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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在东北，完成大部分的扫荡义勇军作战任务，而开始把军力南移热河与辽西了。
10。6 实力悬殊的热河之战
就整个战略与军力的布署而言，热河之战，根本不需正式的接战，就已经可以看出结局了。武藤信义大将所统领的关东军精锐，兵精粮足，士气高昂，对于热河正进行有计划与大胆果决的作战准备，并且更积极进行政治上的策反工作，找到不少的汉奸军阀作为内应，因此日军清楚掌握了热河军、政局势的情报。
而张学良虽然在形式上统领华北各军迎战，但是这些部队之间本有异心，更是还没有建立真正的国家民族共识，加上粮弹不足，训练不够，后勤缺乏，号令不一，参战各军主要的关切焦点，还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生存与利益，对于命令，也自然各有自己的立场与打算，这种非现代化又非国家化的杂牌军，根本不是威望不足的张学良所能调动自如的。不过在当时的华北，除了张学良之外，也找不到更好的统帅，而蒋介石以及中央军仍然在陷在华中与华南的几个战场上，根本无法分身。
虽然在军力对比上是如此的悲观，不过在舆论与现实的压力下，国民政府对于热河的防守，仍然有着期待，由于国民政府与东北军先前对于东北与日本的局势发生误判，而在东北采取了不抵抗主义，使得东北近乎没有抵抗下就沦陷，因此造成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大的决策性错误，因此，国民政府必须要在热河，有些奋战的表现才行。而在一二八的上海事变中，中国守军英勇作战的表现，又让当时急切寻找好消息的舆论觉得，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进行正面作战，并非完全不可能获得理想的战果。这些纸上的“军事专家”，以及靠煽动民意为奥援的政客们，制造出的一种错觉，就是只要逼国民政府立刻在热河与日军作战，中国就是不赢，大概也输不到哪去。
因此虽然蒋介石了解，此时的中国仍然不能因为热河的领土保卫战，而与日本进行正式的决战，但是在热河，至少要打一场牺牲惨烈的抵抗战，以减轻民意的压力。所以当日军开始有意部署攻击热河之时，蒋介石就三番两次的急电张学良，要张学良设法调兵遣将，积极的准备进行热河之战，必要时中央决定增援六个师的部队，支持热河保卫战。蒋介石实在希望张学良能在热河有一番浴血抵抗的作为。
由于张学良不战而丢掉东北，不但军政资源大部尽失，且东北军的威望与军心都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因此更增加张学良调动在华北的各个山头部队作战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张学良哪里敢再欢迎中央军的加入，而破坏华北各个军系之间的平衡。何况到时候中央军会听谁的命令，才是一个更大问题？假如张学良指挥不动中央军，那么东北军在华北的前途，就更加的岌岌可危了，因此张学良就极力婉谢中央军北调，却希望中央给与热河布防充足的后勤与军费的支持，但这是国民政府无力也不愿办到的。
张学良面对强敌压境与后勤支持不足的困境，一种疑惧与保本的心理，就左右着他迎战的决策。同时张学良对于热河局势未来的发展，也产生错误的判断：由于关东军并未借着石本事件，扩大对热河的进攻，同时关东军也在私下加强游说东北的部分将领，要求他们设法寻求中立或是靠拢，所以张学良认为，日军仍忙于对付东北抗日义勇军，进攻热河的兵力恐怕不足，加上日本也要顾及国际社会的压力，因此目前应有一段观望与缓冲的时间；而且中国方面的部队既没有胜算的把握，日军暂时又无力威胁热河，那么目前的策略最好是不要主动的刺激关东军，因此倒不如暂时留着两面派的汤玉麟，正好可以作为东北军与关东军之间的缓冲。因为一旦中国的部队进入热河，不但会有严重的后勤问题，也会改变目前的战略平衡，那么关东军就不可能坐视中国军队在热河布防，这样必然会提早引爆双方的直接冲突。因此张学良一直设法在拖延派兵进入热河的时间。
不过关东军对于夺取热河，根本是有关占领满蒙成败的战略设计，因此这已经是日本政府、军部以及关东军共同的政策目标，只待适当时机来临，就必然会动手。在关东军开始调兵遣将、准备部署进攻热河之时，其驻扎在山海关外围的部队，却抢先一步行动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晚间，日本榆关铁路守备队队长落合甚太郎少佐，借口关东军受到中国军队的手榴弹攻击，对中国守军提出了无理的要求，再要求不遂的情况下，于一月二日对中国守军发动军事攻击。
由于当时张学良担心东北军与关东军会在山海关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只布防极少的部队在山海关阵地，名义上是一个团，实际是只有两个营而已。而根据辛丑和约的规定，中国从山海关经天津到北平的铁路沿线，是不准建筑防线，与增加驻军的。日军的攻击在遭到中国守军的反击之后，关东军立刻就调动第八师团部队，以及日本空军与在渤海的军舰，以强大的联合火网，猛攻戍守山海关阵地的东北军。在兵力与火力悬殊的情形下，东北军惨烈的抵抗日军的攻势，但却无法扭转敌众我寡的劣势，山海关以及附近的战略阵地，就都被日军占领了，这使得中国在热河的防线，出现了侧翼洞开的危急状况。
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武藤信义非常清楚的知道，假如日军不能迅速地夺取热河，而将中国军队逼到长城以南，那么东北的义勇军，就会继续有后援而反抗满洲国与关东军；更为重要的是，当假想敌苏联发动攻击在东北的日本部队时，日军需要有更为广大的战略纵深进行防卫反击。不过在当时，东京的参谋本部仍然认为，关东军进攻热河的时间应该适当的延后，因此特别派遣总务长梅津美治郎大佐前往东北，要求关东军谨慎从事。但是武藤坚持，用兵就是要能大胆的出敌不意，由于武藤在日军中崇高的威望与地位，因此参谋本部也就不再反对武藤的用兵计划，转而支持关东军在一九三三年年初进军热河作战计划。
这时的日皇裕仁，已经沉湎在日本帝国扩大版图，以及皇军神威无敌的热情之中，对于武藤的进军热河计划，当然是非常的高兴与赞成，因此立刻颁布敕命，允许关东军进兵热河，成为日本正式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作战敕令＇3＇。武藤大将在奉命之后，在一月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连发三道进军命令，派遣第六、第八师团与第十四与三十三混成旅团，加上所招降的满洲国的汉奸部队，总计八万多人，果断的向热河发动三路攻击。不过当时武藤所奉的热河作战敕令，是只准关东军在热河地区之内进行作战，敕令特别规定，关东军不得越过长城防线，进入中国的关内，以免国际社会对于日本造成过多的压力。但是武藤的热河作战计划，却把作战重心，放在攻击长城与威胁平、津。
武藤的热河作战计划大体如下，他下令第六师团与满洲国的汉奸部队，一面招安，一面奔袭攻占热河北与东部，在得手之后，然后立刻向南旋转直切中国军队的长城防线。而第八师团与两个混成旅团，则是直接先进攻热河南部的中国守军，然后就地南攻长城防线。由于日军的作战训练与装备，都是为了在西伯利亚与俄军进行野战所设定的，因此非常适合在冬季酷寒的关外作战，同时日军又首次使用空军配合作战，充分发挥了日军火力与机动力的专长。而中国的守军，却只是由军阀改编的地方部队，根本没有大战线联合作战的能力、装备或经验，更是根本没有见过飞机的火力攻击了。加上后勤不足与政治斗争的问题，华军没有提早进入热河进行阵地布防，仓促之间进入热河，当然只有挨打的份了。
这时关东军在奉命进入热河之后，却未立刻发动攻势，反而在进行周密的布署，以及准备后勤的支持。这种“缓进急战”的战法，迷惑了中国守军的判断，以为日军兵力不足，不习惯在塞北高原冬季作战，需要集结更多的兵力才能发动真正的攻势＇4＇，因此国民政府也大张旗鼓地发表保卫热河宣言。
当时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特别热心支持热河作战，在二月十八日，与张学良等人亲自前往热河劳军，声明国民政府一定会在热河与日军打到底，而且慷慨的带去一笔军费，甚至派出自己的亲军税警团前往热河。国民政府摆出一副决心迎战的气势，宣称可以在热河有效防守三个月以上，因此当时中国的舆论大都认为，由一二八上海作战以及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战绩来看，中日之间的战力“其实”相差有限，所以对于热河之战，抱持了很乐观的期待（殊不知中日两军的战力，若在真正的野战战场上对决，还是差得太远了）。
这时在各方面压力之下的张学良也打起精神，经过几番的讨价还价之后，他将华北的各军，编组成八个军团迎战日军。由于张学良认为热河作战只是一种苦肉计，以牺牲来换取同情与时间，根本就不认为华北的军队能够守住热河，因此张学良仍然将各军的主力放在保卫平津：第一军团于学忠与第二军团商震镇守滦东，第三军团宋哲元防卫通州，第四军团万福麟才进入热河南部布防，第五军团就是汤玉麟的部队，第六军团由与汤有关系的东北军老前辈张作相，混编东北军与支持的义勇军，防守热河中部，第七军团傅作义在察哈尔待命，第八军团则是由中央军的杨杰在北平做为预备军力。
整个华军的人数虽多达二十万人，但是战力与火力都严重不足，更是没有统一的指挥与足够的后勤支持。张学良知道反正热河是绝对守不住的，他的作战安排重点是要华军能够打一场还算过得去的防守作战，好对舆论有个交待，因此大军不易深入热河布防，以免受到日军的切断与围歼，而以主力保住平津。就华军的兵力布局而言，是南重北轻，主力都在河北边界而非热河。
10。7 长城浴血抗战
在这个时候，关东军已经静悄悄地在热河完成作战准备，兵力迅速的集中到攻击位置，在完成了收买汤玉麟部属的最后交易价码之后，武藤信义下令在热河与辽西的关东军，在二月二十三日发动全面攻势。由于热河人民多年来，不堪汤玉麟的苛政剥削已久，因此在战争开始之后，热河百姓不但不支持华军进入热河布防，反而发动抗暴的民变，造成关内北调的中国部队，受到民团的攻击与破坏，难以在时限内完成布防。而中日两军在刚一接战时，北部战线的汤玉麟部队，就立刻变节投降，跟着东部战线也同样溃退，因此造成日军顺利地在三天之内，席卷热河北部与东部，然后立刻分兵三路，直扑热河省会承德与热河南部的长城防线。
而指挥第五军团的汤玉麟，在接到前线战败消息之后，立刻动员所有运输车队，载运自己的私产与大量的鸦片弃城而逃，造成热河作战中国军队的防线与士气全线崩溃；三月四日，日军仅以一百二十八名轻骑兵长驱直入，就轻取省会承德，至此热河之战已陷入全面的混乱之中，参战各军只有先求自保。建制比较完整的第四军团的万福麟部担心受到包围，接战之后立刻仓惶的撤退到长城防线附近，而混杂编组的第六军团张作相部，也在压力之下溃散。在一片的混乱的局势下，各个立场不同的部队是否接受日本收买而哗变的谣言，更是有如风声鹤唳般的动摇了军心。
这时候，整个华北已经进入面临日军席卷的危急时刻，华北各军将领以及政治与社会民意领袖，立刻联名急电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兼程前往北平坐镇指挥，否则华北局势势将糜烂崩溃，北平与天津都可能会不守了。
而这时蒋介石在南方也是自顾不暇，他在江西剿共的中央军也正遭到败绩，根本无法抽调大军北上，财政更是吃紧到与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闹翻。但是在接到华北告急的情报之后，蒋介石只有急调二十五师关麟徽，第二师黄杰，第八十三师刘戡，由徐庭瑶指挥，组成第十七军战斗序列，前往北平与长城防线，支撑面临崩溃的地方山头部队。但是由于中国在热河的杂牌军守军，根本不堪一击的溃败，激起了全国舆论一面倒的声讨，一股政治风暴已经冲击到国民政府的整个军政结构，要求张学良下台负责，成为舆情一致的“共识”。
蒋介石原没有料到热河的战事，会出现如此快速变盘的局面，因此在接到大局出现崩溃的急电之后，于三月九日匆匆的北上抵达保定，他立刻会晤了张学良与华北其它军政领袖。张学良自知自己无力指挥全局作