有朋友把热饭热
菜，一盒一盒装好，送到写作室来。有时候，一张纸条都不留。
夜半三更，仍在灯下读卷，手机突然﹁叮﹂一声，哪个多情的朋友传来简
讯，只有一句话：﹁该去睡了。﹂
有时候，一天埋首案头十八个小时，不吃饭、不走动、不出门，这时肩膀
僵硬、腰酸背痛，坐着小腿浮肿，站起来头晕眼眩。然后，可能隔天就会收到
台湾快递邮包，打开一看，是一罐一罐的各式维他命，加上按摩精油、美容面
膜。字条上有娟秀的字：﹁再伟大，也不可牺牲女人的﹃美貌﹄！﹂
披星戴月、大江南北去采访的时候，纪录片团队跟拍外景。所有能够想象
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火车、汽车、巴士、吉普车、大渡轮、小汽艇、直升
机。在上山下海感觉最疲惫、最憔悴的时候，我看见工作伙伴全神贯注，然后
用一种笃定的、充满信任的声音说，﹁一定会很好。﹂
最后的两个月把所有数据搬到台北，对文字作最后精确的琢磨。朋友们知
道我每天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自动形成了一个﹁补给大队﹂：笔记计算机写作
太辛苦？第二天，新的桌上计算机已经送到、装好。没法放松？第二天，全新的
音响设备送到。台风、淹水？﹁来，来我的饭店写。房间已经准备好。﹂冰箱
空了？鲜奶、水果，矿泉水，马上送过去。
因为写作，连定期探看的母亲，都被我﹁搁置﹂了。但是夜半写作时，我
会突然自己吓到自己：如果﹁出关﹂时，母亲都不在了——你这一切又是为了
什么呢？第二天，焦虑地打电话给屏东的兄弟们探问，他们就在电话里说，
﹁妈妈我们照顾着，你专心写书就好。﹂
万籁俱寂的时刻，孤独守在﹁山洞﹂里，烛光如豆，往往觉得心慌、害
怕，信心动摇，怀疑自己根本不该走进这看不见底的森林里来。这时电话响
起，那头的声音，带着深深的情感和温暖，说，﹁今天有吃饭吗？﹂
第一稿完成时，每天日理万机的朋友，丢下了公司，和妻子跑来作书稿校
对。十五万字，一个字一个字检阅，从早上做到晚上，十二个小时高度聚焦不
间断。离去时，满眼血丝。
我身边的助理，是年轻一辈的人了，距离一九四九，比我更远，但是他们
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每个人其实手中都有很多其它的工作，但是在这四百天
中，他们把这本书的工作当作一种理想的实践、社会的奉献，几乎以一种﹁义
工﹂的情操在燃烧。
所有的机构，从香港大学、胡佛研究院、总统府、国防部、空军、海军司
令部到县政府和地方文献会，倾全力给了我支持。
所有的个人，从身边的好朋友到台湾中南部乡下的台籍国军和台籍日兵，
从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到退辅会的公务员，从香港调景岭出身的耆老、徐
蚌会战浴血作战的老兵到东北长春的围城幸存者，还有澳洲、英国、美国的战
俘亲身经历者，都慷慨地坐下来跟我谈话，提供自己一辈子珍藏的数据和照
片，那种无私的信任，令我惊诧、令我感动。
我对很多、很多人做了口述，每一次口述都长达几个小时，但是最后真正
写入书中的，只有一半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